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近現代國際關系史研究》第二十二輯刊出，收錄了由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副教授A·A·韋爾希寧 (Вершин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撰寫的對我的俄文專著?蘇聯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ионис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的書評。全文由莫大歷史系副博士研究生李東芯譯為中文。特此感謝。

莫大歷史系副教授A· A· 韋爾希寧

肖瑜 ?蘇聯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現將原文全文（略注）附錄于下，望能饗益相關研究者與讀者。

蘇聯和以色列關系史的新研究——讀肖瑜著?蘇聯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俄] 亞·亞·韋爾希寧

中國學者肖瑜的俄文專著 ?蘇聯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 и сионис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于２０２２年在圣彼得堡涅斯托爾－歷史出版社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出版。蘇聯和以色列的關系問題歷來是蘇聯對外政策史研究中最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之一。蘇聯最初對這個猶太國家寄予厚望，而在希望落空后，特拉維夫反而成為近東地區主要的反蘇中心。此外，以色列，更確切地說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還對蘇聯的意識形態發起了重要挑戰。猶太人對猶太社區的忠誠超越了他們作為公民對其所處國家的忠誠，這在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口號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這一點卻破壞了蘇聯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后，以色列與俄羅斯聯邦全面恢復接觸有助于緩解兩國之間的隔閡。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俄以兩國多年來非正常的外交關系所帶來的陰影至今仍揮之不去。當近東地區再度成為噼啪作響的火藥桶的今天，研究蘇以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肖瑜在俄羅斯出版了他的學術專著，而筆者的這篇簡短的書評將詮釋這部專著在蘇聯和以色列關系的研究領域有什么新的突破和重要意義。蘇以關系這一主題以往幾乎完全是俄羅斯、以色列、美國及部分歐洲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地，這些學者的著作其實都有很高的專業水準，然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以往研究者在解釋蘇以矛盾的原因、 過程和結果時，難免會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主觀傾向。當近東沖突成為全球性對抗——冷戰的一部分時，冷戰思維則對各國學者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從這個角度看，那些不受這些不可避免的主觀傾向局限的歷史學家對蘇以關系所作的研究就非常值得關注。 正所謂旁觀者清，肖瑜的研究正屬于這一類。

該專著開篇即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理論概況。作者細致梳理了蘇以關系的研究現狀，他將相關學術史劃分為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之前和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之后兩個發展階段，分別概括了俄 (蘇) 史學界和西方史學界的研究特點 (第６—１５頁)。在回顧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他也對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比如，法國學者勞倫特·拉克爾的研究認為，蘇聯自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下半期起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其外交政策上的一次嚴重失誤。肖瑜并不認可這一觀點，他強調，不管蘇以關系后來如何發展，莫斯科對猶太人國家的承認及起初的物質援助真正給蘇聯帶來了好處：蘇聯在亞洲的老對手大英帝國被迫退出了近東地區 (第１５頁)。作者客觀公允地指出，迄今為止，蘇聯和東歐集團在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往往被人忽視” (第 １６頁)，這也正是該書重點探討的問題。此外，筆者建議肖瑜在研究中可對葉·馬·普里馬科夫 (Е· М· Примаков) 的觀點予以關注，他是俄羅斯著名的近東問題專家。

肖瑜的研究建立在豐富翔實的史料基礎上。該專著使用了有關 “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 的歷史檔案。這個委員會曾是蘇聯主要的猶太人組織，從蘇聯政府對其態度可以探知蘇聯在猶太人問題上的立場。作者利用了大量來自英國、美國和以色列的政府文件與外交檔案，由于蘇聯方面關于以色列問題的外交文件尚未完全解密，因此肖瑜的專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一項重要的學術空白。同時，肖瑜非常熟悉近 ２０ 年來俄羅斯出版的蘇聯時代的歷史檔案匯編，這為此項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但若要更深入探究此課題，還需更進一步深挖俄文檔案資料。

筆者認為，本書研究問題的設計十分合理。該著作重點關注了影響蘇以關系的五個關鍵問題：為什么蘇聯對待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態度前后發生了變化?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斯大林支持猶太人建國的目的是什么? 蘇聯在以色列建國過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為什么斯大林在支持猶太人建國的同時又在國內發動了大規模的國家反猶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和以色列的關系從蜜月走向對抗的真實原因是什么 (第 １７—１９ 頁)? 作者用了五個章節試圖尋找這些核心問題的答案。

第一章是研究的導言。在這一章中，肖瑜考察了在沙俄和蘇聯時期猶太人的歷史狀況及俄政府對猶太人的政策，揭示了沙俄國家反猶主義的根源，并指出 ２０ 世紀初的政策 “導致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猶太人移居運動”。１９ 世紀 ８０ 年代初以后的 ３０ 年間，約有 ２５０ 萬猶太人離開了沙俄 (第 ２７頁)。正是在這種沖擊下，催生出了猶太復國主義理論，號召全世界猶太人聯合起來回歸神所賜予他們的以色列土地 (應許之地)。

１９１７ 年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后，蘇俄猶太人的社會地位大幅提高，其社會活動量也隨之急劇增加。作者在此引用的數據十分耐人尋味: 到 １９３９ 年，７０％以上的蘇聯猶太人是國營企業和社會團體的工人和職員 (第 ３５ 頁)。此時就已經可以想到后來為什么蘇聯政府會對猶太人采取謹慎態度了。作者詳細分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猶太人問題的解釋，并指出在意識形態理論上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承認猶太人是一個民族”，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又不得不把猶太人看作一個民族。蘇聯政府還有若干實際困難，使當局無法用處理其境內其他少數民族問題的方式來處理猶太人問題，比如猶太人并不在某地域聚居，他們一般從事貿易、 工業或者在行政部門工作，分布在各城市中 (第 ３９ 頁)。正如所列舉的那樣，筆者認為，肖瑜可以通過更詳細地展示蘇聯猶太人的社會職業結構，進行單獨的群體傳記學研究來深化這一分析，為此可以參考外國歷史學家在這方面已有的研究。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理解為什么在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發表宣言和國際聯盟批準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后，大批蘇聯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肖瑜特別關注了蘇聯政權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態度，并認為蘇聯政府和猶太復國主義者 “對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式有著根本不同的看法” (第 ４６頁)。蘇聯當局認為，猶太人的問題可以在蘇聯民族政策框架內得到解決，前提是實現各民族平等。此外，蘇聯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敵視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是多年以來蘇聯和英國關系不正常的體現。

然而，作者認為布爾什維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存在 “共同點”，那就是都明確希望解決反猶主義問題。因此，他總結道，“只要歷史和現實因素消失，哪怕是暫時消失，蘇聯政府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就會有合作的基礎” (第４８ 頁)。類似的結論在以往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研究中不曾出現，這是肖瑜首次提出的重要假設。

第二章專門討論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態度問題。正是在這段時期，猶太人對蘇聯政策的影響顯著增強：他們有可能利用自己在西方的關系，動員公眾輿論，為蘇聯爭取援助物資。為此，在蘇聯領導層的支持下成立了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 (猶委會)。蘇聯政府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立場自然開始轉變。與此同時，猶太復國主義者自己也開始尋求與蘇聯政府的共同話題，他們希望能與英美就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獨立猶太國家的問題進行談判時得到蘇聯的支持。在共同對抗強敵的精神鼓舞下，蘇聯的猶太人甚至提出建立猶太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方案 (第 ８５ 頁)。學界對蘇聯猶太民族運動史這一方面的研究尚少，肖瑜的著作對學術史發展有重要價值。

第三章是專著的核心章節，在此作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最初幾年斯大林與其反希特勒的前盟友大國的合作政策的演變為背景，著重分析了蘇聯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政策的形成過程。作者認為，斯大林的愿望是維持與西方結成的伙伴關系，“雖然蘇聯非常渴望直接在近東地區擴大勢力范圍，但斯大林并沒有因此從根本上改變與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第 １０４ 頁)。作者在此深入研究了美英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沖突，這有助于更準確地把握蘇聯方面在制定巴勒斯坦政策時的動機。作者重點關注了在冷戰升級背景下近東問題的轉變。他利用大量篇幅征引了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蘇聯駐美國大使尼·瓦·諾維科夫 (Н· В· Новиков)的一封電報，其中指出美英矛盾的焦點就在近東 (第 １３１—１３３ 頁)。斯大林很快就看到了蘇聯外交的一個可能方向：介入西方支持猶太國建立的進程，在美國和英國之間打入楔子，為蘇聯在近東擴大影響力贏得籌碼。肖瑜具體描述了蘇聯外交官為表明蘇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對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安·安·葛羅米柯 (А· А· Громыко) 在聯合國發表的著名演說進行了精細化的研究。該演講標志著蘇聯政策的急劇轉變，“此前堅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蘇聯站到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邊”(第 １４７ 頁)。蘇聯的策略取得了圓滿成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了各自的利益在支持猶太人建國這一問題上達成了默契” (第 １６３ 頁)。前殖民帝國英國也不得不同意它們的條件。

專著第四章主要講述了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色列國成立后發生的事件。作者在此討論了促使斯大林承認并援助以色列的原因。一些中國歷史學家認為，蘇聯支持以色列國建立是出于對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的歐洲猶太人的同情。肖瑜認為，斯大林的政治動機可能非常復雜，但絕對不涉及對猶太人的同情，因為他在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同時，也開始了對蘇聯境內猶太人的清洗。

２０２１ 年，中國歷史學家宋永成出版了一部頗具影響力的專著 ?蘇聯猶太人研究 ( １９４１—１９５３)：以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為中心?，該著作在２０２３ 年獲得了 “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 提名。宋永成認為，斯大林支持以色列建國有三個目的：(１) 把英國人趕出近東；(２) 希望以色列成為親蘇國家；(３) 如果前兩個目的不能實現，以色列也會成為近東的不穩定因素，使蘇聯有機會繼續干涉近東事務。談到戰后斯大林對猶太人的清洗，宋永成認為斯大林繼承了俄國的反猶主義傳統，把反猶當成了與西方冷戰的武器。

肖瑜并不完全認可宋永成的觀點，他認為如果斯大林繼承了俄國的反猶主義傳統，那么斯大林就不可能支持以色列建國并寄希望于以色列成為親蘇國家。斯大林對外支持以色列建國和對內清洗猶太人都是政策的需要，斯大林對內對外政策的原則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切有利于蘇聯的原則 (第１９７—２０８ 頁)。肖瑜在專著的最后一章詳細論述了自己的觀點。

在專著的第五章，肖瑜分析了 “以色列問題” 對蘇聯國內政治的影響，探討了斯大林在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同時，又在國內發起大規模反猶運動的復雜原因。其結論是，蘇聯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激起了蘇聯猶太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蘇聯領導人試圖控制這種狂熱的思想。作者認為，“蘇聯支持猶太人建國的外交政策與其迫害猶太人的對內政策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并無矛盾之處” (第 ２２ 頁)。專著的結語部分對全書作了總結，認為斯大林的猶太人政策在對內對外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系、 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 (第２３８ 頁)。

肖瑜的專著 ?蘇聯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是一項新穎而有趣的研究。它使蘇以關系這一史學界傳統研究課題重新煥發生機，并給出了新的闡釋，也涉及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其中包括關于蘇聯向以色列提供物質援助的具體數額的研究，這種援助使得猶太國在其最初最困難的時期得以生存。毫無疑問，這一主題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筆者的建議是，作者還可以大膽使用那個時代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核心人物的傳記材料來豐富著作。不過，這絲毫沒有降低該書的學術價值，這本專著完全可以被稱為現代史學的一項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