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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876年（光緒二年），受大清朝廷委派，一個中國人以“大清使者”的名義，去了英國。

這個中國人是華夏幾千年以來首個正式的駐外公使，距離1793年首個正式的外國公使——英國人馬爾嘎尼——來到中國，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

這過去的八十多年里，世界各國的大事、要事層出不窮，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

1794年，法國爆發熱月反革命政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結束；

1804年，拿破侖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

1807年，美國人富爾敦制造的第一艘汽船試航；

1825年，英國人史蒂芬孫制造的第一臺蒸汽機車試行；

1836-1848年，英國憲章運動；

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推翻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解體德意志邦聯；

1851年?，拿破侖三世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

1861-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

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

1870-1871年?，普法戰爭，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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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當然，這過去的八十多年里，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沒有閑著，也是各種疾風驟雨、濁浪滔天：

1804年，?嘉慶皇帝登基?；

1816年，英國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為特使的使團訪問大清國；

1820年，道光皇帝登基；

1839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

1844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

1845年，英國在中國上海設立近代史上第一塊租界；

1850年，咸豐皇帝登基；

1851-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8年，中俄簽訂《愛暉條約》；

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

1861年，同治皇帝登基；

1871年，中日簽訂《通商章程》；

1875年，光緒皇帝登基，中英簽訂《煙臺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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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這八十多年里，大清國換了很多皇帝，打了很多戰爭，死了很多子民，簽了很多條約，割了很多土地。

總而言之，古老的中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李鴻章于1873年?在《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所說的那樣：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

這些變化的出現，一方面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給大清朝廷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傷害和震撼，另一方面也是近代文明向傳統社會發起的肆無忌憚的挑戰與沖擊。

為了應對這些變化，大清朝廷迫不得已，決定以官方形式，正式委派一位中國公使前往英國，處理“西夷”有關事宜。

這位公使的名字叫郭嵩燾，那一年5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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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為什么是郭嵩燾？

因為他是那個時代最懂“西夷”的中國人，是那個時代能夠真正清醒看世界、站得最高并且看得最遠的中國人。

郭嵩燾是湖南湘陰人，字筠仙。生于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死于1891年（光緒十七年），終年73歲。

他的一生，見證了鴉片戰爭、割地賠款、太平天國、火燒圓明園、洋務運動等等等大清朝廷在道光、咸豐、同治這三代皇帝在位期間所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以及光緒帝早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郭嵩燾首次接觸“西夷”，就是在鴉片戰爭的最前線浙江。

1840年（道光二十年），郭嵩燾到杭州給浙江學政羅文俊當幕僚。

當時，由于林則徐“虎門銷煙”，英國“東方遠征軍”開始對華用兵，首先在浙江登陸，1840年7月攻占定海。

二十出頭的郭嵩燾，親臨浙東前線視察，見識到“浙江海防之失”導致的狼狽局面，并對一向被“華夏”所看不起的“蠻夷”的船堅炮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多以后，當郭嵩燾進一步了解到大清禁煙的事實以及英國人的意圖后，他開始意識到：“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耆”。

在他看來，“西夷”可能不是一個可以一戰了事的對手，他們的目標似乎不只是土地、玉帛、皮草，動機也不只是虛榮心、尊嚴和強權霸道——他們想要的還有平等和誠信，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講道理”。

他開始強調與“夷人”交涉應該講“理”，認為對待“夷人”應該首先了解他們的目的，然后再找應對之策，盡量避免把外交事宜變成兵戎相見。

可惜的是，那時的郭嵩燾，雖然屢次上京赴考，卻屢次名落孫山，一直沒當上什么像樣的官職。

人微言輕，他的觀點不僅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被其他人視為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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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后，上海成為通商口岸。

從1843年開始，陸續有英國領事、商人、傳教士等抵達上海，清政府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作為英國人的居住地，即后來的租界。

隨后十多年里，越來越多的洋人來到上海圈地立足，安營扎寨，開枝散葉。洋房、洋樓、洋設施等等，如同雨后春筍一般冒出來，鱗次櫛比，蔚然成風。

1855年（咸豐五年），郭嵩燾為幫助湘軍籌措抗擊太平天國所需的軍餉，也來到了上海。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接觸，對“夷人”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在洋涇浜，郭嵩燾看到那些洋樓、洋房：“極明爽，四面皆離立，環以窗欞，玻璃嵌之。……置諸玩器，精耀奪目”，心里的感受是“雄敞可觀”、“窮奢極靡”、“靡不精潔”。

他看到洋人的動物都很高大，洋人也很高大，洋孩子“極秀美”，留意到“夷婦多出游”。這些形象，與此前在中國人口中所流傳的“鬼佬”“紅毛鬼”等迥然不同。

當他與打過一次交道的法國洋行的幾位“頭目”再次相遇時，他們主動前來殷勤致意，“握手款曲”，他大為感慨：雖然彼此言語不通，禮儀卻很周全，是“內地所不如也。”

郭嵩燾甚至認為，西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體現出來的儀式、禮節、規范，堪稱禮儀上國，而號稱“禮儀之邦”的中國，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并不理想。

他去拜訪法國領事公館，看到廳堂的陳設和擺放之后，也是非常驚訝：“細致精妙，非中國所能為也”。

他去黃浦江上參觀英國的火輪船，看到船上有一尊五千斤重以及十幾尊三千多斤重的大炮，以及指南設備、救生船只、后艙機器等等，還品嘗了“酒味甘濃”的葡萄酒和牛油做的蛋糕。

火輪船上“小夷目”的禮貌侍立引導客人，英國領事的脫帽致禮，船上官兵職責分明，各種設施的配備整齊與井然有序，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可以說，這次與洋人近距離接觸的上海之行，使郭嵩燾大為震撼和驚訝，從根本上動搖了此前留存在他心里對“蠻夷”的各種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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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858年（咸豐八年），英國人突襲大沽，進入天津郊外。

清政府一方面派僧格林沁在通州加強防務，一方面派遣大學士桂良與洋人議和，先后簽訂中俄、中英、中法《天津條約》。

英、法、美等國退兵后，僧格林沁移軍海口，修筑大沽、北塘等炮臺。

此時的郭嵩燾，已經從湖南老家來到北京城一年多，先是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后又被翁心存保薦入南書房供職。

這一年多時間里，他持續在關注和了解“夷情”“夷務”，回顧自己此前在上海洋涇浜與洋人打交道的經歷，并考查歷史上如何處理中外關系，開始在心底形成一套自己的“夷務”觀。

1859年（咸豐九年），咸豐帝命郭嵩燾隨同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協助落實軍務。

動身前夕，他向咸豐帝奏陳了自己對海防及“夷務”的意見。

郭嵩燾說，由于洋人從海上而來，“沿海侵擾，所駕火輪日行數十里”，單純防堵一時是無意義的，應該“籌數十年守御”。在沒有堅船利炮的情況下，要盡快建立內江水師，補充陸軍的不足。

他提出，大清與“夷人”通市已二百余年，交兵已二十余年，卻始終沒有人通達夷情，熟悉外國文字，“習知夷語通曉夷情”是當前最切要之事。

郭嵩燾隨同僧格林沁抵達天津防御大沽口時，《天津條約》剛簽訂不久，英法聯軍準備從大沽口前來北京換約。

按他對“夷務”的理解，換約不同于侵略戰爭，應該講“理”，以談判為主。

然而，僧格林沁好大喜功，乘英軍不備，大舉出擊，炮轟大沽口，擊沉英艦四艘，擊傷六艘，殺死登陸士兵數百人。

這一冒然舉動，直接招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隨后清政府被迫簽訂了更為屈辱苛刻的《北京條約》。

僧格林沁炮轟大沽口后，郭嵩燾曾向他進言，規勸“慎重言戰”，強調對外關系要“講道理”，不能一味蠻干。

況且，洋人是過來換約的，并未做好戰爭準備，突襲雖然取得看似很大的勝利，但很可能會招致更為嚴重的后果。

但郭嵩燾的進言無濟于事，僧格林沁根本不聽，反而認為“洋兵伎倆，我所深知，彼何足懼哉？”

直到英法聯軍大舉進攻，侵入北京并火燒圓明園之后，僧格林沁才追悔莫及，后來被革去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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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北京條約》簽訂之前，郭嵩燾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時代的變遷。

在他看來，“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中外交涉的目的并不是要“致武”，應該盡量了解洋人，以“理”和“誠”相折沖，求得和平共存才是上策。結果，由于朝廷用人失當，主事者模棱參差，遮遮掩掩，導致后患無窮。

然而，在當時各種慷慨激昂的輿論環境下，郭嵩燾的這種冷靜旁觀、清醒理性的聲音沒有市場，不被理解也不受歡迎，反而被認為是投降賣國。

此后不久，郭嵩燾稱病請辭，離開京城，返回了湖南老家。

在老家期間，當他得知僧格林沁大敗、京師陷落、咸豐逃難、圓明園被毀、恭王求和、太后垂簾聽政等一系列重大變故后，感慨朝廷不識洋務，不通古今大局，不顧時易勢變，不知為法不同。

郭嵩燾認為：“中國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能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

這種“怕、詐、蠻、蠢”的心態，表明朝廷上下既不明理又不知勢，不明察與洋人戰事的是非曲直，找不到理智的處理辦法，要么一味喊戰，要么一味求和，虛張聲勢又游移不定，以致釀成慘烈后果，實在可悲可嘆。

郭嵩燾的這些見識，足以證明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知夷務”的俊杰，李鴻章曾經直言：“當世知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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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862年（同治元年），李鴻章就任江蘇巡撫后，向朝廷奏請啟用郭嵩燾。

隨后，郭嵩燾抵達上海洋涇浜，與李鴻章身邊的有識之士馮桂芬一起，合力建議在上海設立同文書院，招收14歲以下文童學外語，學科技。

后經李鴻章奏請同治帝，1863年獲準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正式開啟“習知夷語、通曉夷情”之先河。

此后數年間，郭嵩燾又先后擔任過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等官職，但時間都不長。不過，在擔任廣東巡撫期間，他接觸到更多洋務事情，并處理了具有外交交涉代表性意義的“潮州入城案”。

根據1858年的《天津條約》，潮州為新開的口岸之一。由于潮州各界抗拒，洋人入城事宜直到1865年仍然沒有辦妥，英國人多次催促清廷，要求解決。

郭嵩燾對中國人這種盲目不準洋人入城的行為很不滿意，他認為盲目地反對洋人，致使中外關系不可收拾，最終吃虧的必然還是中國人自己。

為了做通潮州紳民的工作，郭嵩燾邀請潮州士紳到達廣州，向他們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并拿出印刷好的通商條約發給他們，宣稱“條約既由諭旨允行，抗違即是違旨”，明確訓誡這些士紳“條約所不載，以理拒之；條約所載，不得不俯從”。

由于此前的廣東巡撫葉名琛，也是拒絕洋人入城，后來導致發生“亞羅號”事件，促使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葉名琛也成為階下囚，被俘往印度加爾各答后絕食而死，潮州士紳為避免再次發生此類事情，最終接受了郭嵩燾的訓誡，洋人入城問題隨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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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離任廣東巡撫后，郭嵩燾請辭了一切職務，再次回到老家湖南，在長沙城南書院著述講學。

直到1874年春，由于日本進犯臺灣，朝廷一方面加強邊防，一邊緊急啟用人才，郭嵩燾、曾國荃等人奉詔入京待用。

1875年，郭嵩燾接任福建按察使。隨后，一段中英之間的外交糾紛“云南事件”（又稱“馬嘉理事件”、“滇案”）爆發，使他重新登上政壇，并成就中國首任駐外公使的事業。

百度百科上，對“云南事件”是這樣描述的：

1875年2月，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擅自帶領一支英軍由緬甸闖入云南，開槍打死中國居民。當地人民奮起抵抗，打死馬嘉理，把侵略軍趕出云南。英國借此事件，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臺條約》。

《煙臺條約》合計三大部分16款，并附有“另議專條”。主要內容包括：

中國向英國償款銀20萬兩；

中國派出使大臣，帶國書前往英國，對滇案表示“惋惜”；

云南當局應與英國所派官員商訂滇緬來往通商章程；

英國保留由印度派員前往云南的權利；

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處為通商口岸；

準許英商船在沿江的大通、安慶、湖口、沙市等處停泊起卸貨物，等等。

正是其中這條“中國派出使大臣，帶國書前往英國，對滇案表示‘惋惜’”，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派出長期駐外公使的開始：

李鴻章以郭嵩燾“明通洋務”為由，推薦他回京待命；

隨后，執掌大清朝廷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照會英使：擬派郭嵩燾等出使英國；

光緒元年（1875年）八月初八，清廷正式下詔：任命兵部候補侍郎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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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謂的“惋惜”，其實是謝罪。

也就是說，郭嵩燾出使英國，首要任務是代表大清朝廷去向英國賠禮道歉。

此事一經傳出，舉國嘩然，認為這是“喪失國威，以夏委夷”。在任命后的幾個月內，郭嵩燾受到朝野上下一片攻訐和漫罵，有人甚至寫了一幅專門罵他的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燾的湖南老鄉們也對他發起猛烈攻擊，認為他是湖南人的奇恥大辱。曾先后擔任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的湖南人劉坤一，就曾在給左宗棠信中直言不諱地說，不知道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將“何面目以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后世”。

好在當時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給了郭嵩燾極大的支持。

慈禧太后在詔見郭嵩燾時，竭力勸他：“此時萬不可辭，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

又說：“旁人說汝閑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不要顧別人說閑話，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

與其說慈禧太后是在鼓勵郭嵩燾，不如說是在PUA他。不管怎樣，君命已定，他不想去也必須得去了。

就這樣，光緒二年（1876年）九月二十五日，年近花甲、頂著“華夏罪人”帽子的郭嵩燾離開北京，先經天津上船至上海，隨后乘坐英國郵輪“Travancore”號正式出洋，成為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中國第一任常駐歐洲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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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實，郭嵩燾去英國時，一開始的身份是去“謝罪”的“使英欽差大臣”，正式成為駐英公使是到了倫敦之后的事。

1877年1月，郭嵩燾一行抵達倫敦，住在位于倫敦新城東南的波特倫伯里斯45號、由英國人金登干代為預租的一棟四層樓房里。

半個月后，郭嵩燾正式到白金漢宮呈遞國書。為圖省事，英國人把“滇案惋惜儀式”和“大清國特派使節常駐倫敦儀式”一起舉行。

由于清廷的總理衙門不懂國際慣例，給郭嵩燾的國書只是“惋惜滇案”的文書，不是公使駐節文書。并且，文書上也沒有寫上隨行副使劉錫鴻的名銜，按英人規定，劉錫鴻不能隨同郭嵩燾一起呈遞國書。

與英國外交官員磋商后，郭嵩燾擅自在國書中加上“即飭作為公使駐箚”一語，賦予了“駐英公使”的正式身份，并力爭到劉錫鴻以副使身份的覲見權。英國人強調，儀式結束后，大清國仍須補頒正式國書，否則不得認為是正式公使。

郭嵩燾初次覲見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是在白金漢宮。

面對女王，他從容地行鞠躬禮，女王也鞠躬還禮。隨后，郭嵩燾三鞠躬至前，誦讀國書，由專人向女王口譯成英文。

互致確認信息后，儀式圓滿結束。

1877年11月，大清國委派郭嵩燾的正式文書由總理衙門補寄后抵達，郭嵩燾再次覲見女王時，補遞了國書。

此時，郭嵩燾已被清廷正式任命為兵部左侍郎、欽差出使大臣，中國人正式走向了國際外交舞臺。

（全文完）

（曉崇原創。部分內容參考《獨醒之累：郭嵩燾與晚清大變局（孟澤）》、《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國的世界觀念之研究（李揚帆）》、《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汪榮祖）》；圖片源自網絡。2024年11月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