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3日，由紹興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浙江大學出版社主辦，紹興市鑒湖研究會、紹興市浙東運河文化研究中心承辦的《浙東運河文化研究》系列叢書贈書儀式在紹興舉行，旨在進一步擴大研究成果的推廣和轉化。浙江省社科聯及紹興市社聯代表，紹興市文史館代表，國家級和我省省市有關博物館、圖書館代表，運河文化研究相關專家，“叢書”子課題負責人，本地新型智庫、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代表，在紹高校代表等齊聚一堂，交流“叢書”編撰情況、主要內容及出版發行情況。現將有關領導和專家講話稿刊載，以供同仁參考。

回到事物本身，以歷史和美學的觀點發掘浙東運河文化的學術豐碑

——簡評《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

潘承玉 紹興文理學院

20世紀西方哲學的兩個最重要流派之一，是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20世紀中期以來，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哲學流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在建構地域文化學方面進行了持續的探索。譚徐明、邱志榮先生主編《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問世，快讀之下，深覺此書有契合于現象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地域文化學的特色，簡略言之。

潘承玉發言現場照片

一、回到“浙東運河”的現象體系建構

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西方哲學領域思潮頻出，在幫助人深化對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認知的同時，也帶來了觀念的混亂。在此背景下，現象學強調“回到事物本身”的研究態度，即擺脫一切先入為主的觀念和理論，直接面對現象本身，致力于從現象本身出發，描述和分析現象的本質結構和意義，期待通過直接觀察和描述現象的本質來理解和解釋世界，為人類解答“我在哪里”釋疑解惑。

《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建構了一個宏偉的回到“浙東運河”的現象體系（在我看來，這十部著作形成了由顯到隱、由直觀到透視的四重現象體系），解釋了“浙東運河文化”的本質所在。這是對浙江文化史與中華文明研究的一個創新和突破。在包羅萬象的中華文明中，“浙東運河”堪稱最重要的事物之一。但這個事物長期遭到忽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文化界有關浙東運河的第一個信息，來自《新聞戰線》1987第11期刊登的《寧波日報》記者何守先撰寫的報道文章《浙東運河采訪回顧》。2002年紹興市委、市府決定對穿越紹興平原腹地和古越水城的千古名河浙東古運河進行全面水環境整治。2005年4月25日《浙江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浙東運河，“延伸”運河文化》的會議綜述，報道了4月19日上午由中國水利史研究會、中國城市水利學會、紹興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水文化學術報告會在紹興召開時專家們的呼吁。2005年12月《今日浙江》（中共浙江省委主辦）2005年第23期刊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呂洪年教授的《積淀深厚的浙東運河文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出版邱志榮編著《浙東古運河——紹興運河園》，這是有史以來有關浙東運河的第一部專書著作。從那時到今天，以《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的出版為標志，學界才有了一部“回到浙東運河本身”的大成果，這是對滋養浙東人民的浙東運河流域山川的報答，對創造浙東文化的歷代先民的致敬！

邱志榮編著《浙東古運河——紹興運河園》

二、“歷史和美學的觀點”結合研究的典范

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曾經說：“我是從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不斷傳播和深入人心，恩格斯當年在對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與作家斐?拉薩爾歷史劇《濟金根》的文藝批評實踐中提出并倡導的美學和歷史的結合觀點，越來越演變成新中國建立后我國人文社科研究領域日益自覺的“歷史和美學的觀點”的結合原則。

我們知道，歷史的原則要求我們不斷逼近歷史真相，獲得真知，感悟真理；然而，真相既無處不在，又形銷骨立于歷史材料之中，時過境遷，我們為什么還要窮盡真相，獲得真知？目的還在于實現我們生活的美好和內在精神境界的崇高，真要導向美與善，真、善、美理應是一體的。這個原則也完全貼近中華民族的“詩教”特質，完全吻合中華民族“興于詩，禮于禮，成于樂”的優良傳統。“詩詞大會”近年的興盛與畢生致力中華詩詞傳播的葉嘉瑩先生受到的高度尊崇，都體現了我國社會和學界向古老“詩教”傳統的回歸。《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就是“歷史和美學的觀點”結合研究的又一大型典范成果。該叢書全面揭示了浙東運河文化的各方向真相，傳播了真知，也精心梳理、首次提出了“浙東運河詩路文化”，結撰成就了《浙東運河詩路文化》專著，并在文獻海洋中爬梳拾貝輯注形成了貫通各個歷史的《浙東運河詩歌總集》，以“詩心”連接今人與古人，這對重新建構“詩化中國”，豐盈、美化今人的精神世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流域文化學探索的豐碑

眾所周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這些年上上下下經常講到、聽到的一句話，它揭示了當代世界變化的快速、不確定性和內含各種挑戰的嚴峻，揭示了既有規則的失效與既有大局的失序。然而，回過頭來看，中國與世界也經歷了“百年未有之大發展”。過去百年的中國文化也是如此。

經歷了一系列磨難和陣痛，中國文化在上個世界80年代以后經歷了西方文化、傳統文化、地域文化三波滾滾熱浪，以最后一波地域文化最為持久、熾熱，極大地滿足了我國各地民眾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在這過程中，諸多學人為引導地域文化研究健康發展，做出了積極探索。如北京大學的金克木曾發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讀書》，1986第4期），上海社科院的姜彬曾出版《區域文化與民間文藝學》（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0），都從文藝的角度提出了分布研究、軌跡研究、定點研究、播散研究等策略與強化吳越地區研究的建議。在前輩權威的指點下，近年的地域文化研究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可喜局面，問世了大量成果。《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可以說，憑借研究團隊的長期積累和撰寫過程中通力合作帶來的互相啟發、共同進步，探索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路，拓展了流域文化學——運河學的新境界。《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十本，建構了一種新的研究和論述模式，屬運河學的示范性豐碩成果，對推進其他地域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浙東運河文化研究》系列叢書

大唐玄宗天寶七年（748），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曾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道出了無數文化人的愿望和使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國家的文化習俗不斷完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斷完善；當代人文社科工作者的學術追求，說到底，其根本功用也不過如此。可是，杜甫在此詩中接下來說的是，“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他的樸素愿望未能實現，不得不陷入沉淪落魄的境地。這是杜甫的遺憾，也是古代絕大多數文化人的遺憾。斗轉星移，時移世易，我們來到大張旗鼓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我們面對了比杜甫幸運百倍的機遇。如何面對機遇，如何既無負于自己的學術志趣，又無愧于時代的召喚，《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研究團隊已經向大家做了很好的示范。故此，謹向科學謀劃、組織這一重大文化研究工程的紹興市社科聯領導，謹向譚徐明、邱志榮先生領銜的研究團隊各位專家學者，獻上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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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程雪婷

審核：戴秀麗

總期：第8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