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剛開始做醫生故事的時候，有個醫生曾告訴過我，醫生們最怕兩種病人：

第一種是年輕的病人，因為歲數小，家人都覺得還有未來；另一種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癥患者，每天花費重金等待結果，越到后面沉沒成本越大。

這兩種病患一旦治療失敗，病人和家屬都無法接受。

我很久以后才知道，這件事對醫生同樣也是可怕的打擊。醫生和患者一樣，會經歷從滿懷希望到絕望的過程。

告訴我這件事的是援非醫生謝無界，他曾經認識這樣一名醫生，面對一個剛出生的嬰兒，連孩子父母都放下了，他卻放不下，哭著求他們讓他再試試。

他最終用自己的生命換回了這個孩子。他曾是謝無界最好的朋友。

事情過去6年了，謝無界仍然很想問他：值得嗎？

2018年，我還是實習住院醫的時候，在醫院里聽過一個“八卦”：

有個患子宮內膜癌的女人來醫院治療，因為要化療，主治醫生拿她留的號碼通知了她丈夫來看護。對方接到電話反應很奇怪，先是懷疑是詐騙，好不容易來了醫院，卻鬧著要出院。

開始我還以為是嫌棄我們小醫院醫療條件不好，同事跟我說不是，這男的跟醫生說了，“她（病人）一天到晚流血，干不了活，還要花錢治病，不可能給”。

女的不肯走，就差扒著病房門哭，說她想看著孩子再大一些。最后算是留下來了，但每天治療完了她自己出去餐館打工，自己掙自己的醫療費，一塊一角地給。

剛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很義憤，丈夫不是東西，醫院和主治醫生不能多幫一點嗎？

同事白了我一眼，說你想得太簡單了。

沒多久，我再一次聽說了這個女人的消息：她的丈夫來打鬧收費處，硬是搶走了一半女人剛繳的住院費，女人緊跟著也從醫院里消失了。

所有事情最后都落在了主治醫生頭上，追不回的欠費要用他的工資墊，大鬧收費處的事件要由他寫報告、挨批評，檢討自己“沒有充分與患者家屬溝通”。

同事問我，要是你是這個主治醫生，早知道這個結果，你治嗎？

你愿意犧牲自己，去為說不出話的病人，賭一線生機，賭她的勇氣嗎？

我不知道。

成為醫生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都在回避這個抉擇。有時候我能看見，病人簽下《拒絕治療同意書》時，眼里全是不舍，可我告訴自己，他簽字了，醫生無法干涉。

我沒想到，避無可避的那一天來得這么快。

2018年的冬天，我和我的好友鄭支柱先后遇到了兩個不想死的病人。

我們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我逃了出來，而我的朋友鄭支柱，永遠留在了那個冬天。

88歲的肖老爺子轉到我病房之前，我就收到了急診的景春老師的電話。

這是個很奇怪的電話，景春老師專門打給我的私人手機，給我詳細講了一遍這個老人的病史，讓我拿紙筆記下來，還再三強調，要盡早跟家屬談病重，講清楚搶救的風險。

最后他索性把話說白了：“看著點這個病人，我覺得他的家屬有點不對勁。”

景春老師是個很好的醫生，一般情況下不會說這樣的話。急診剛把病人送來，我立馬跑去看情況。

送肖老爺子來的是個六十多歲的大叔，自我介紹是老人的三兒子，讓我們叫他老三。人很活絡，一進門就喜氣洋洋地跟所有人問好。

護士檢查老人的情況特別容易生褥瘡，囑咐老三記得去買個麩皮墊子，話還沒說完，老三就從包里掏出來一個，熟練地翻起老人瘦弱的身體，墊在了老人身下，做完還沖我們眨眨眼笑。

怎么也看不出這人有什么問題。就是晚上下治療方案的時候，老三提了個要求，說自己是家里的老小，治療方案得等他哥哥姐姐來了再做決定。

這種情況倒也不罕見，我一口答應。第二天一早，肖老大就出現在了病房里。

不同于老三的殷勤，肖老大面色陰沉，說話很不客氣，一個勁地問父親什么時候能出院。

我告訴他，老人現在不是出院與否的問題，而是病情危重，需要他決定必要時是否進行有創搶救，比如按斷肋骨的心肺復蘇了。

肖老大不回答我的問題，反而突兀地彎下身卷起了右腿的褲腿——他的右腿竟然是一條假肢：“謝醫生，我這條腿就是為了我爸沒的，我會對我爸不好嗎？”

他說五年前自己開車帶肖老爺子出去玩，發生了車禍，他拼了命保護父親，自己右腿小腿截肢，而父親只是骨折。但打那以后，弟弟妹妹就總埋怨他沒照顧好父親，老三更是直接全權接管了父親的照料。

可能是被傷了心，肖老大反過來開始懷疑弟弟：“說是照顧爸，把人往醫院一扔，醫藥費國家報銷，退休金全進了他兜里，房子也讓他自己住了。”

“算上這次，我爸今年已經住了18次院了，短則五六天，長則半個月，這五年里，天天都是這樣……”

我聽了半天才回過味來，肖老大是因為和弟弟的矛盾，不信任醫院，擔心醫院會過度治療。

我出示了一堆檢查結果，證明肖老爺子現在的狀況確實危急后，他才終于勉強同意不把老爺子出院，但多的事，比如在治療方案上簽字，他就不愿管了。

沒有家屬同意，許多治療都無法進行，我有點急了，去催老三；老三說沒關系，他回去催催他姐姐，三個孩子有兩個點頭也可以。

病房外的這些爭執，似乎并沒有影響到肖老爺子。當天晚上，護士告訴我，肖老爺子醒了。

不知道為什么，老爺子一醒來就掙掉了氧氣面罩，要睡覺了也不愿意戴。我以為是諱疾忌醫，前去開導老爺子，講了許多大道理，說不吸氧會影響治療，會延期回家……

老爺子起先一直繃著臉，直到他兒子出去給他倒尿盆了，老爺子突然沖我招了招手。

我困惑地湊過去，就見老爺子緩緩張開了嘴，舌頭上放著一塊還未完全融化的奶糖。

我一愣，往旁邊一瞥，就看見隔壁床的小男孩緊張地看著我，立刻明白發生了什么。

肖老爺子沖我頑皮地笑，我也笑了，沖這一老一小點了點頭，離開了病房。

讓我煩惱的那些爭執，在這位老人面前大概都不算什么。他見過的大風大浪太多了，不會有什么能打倒他的。

老人入院第四天，二女兒終于來了。她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讓我心一沉。

“謝醫生，我是我爸的女兒，還是等我爸的兩個寶貝兒子做決定吧。”

這個二女兒同樣有一腔委屈，明明照顧了老人多年，現在老人糊涂了，開始爭遺產了，哥哥弟弟就一腳把她踢出去了。弟弟爭著表現，哥哥霸著名頭，她什么都落不著。

說到最后，女人像小孩一樣哇哇大哭。

我被她哭得頭都暈了，談話結束好一會才想起來，她沒有簽老人的病重通知書。

這下我徹底糊涂了。三兄弟都覺得自己對老爺子才最好，可為了賭氣，都不給治療方案簽字，那不是拿老爺子的安危開玩笑嗎？沒有家屬授權，出情況了醫生是救是不救？

我把這事跟同事說，同事說了一句話：“你以為他們是在說故事？他們是在轉移責任，都想放棄治療，都不想說吶。”

最開始，我完全不相信同事說的。三兄弟雖然有怨氣，但擔心老人不像假的。直到有天夜里，我去開水房泡泡面，聽到了老三那有些熟悉的聲音。

他正和另一個家屬在窗戶邊抽著煙閑聊，老三問對方：“你家那個拖油瓶挺了多久了？”

另一人笑嘻嘻地說：“快了！估計這一波就被帶走了。”

老三也笑，夸張地嘆了口氣：“我家那個還撐著呢！真不知道活這么大歲數干嘛。”

什么叫“我家那個”，他用這種語氣說的，是自己的父親？

同事說的竟然是真的，他根本不想治療父親，只是在表演孝順。

一股怒火涌上胸口，我在他們背后吼了一聲：“整個醫院都不能抽煙不知道嗎！”

倆人嚇了一跳，立馬把煙滅了，連連說著對不起，我繼續發作：“你們還是人嗎？那病床上的都是自己的爹媽嗎？我們這么辛辛苦苦地搶救，你們倒好，盼著他們死是吧。”

老三的臉一點點變紅，最終拋下一句：“謝醫生，你管太多了吧！”沖出了茶水間。

如果說我還曾天真地希望，偽君子只有老三一個人，當護士告訴我，肖老爺子的家屬都不讓給病人量血壓的時候，這種幻想徹底破滅了。

不讓量血壓，醫生連病人的實時情況都無法掌握，出了事根本沒法搶救。這就是放棄。

我曾設想過無數次的場景出現了，患者家屬放棄治療，患者還想活。甚至這次的情況更荒誕，患者家屬有三個人，他們可以彼此推諉，就是不在《拒絕治療同意書》上簽字，將道德和法律責任轉移給醫生。

家屬沒有簽放棄，我不能放棄；家屬沒有簽授權，我不能治療，那要我怎么辦？老爺子又該怎么辦？

當時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向主任求助。主任又是擺架子又是說好話，肖老爺子的孩子終于同意抽了幾管血。

主任談話的全程，我就板著臉跟在一邊，不想和他們說一句話，只想盡快確認老爺子的情況。

報告打出來，果然，肖老爺子的血氧飽和度跌到了85%，很可能是肺部感染的表現，我告訴家屬，得馬上做胸片進一步檢查。

家屬再次拒絕了，說沒關系，吸點氧氣就好了。

壓抑的怒火終于在這一刻爆發，我在病床邊罵了出來：“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你們是不是想他死？”

這成了我為肖老爺子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抓住這句話，三兄弟開始大做文章，說我威脅他們要把病人治死。主任把我大罵一通，踢出了治療組。

這是三兄弟的“殺雞儆猴”。我受了處分，就不會再有其他“刺頭”醫生非要插手老爺子的治療方案了。一切都會照著他們的計劃發展，老爺子很快就不能再“拖累”他們了。

我后悔自己的魯莽，可又很清楚，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是想幫老爺子，早晚會被三兄弟想辦法“除掉”。

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樣無力，我的病人被從手中搶走了，可對面不是死神，是病人自己的至親。他們站在病人的身前，我甚至都無法聽見病人喊一句“我想活”。

肖老爺子那個笑容，牙齒幾乎掉光，還輕輕含著一顆奶糖，那樣天真的笑容，我一直忘不掉。

這件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只跟我的損友鄭支柱說了。他是和我同期進入醫院的好兄弟，大人們——領導和我爸媽——都說他比我機靈。

那天下午，機靈的鄭支柱抽了我一包煙，憋出來一句：“也許，不是所有的家屬都想病人活，也許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不想死。”

直到最終去世，肖老爺子都住在我分管的病房，沒有轉去ICU。

漸漸地，我查房時看到他昏迷的時間越來越多。雖然看不到病歷，我也聽說，老爺子開始出現高燒，抗生素打到了第二代，尿血的癥狀不但沒有緩解，還出現了不全性腸梗阻，不得不進行灌腸。

護士說，老爺子的精神越來越差，半夜時常聽見他一個人在哭。

那天夜里我路過肖老爺子的病房，看見病床竟然被搖了起來，老爺子醒了，半倚在床上，花白的頭發被梳到了兩側，老三正在他枕邊說著什么。

我不想見到老三，打了個招呼就走，卻被老三叫住：“謝醫生，先等一下，老爺子有話想跟你說。”

我疑惑地轉過身，才發現老爺子的目光一直跟著我轉。見我停住，他吃力地笑了笑，慢慢張開口。

他聲音很小，老三趴到了他臉邊，一邊安撫著他，一邊幫我“翻譯”他說的話：

“謝醫生，謝謝你一直吊著我的命，但這次，我想死了，再別救我了，讓我走吧——”

“翻譯”到這一句，老三已經淚流滿面，不肯再說，扒在老人的胸口一直哭：“爸你一定會好起來，咱爺倆藏的那瓶酒還沒喝呢……”

我幾乎是生理性地哽咽了，倒退著走出了病房。

我不理解老三，我不相信老三的淚水，也不相信老爺子說的不想活。他怎么可能不想活，他的語氣里全是對這個世界的眷戀。

他只是知道，知道我們都放棄了，他知道他的孩子們和我，都不愿意為他拼命。所以他在最后一刻告訴我們，沒關系，他也累了。

他說出所有人都不敢說的這兩個字，承擔所有人都不愿意做的選擇。他原諒我們，他原諒我。

大概兩周后，肖老爺子去世。

我路過那間病房時，病床已經空了，三兄妹正在病房里打包著老人的行李，說說笑笑。

到了晚上我值夜班時，他們還在休息區的椅子上聊天。為了不影響到其他病人的休息，我不得不上去趕他們。

三兄弟滿口答應，又好像還是舍不得離去，靜靜地看著彼此。突然，老三說：“其實，我一直覺得爸是我們三人的拖油瓶，但是他一走，我們三人像沒了主心骨。”

他說著就哭了，三兄弟哭成一團，只聽見老三喃喃地問：“大哥，姐姐，咱們三個還會不會再見面？”

我不知道我要抱著什么樣的情感看著這“感人”的一幕。老人去世了，三兄弟原來沒有任何矛盾，他們會相互扶持、彼此思念地向前走。一切看起來這樣美好。

可我心里好像還是缺了一塊，屬于“醫生”的一塊——為什么患者想活，醫生卻不能救呢？這一切真的對嗎？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妻子的電話。

“你哥們給我打電話了，找我問了一個患兒的治療。”她的聲音充滿疲憊，“你注意一下，差不多的時候勸一下他，這次的孩子太嚴重了。”

我妻子是兒科醫生，和鄭支柱一樣，成績比他更好。在我的牽線下，鄭支柱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有時就會找我妻子請教。但這還是第一次，他請教之后，妻子反過來提醒我的。

我問具體怎么回事？她問我記不記得之前她治了40天的那個孩子？

很難不記得。那個孩子好像是腹腔出血，又是手術又是體外循環，在ICU住了一個多月。那一個多月里，妻子完全不下班、不回家，好像魔怔了一樣。孩子身體指征穩定下來那天，妻子在電話里跟我泣不成聲，回來大睡了一覺，感覺半條命都交代出去了。

妻子說：“鄭支柱最近接了一個病人，比上次的那個娃娃還要重，而且，上次我們是舉全科之力在救孩子，這個孩子，只有鄭支柱一個人在努力。”

怕我不重視，她再次強調：“這一家子只有媽媽愿意救，家屬和科室都不支持。我建議你勸勸他，趕緊放棄。”

家屬不愿意救的病人？我心里一緊。

我才發現，鄭支柱已經很久沒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飯了，一直說忙，忙著“看孩子”。

為了把他叫出來，我頗費了一番心思。

以我對鄭支柱的了解，克制他有三招，一是我老婆是他師父，二是援非。

鄭支柱很想參加醫院的援非項目，之前就跟我提過好幾次，說做醫生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要為國爭光；但他嘴上牛逼，又怕孤單不愿意自己一個人去，一直在鼓動我。只要我表現出一點興趣，他就會屁顛顛跑來賣安利。

我給鄭支柱發消息，說我想問問援非的事情。對面似乎糾結了一會，終于答應。

我在食堂等到人都走光了，才看見鄭支柱行色匆匆地跑進來。他好像確實瘦了，胡子也沒刮，整個人都有點蒼白了，像個鬼影似的。

妻子說的不是危言聳聽，他這樣下去確實不行。

鄭支柱渾然不覺我的打量，還沒坐下就開始叭叭：“今年的援非咱們醫院只有兩三個名額，確定的科室是耳鼻喉科、超聲科，兒科是暫定……”

我打斷他：“你想去援非對吧？”

他愣了一下：“當然。”

我說：“那你要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被處分了，是不是就去不了非洲了？”

他很快反應過來：“弟妹給你說了孩子的事？”

我開始計劃已久的道德綁架：“你一直要我陪你去非洲，但是如果我報名了，你去不了了，你就把我害了。所以現在，你要不要治這個孩子，為什么要治，都得先和我說。”

鄭支柱看著我，半晌，點了點頭。

鄭支柱最近正在煩惱的這個患兒，是一個還沒滿月的女嬰，出生時早產，嚴重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重癥感染伴多臟器功能障礙。

一身的問題不說，治好了也可能是腦癱。孩子剛轉過來的時候，鄭支柱的老師就讓他和家屬談話下病危。

不像我所遇到的那三兄弟，這個孩子父親很干脆，聽完他的話，立刻表示要放棄治療，醫生也沒有爭辯的余地。

這件事本該到此結束，但就在孩子父親去繳費的時候，一身病號服的孩子媽媽不知道從哪里冒了出來。她對著一行醫生護士拼命磕頭，求他們救救她女兒。

她說自己41歲了，這是她第一個孩子，可能也是唯一一個孩子，她真的不想失去她的女兒。

鄭支柱問我，兩個家屬有一個愿意救，還是醫生勉強嗎？

我沉默。孩子媽媽不敢在孩子父親面前表態，其實就說明了很多，鄭支柱這么聰明，怎么可能不知道？

鄭支柱看著我的神情，又開始找別的理由：“你知道那個孩子嗎，缺氧、感染、內出血，這么多疾病，她硬是挺過了50公里的轉院路，挺到了我的暖箱里，她那么堅強，那么想活啊……”說著說著，鄭支柱哭了，鼻涕眼淚淌了滿臉。

我怎么會不知道病人有多想活，我的病人，甚至在我耳邊說，讓我放他去死。

我再也說不出勸阻鄭支柱的話。

“你放心，我一定救活她，跟你一塊去非洲。”拋下這句話，鄭支柱起身走了。

NICU的工作不像其它科室，是門診和手術輪著來，有松有緊；病人一進ICU，就是在搶命，生命體征要24小時監護，隨時分析出現的各種異常，危重的病人就像是每十分鐘給你出一道難題，解決不了，人命可能就這么沒了。

也正因此，NICU一定是團隊戰斗，一個人可以精神緊繃3小時、5小時，不可能緊繃24小時又24小時，得有人輪班。

可鄭支柱想救一個家屬不愿意救的孩子，科室不可能支持。他一個人在做五六個人換班才能做的活。

我幫不上忙，只能做做后勤，每天幫他把飯拿上來，等他有時間來吃。中午拿的飯，鄭支柱來的時候已經是凌晨，進門從冰箱里取出盒飯，熱都不熱就那么吃起來了。

我看了半天，忍不住說：“你是不是失去了味覺？”

鄭支柱懵懵地回我：“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老是心慌，還有點拉肚子。”

我說廢話，你吃的是剛從冰箱里拿出來的，能不拉肚子嗎？

鄭支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轉移話題：“我跟你說，我今天打了我們主任一巴掌。”

我眼睛瞪大，他意識到我誤會，趕緊說：“比喻！這是個比喻！我是說那個小病人。”

他告訴我，孩子剛送進來的時候，肝腎狀況就很不好，出現肝衰、腎衰，主任都說她一周內肯定沒命。這也是當時他找我妻子求助的原因。

妻子建議他給孩子做透析，他就在床邊看護了整整一個禮拜，今天，就是今天，孩子出生以來第一次有尿了。這意味著孩子肝腎的功能在好轉。

我笑著說，所以你贏了你們主任？

鄭支柱搖搖頭說，還不是因為這個，是因為他跑去告訴孩子媽媽這個好消息的時候，孩子媽媽哭了，當著所有人的面。

鄭支柱說，之前他找主任說，孩子媽媽愿意治，主任嘲笑他天真，說孩子媽媽說的話不可信，“她只是過意不去，想找個人訴苦罷了”。

而今天，孩子媽媽的眼淚狠狠打了主任的臉。

她不是不愛這個孩子，只是因為沒有希望，她不敢愛。而鄭支柱給了她這一線希望。

我呆呆地看著鄭支柱，感覺眼睛有些濕潤。

我一直埋怨三兄弟坑我，有沒有可能，真正應該給他們希望的其實是我？是我沒有照顧好肖老爺子？

也許我應該再軸一點，如果我像鄭支柱那樣，老爺子也許還可以活著出院。

我還記得，我們入職那一年，院里有一個臨床技能大賽，比賽空降了一個“王公子”，既是指導老師和評委，同時又要參賽。醫院里都在傳，這家伙是個關系戶，這場比賽就是給他搭的臺子，要讓他進入管理層。

告訴鄭支柱這個消息時，我頗有些幸災樂禍。我本來就是吊車尾無所謂，真正會受影響的，是鄭支柱這個萬年第一。

結果丫一臉冷峻的表情，說：“我覺得，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比賽前那一個禮拜，鄭支柱拖著想躺平的我白天黑夜地背知識點，一遍遍地練習操作。他的操作是弱項，就去各個科找老師請教，有人問他，他就說自己想在比賽上拿名次，一點也不避諱。

比賽比了三輪，前兩輪鄭支柱都比王公子名次高，甚至一度拉著我把王公子踩在了下面。可現實不像熱血動畫，到了決賽，他的分數最終還是被王公子反超了。

我問鄭支柱，需不需要我陪他去討個說法？鄭支柱沒事人一樣說不用，“這樣就夠了，我不求結果，只要向大家證明就夠了。”

他當時的表情之嚴肅、之義正詞嚴，讓我在邊上酸得牙癢癢——又讓你小子裝到了。

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倆半斤八兩，雖然他比我成績好，但我比他情感順利；他比我受領導器重，但兒科的事情還得求我媳婦；曾經他長得比我帥，入行一年多還不是胖了……

但其實我心里知道，我想當鄭支柱的朋友，是因為他比我勇敢、比我堅定。如果世界上有一個人能救那個被放棄的女嬰，只有他。

我相信他會創造奇跡，但我沒有想過，奇跡要付出那么大的代價。

半個月內，我叫鄭支柱下樓吃飯15次，只成功了兩次，后來干脆沒收他的飯卡，義務把飯給他送到NICU門口。

每次給鄭支柱送飯，我都要給他發個消息計數。我跟他約好，記到30次，到時候參加他的婚禮我就可以不隨禮。

第25次給鄭支柱送飯的時候，我終于見到了讓他心心念念的那個小病人。

那天正好我有一個病人，氣管切開住進了ICU，我們醫院的NICU在建，暫時也和ICU在一起。所以我去看自己的病人時，也順便看了一眼鄭支柱。

ICU里很暖和，也很吵鬧，心電監護此起彼伏嘀嘀作響，鄭支柱就坐在病房的正中間。他睡著了，雪亮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他卻好像全無知覺。

他的身邊，暖箱里躺著一個全身泛黃的孩子。她眼睛閉得緊緊的，左手扎著針輸著血漿，未打針的右手卻時不時地抬起，想去抓插在嘴里的氣管插管。

鄭支柱說過，這孩子自從生下來就一直昏迷著，這種孩子逗玩具一樣的動作，應該只是她的本能。

我聽到孩子略微急促的呼吸聲，和鄭支柱平緩的呼吸聲交錯在一起，像一支溫柔的小調。

我剛想拍玻璃叫鄭支柱吃飯，就被ICU的鄧醫生制止了，他輕聲說：“小謝，你把飯放在桌子上吧，一會我叫他吃，讓他多睡一會，他熬得太久了。”

我問鄧老師：“不是說孩子最近的病情還算平穩嗎？”

鄧老師說，之前都還行的，就是昨晚孩子突發肺出血，鄭支柱到處求人幫忙求不著，“都讓他放棄，我眼瞅著他和他們主任在電話里吵了一架，后來還是他自己給孩子輸血漿，調了呼吸機參數，才穩定下來。”

鄧老師還說，其實半個月前，鄭支柱在NICU的輪轉就結束了，他硬是不肯走，同時上著兩邊的班也要干。

那天主任來問他，他哭著說：“我走了，下個醫生絕對會放棄這個孩子，我走了她就完了。”

其他醫生的不支持，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嗎？我有些不祥的預感。

我問鄧老師，之前說孩子家屬不想治，現在怎么樣了？

鄧老師嘆了口氣說別提了，“昨晚我怕出事，和他一起去談的話，孩子爸爸上來就說，‘怎么又出事了，這都花了多少錢了？’孩子媽媽更嚇人，給她簽治療同意書，她直接撕碎了扔在小鄭臉上。”

鄭支柱曾經為她的一滴眼淚那樣歡欣雀躍，可最后還是這樣。

鄧老師對我說，再勸勸鄭支柱吧，他真是魔怔了，再這樣下去，真的會把自己搭進去。

我給鄭支柱發任何消息，他都已經沒空回了。只有我問他孩子最近怎么樣了，他才會迫不及待地跟我討論病情。

其實我哪懂什么新生兒科，完全是他病急亂投醫。

他在那頭喋喋不休地說著自己對孩子近況的思考，我打斷他：“鄭支柱，你現在執業崗位不在新生兒科，還給孩子繼續治療，你這屬于非法執醫，你知道嗎？”

那邊靜了一下，傳來踢踢踏踏的腳步聲，隨后心電監護的背景音消失了，鄭支柱應該是走到了過道里：“你再給我一個星期，如果還是沒有好轉，我就放棄。”

我好聲好氣地說：“你搞清楚，不是我給你這個時間，也不是領導或者孩子父母在阻止你，是孩子的病情不允許。”

“你放心！包在我身上。”鄭支柱再次拋下了這句話。

勸過鄭支柱的第二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被電話聲吵醒。一看手機上是鄭支柱的名字，我立刻就清醒了。

他不會沒事半夜打電話，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孩子不行了。

接起電話，我甚至不敢大聲，輕輕地問：“怎么了？”

電話那頭只能聽見心電監護的聲音，我心里發慌，又問了一遍：“怎么了？”

電話那頭再沉默了一會，突然傳來鄭支柱的大喊：“孩子醒了！孩子醒了！”

我又想氣又想笑：“你要嚇死我？不早點說！”

鄭支柱在那頭笑嘻嘻的：“就是要把你嚇醒了再說。”他又說，“你知道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孩子媽媽的時候，她什么反應嗎？”

我對這個女的印象不好，但還是捧場地問：“什么反應？”

鄭支柱喊了起來：“他們讓我給孩子起名！我贏了！”

我跟著他笑，雖然也不知道他贏的是誰，死神？悲觀的領導？還是孩子父母的放棄？

總之，他贏了，像孩子一樣大笑著，笑得我這個損友都有點酸酸的，陰陽他：“別樂了，你有時間在這慶祝，還不如抓緊時間好好睡一覺，都多久沒睡覺了？”

鄭支柱哼哼唧唧地說，睡，馬上睡，“明天我請你吃一頓，還最近的飯，但我婚禮你還是得隨禮啊！”

我懶得理他，掛了電話，但其實心里特別開心，高興得睡不著覺，起來泡了包方便面，還奢侈地臥了倆雞蛋。

我早早地就去了醫院，打算找鄭支柱訛飯，忙完上午的活要下班的時候，主任突然來敲我的門：“小謝，早上交班你先別參加了，你先去趟ICU吧。”

我有點懵：“去看那個氣管切開的病人嗎？我已經看過了……”

“今天凌晨，鄭支柱猝死了。”

我的手里還在敲著病歷，腦中一片空白，嘴里不知道說了什么，只聽見主任還在說：“院里面已經通知他的家屬了，你也可以等他的家屬來了再看，我知道你倆是好朋友，但人已經走了。”

后來我回去看那天打的病歷才發現，我打了這樣一行字：

“不可能，我不相信他死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死了，他還欠我一頓飯，他說他救活了孩子，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進搶救室的，只記得一進去，我就看見了躺在白布下面的人穿著一條藍色的手術褲子。那是我借給鄭支柱的。

我感覺耳朵中一陣嗡鳴。

我好像是下意識地沖過去，拉了一下那張白布，被同事攔住，很快就松了力氣——實際上我也不敢拉開，我用一只手搭在鄭支柱的肩頭，一只手捂著眼睛，眼淚就流了下來。

我好像想說什么，我想說：“你看吧，不聽我的勸，搞成這個樣子——”就像每一次，我們之間小小的比試，他輸了一把，我就會在旁邊陰陽怪氣、爭分奪秒地嘲笑他。

因為我知道他很快就會站起來，不服氣地贏回去，我們會繼續爭搶著并肩前行，一直如此。本該如此。

永不止歇的搶救室，不一會，另一個需要搶救的病人就被推到了鄭支柱隔壁床。醫生們圍在他身邊忙碌著，不知不覺間將我擠了出去。

我在病房中間呆站了片刻，突然想起，NICU就在隔壁房間。

我踉蹌著站起來，擦干眼鏡上的淚水，走進NICU，一張一張床去找那個小病人。

我在鄭支柱的身邊見過她。憑借模糊的印象，我找了一圈，在NICU的暖箱里，看見了那個瘦弱的小女孩。

她的氣管插管已經拔了，身上的黃疸也退去許多，眼睛還是閉著，但小嘴在不停地吸吮，頭也在輕輕轉動著。我總感覺，她想我抱抱她。

我手輕輕撫在暖箱上，感覺淚水又涌上眼眶。

她活下來了，她真的活下來了。

有人從背后拍了拍我：“請節哀。鄭支柱是個了不起的醫生，硬生生救活了這個孩子。”

我只能哽咽著對他重復：“照顧好她……照顧好她……”

接下來的幾天，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醫院的吸煙亭，一支接一支地抽。

妻子問我，鄭支柱的小病號怎么樣了，最近他怎么不問了？

我說鄭支柱把病人交了，跟女朋友去度假了。

母親問我，小鄭的飯盒你咋不拿回來，要不咋給你倆帶飯？

我說不用給他帶飯了，以后他女朋友給他做。

鄭支柱的頭七之前，我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接起來是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是謝醫生嗎？我是鄭支柱的爸爸。”

他說：“柱子的事情太突然了，我們想了解下他的情況，他們主任把你的電話給了我，說你比較清楚。”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么面對鄭支柱的父母，本想拒絕，腦海里卻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如果我死了，也許我也希望，替我照顧父母的會是鄭支柱。

我答應了鄭爸爸，約他們在醫院對面的湟源里脊見。

飯店里，風塵仆仆的老夫妻走進來，認出我的第二句話，就帶上了哭腔：“我兒子到底是被誰害死的？”

我的鼻子也酸了，一字一句地告訴他們，鄭支柱是為了救一個孩子，因公殉職的。

鄭支柱父親問了一句話：“我兒子是個好醫生嗎？”

我心頭一顫：“鄭支柱是個真正的醫生，是個真正的好醫生。”

鄭支柱父親又問：“我兒子中途放棄救這個孩子了嗎？”

我說沒有，“鄭支柱始終沒有放棄過，哪怕最后就剩他一個人，也沒有放棄過。”

老人與我對視片刻，像在極力忍耐，可最終眼淚還是奪眶而出。他揪著自己的衣襟拼命捶打：“都怪我，要不是我們要蓋房子，柱子也不用來你們醫院，不來你們醫院就不會遇到這樣的事，都怪我——”

我想說什么，張張口又停住了。我理解他的眼淚，他想要告訴自己，孩子是因公殉職，孩子是英雄，可是這一切的榮光，抵不過喪子的切膚之痛。

就像那天早上站在病房里的我，那一瞬間，閃過我腦海里的念頭——

為什么？只是因為想要救一個家屬不救的病人，就要付出這么大的代價嗎？用醫生的命，去換病人的命？

我很懦弱，所以我的病人死了；可是鄭支柱那么勇敢，換來的就是他自己犧牲嗎？治病救人，為什么是一場死局？

鄭支柱去世后不久，我又接到了另一條死訊，在急診科教過我的李景春老師自殺身亡。他早就確診了癌癥，不知道是因為發現得太晚還是什么原因，沒有選擇接受治療，而是直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兩場死亡幾乎將我打入谷底，完全不知道該做什么、該怎么辦了。

我積壓的情緒，最終在一次門診中爆發。

那天夜班的時候，我收了一個鼻骨骨折的孩子。男孩穿著校服，留著寸頭，臉上、衣服上都有些血漬，眼睛也紅紅的，像是剛哭過。鼻子整個歪到了一邊，看起來是個永久性損傷。

我按照流程問男孩鼻子受傷的原因，卻被孩子媽媽搶白：“醫生，他就是碰傷了，玩的時候不小心撞到柱子上了。”

我直接戳穿了她：“碰的還是打架打的我能看不出來嗎？這兩種治法不一樣，他得住院，先消腫，擇期再做鼻骨復位。”

撞傷可以走醫保，打架則不能報銷，我猜測這才是他們撒謊的原因。

這個家庭肉眼可見的不富裕，孩子父母都穿著有些破舊的老式棉衣，母親戴著袖套，父親穿著外賣的馬甲，剛進診室時，手機還在叮叮當當響個不停：“你有新的外賣任務請注意查收”，還是被孩子媽媽瞪了一眼才關機的。

聽到我的戳穿，孩子媽媽急了，拼命搖晃孩子讓孩子說點什么證明，孩子帶著哭腔說：“是我自己碰的……”

我不想管他們的戲碼，指了指角落的攝像頭說：“你說服我沒有用，在學校受傷就讓學校開證明，在外面受傷就找社區負責人開證明。”

解釋完病情，我就打發他們去辦住院手續了。晚上查房的時候，病房里只有小男孩一個人，正撅著屁股趴在床邊寫作業。

我敲了敲男孩跟前的桌板，詢問他的傷，他說話很緊張，我就又放輕了語氣問他吃飯沒有。

男孩從書包里拿出了一個碗面，又從褲兜掏出一根火腿腸，說他就吃這個。

我一看就皺了眉頭，怎么有這么不負責任的父母？

男孩告訴我，媽媽在郊區賣菜，中途跑出來接他，還要趕著回去收攤；爸爸要繼續跑外賣。這盒泡面都是他們專門買的，他已經很滿足了。

我不忍心，把孩子帶到辦公室吃我的盒飯。我媽還不知道鄭支柱的事，給我帶的是兩人份，我總是分給同事，多他一個也沒什么。

男孩吃得淚眼汪汪，吃完后非要給我洗碗，我拗不過他，帶他去洗手臺上，讓他隨便涮一涮。男孩洗著洗著，眼淚就掉下來：

“叔叔，我只告訴你一個人，你別說出去——我的傷是被打的……”

男孩告訴我，他學習不好，經常被班長和學委幾個人嘲笑。今天他們說話特別過分，連著他媽媽一塊罵，他就還嘴了。

結果放學后，幾個男孩就堵著他，把他帶到了體育器材室，用籃球、字典砸他的臉，最后把鼻子撞折了。

這不就是校園霸凌嗎！稍微一想就知道這個方式有多惡毒，如果不是正好砸到鼻子，籃球、書砸到臉，都是學校里經常發生的小損傷，很難被大人發現。

說話的時候，男孩手中洗碗的動作一直沒停，哪怕碗已經被洗得很干凈了，仍然低著頭。有水珠從他臉頰滑落。

我本想問男孩有沒有告訴老師，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這種“差生”肯定都怕老師，我又問男孩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爸媽？

男孩說沒有，“班長和學委的家里都很有錢，我不想找父母的麻煩”。

他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尖，嘴唇翕動。

我對男孩說，有些事情不是你能解決的，必須告訴父母，看他表情猶疑，我又補充道：“你要是不說實話，這就是在騙保，萬一后面調查出來，你會把你爸媽害了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男孩的鼻骨CT結果，不但有鼻骨骨折，還有鼻中隔骨折。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男孩父母，也告訴了他們，孩子的傷無法完全治愈，在呼吸、外觀上都會終身受影響。

孩子媽媽開始抽泣，父親連聲嘆氣。

看他們的樣子是心疼孩子的，我想了想，將男孩告訴我的霸凌事件全盤托出。

根據我微薄的法律知識，男孩鼻子的損傷應該已經構成了輕傷，足以讓實施校園暴力的一方吃點處分。

孩子媽媽哭得更厲害了，但不說話。我等了很久，孩子父親才說：“我兒子腦子本身就不好，學習差、混得也差，我害怕深究這件事，孩子會在學校被進一步孤立。”

我瞪大了眼不敢置信：“你這是什么道理？你這不是助長兇手的氣焰嗎？”

孩子父親左顧右盼，突然咳了兩聲，支開孩子母親去看看孩子。孩子母親關上門離開后，男人湊到我身邊，低聲說：“其實我兒子給我說了這個事情了，但是我收了他們的錢了，所以不能報警。”

他和對方私了了？我聲音大了起來：“你沒看見你兒子傷的有多重嗎？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傷心、多委屈？”

孩子父親情緒也激動起來：“我和他媽媽也想給孩子撐腰，但誰給我們撐腰啊？我們能怎么辦？家里都快揭不開鍋了！”

“謝醫生，不用你多管閑事了，那個證明學校也開不出來，你就寫一筆摔傷吧，實在不行，我們不走醫保了。”撂下這句話，孩子父親摔門離開了。

下午開始，我的電話響個不停，各種相關不相關的主任打電話來向我詢問男孩的病情。

我知道，他們關心的其實不是男孩的病情，而是受霸凌者的父母的托，來勸我別把這事捅出去。

我不是一個刺頭，從來都不是，接到第一個電話的時候我就動搖了。可第二個、第三個電話打進來，我又開始覺得非常委屈。

我想起男孩落在洗手池里的淚水，想起孤軍奮戰的鄭支柱，暖箱里輕輕搖動小手的女嬰，想起肖老爺子的笑容。

鄭支柱的下場是對我的警告嗎？可他做的錯了嗎？做醫生，不就是要聽到病人的求助嗎？如果不是為了救人，如果不是因為不忍心，我為什么坐在這里？我要憑什么走下去？

在腦子亂嗡嗡的響聲中，有一個聲音越來越清晰：

他沒有錯，如果代價就是如此，那我接受。

我拿起了話機，打通了醫保監督的電話，舉報男孩的父母騙保，要求調查。

掛斷電話后，我拉黑了所有給我打電話的主任。

世界好像一瞬間安靜了。不止是沒有電話、沒有人說話，我才發現，從鄭支柱、景春老師去世開始，我的耳中一直有微微的嗡鳴聲，幾乎鉆進我腦海的非常輕微的聲音，到這一刻，倏然安靜。

我知道，我沒有回頭路了。

好像是一夜之間，我的掛號單子被排滿了，出現了許多“幽靈病人”，不看病，只投訴，投訴我態度不好、效率差、索賄。病人服務中心要求我回訪，我打回去，只會被直接掛斷。

有人把電話打到科里，我接起來，只聽見對面惡狠狠地罵：“我孩子被你毀了，你滿意了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

電話的聲音很大，我知道所有人都聽到了，但掛下電話抬起頭，只看見一個個沉默的頭頂。

說真的，那時候我甚至有種病態的悲壯的感覺。我想可能這就是幫助病人要付出的代價吧。景春老師和鄭支柱，曾經面臨的也是這樣的境況嗎？

投訴堆積如山，領導終于也壓不住，要求我檢討一下最近的門診態度，暫時不要再排門診了。

我默默地上班下班，繼續完成查房、手術等工作，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下班的路上，突然被一股巨力擊中頭部，暈了過去。

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急診病房里，身邊是哭泣的父母。我的頭和嗓子都疼得厲害，過了好久才反應過來，我被人打了。

急診醫生告訴我，我被送來時情況很嚴重，他都怕我醒不過來，把我父母都叫來了。

被霸凌的男孩的父母沒有再來找我，但男孩悄悄告訴我，欺負他的幾個人背處分了，被留校察看，他們班主任也被換了。

他拼命對我說謝謝，眼中有純粹的開心，我也想為他開心，卻只勉強地扯了一下嘴角。

我的頭一陣一陣抽搐般痛著。那種憤怒和悲壯的情緒終于潮水一樣退去，只剩下深深的疲憊。

我向醫院提交了辭呈。其實辭職以后去干什么，我根本沒想過。

很久以后我才意識到，那時候的自己有多傻。男孩是應該幫的，可明明有更好的辦法，我卻因為鄭支柱的死鉆了牛角尖，以為只能“一命換一命”。

我帶著辭呈找到了書記，對方看著我手里的文件，嘆了口氣，說：“年輕人，有膽量，但是過剛易折。”

我用一種深深疲憊的語氣問他：“李書記，景春老師和鄭支柱的事，你也知道，你覺得我們做的這些有意義嗎？”

書記看著我，想了很久，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你說有意義嗎？”

書記說，“在你辭職以前，我想給你看兩份東西。”

他低頭翻找了一會，拿出兩份文件，放在桌上。一份是申請去援非的請愿書，落款是鄭支柱；一份是推薦信入黨積極分子的推薦書，落款是李景春。

“小謝，國家有一份很重要的任務交給你……”

他倆都想去非洲，也都想我去非洲。為什么呢？非洲到底有什么？

書記開始講解援非任務的內容，我聽著聽著，卻漸漸地聽不清楚，淚眼朦朧。

我去了非洲。

我遇到一個患鼻咽癌的老人，在他的病床前，我再一次聽到他的孩子們的爭執，他們說這個老人是個賭徒、是個劊子手，讓我停止治療。

而我回答，我只是一個醫生。

老人在醫院里堅持了28天，等到他女兒的消息，心滿意足地出院后自殺了。

我見到過一個患上腦炎的孩子，被信奉弱肉強食的家人放棄。被隔離的我本已絕望，男孩的哥哥卻問了我一個問題：“弱小的人也值得活下去嗎？”

最終男孩的哥哥在我的“遙控”下救活了病人，兄弟倆一起離開了。

有被家屬放棄的病人，有想要幫助病人的醫生，也有想要幫助弟弟的哥哥，想要見到女兒的父親，影響結局的人也越來越多，我要考慮的東西越來越多，這場“死局”被攪成了一灘渾水。

見的故事多了，我反而越來越無法判斷這些結局是好是壞。

有一天，我站在非洲的香蕉樹下躲陰，突然回過神，發現自己聽了好幾分鐘鳥叫的聲音。

從鄭支柱他們去世那天的嗡鳴，到我賭氣舉報后的寂靜，這一刻，我突然發現，我的世界已經有了很多聲音，輕輕的鳥鳴聲，風吹動樹葉的聲音，湖水的漣漪。

春天來了，故事沒有結束。

我曾聽一個朋友說，“輪回”的想象來自于人們對世界的不解，不理解為什么好人沒有好報，所以寄希望于有來生。

從根本來說，這是因為我們希望這個世界是有規律可循的。

就像謝無界，面對好友的死亡，他一度告訴自己，這就是規律，幫助人就是要付出這么大的代價，病人和醫生之間必須死一個，沒得選，沒有更好的方法。

他選擇了犧牲自己。如果沒有好友和老師留下的信，也許這個被霸凌的男孩，就是謝無界幫助的最后一個人。

但魚和熊掌真的不能兼得嗎？醫生和患者，不能一起活下來嗎？

后來他去了非洲，他幫了很多人，有時魯莽，有時謹慎，有時有好報，有時沒有。

當做的事情變多，每件事的結果反而沒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中，一點點煉成的自己。

這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真正的結局，也許需要謝無界用他在非洲遇到的十幾萬字的故事告訴你。（）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14975字

閱讀時長約3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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