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鄉愁》211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

在村西頭嚴立華家低矮殘破的茅屋里，擠滿了18位農民。

關系全村命運的一次秘密會議，此刻正在這里召開。

這次會議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證書。

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有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在會上，隊長嚴俊昌特別強調：“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

1978年，這個舉動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是一個勇敢的、甚至是偉大的壯舉。

1979年10月，小崗村打谷場上一片金黃。

經計量，當年糧食總產量66噸，相當于全隊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

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來，在關于農村的文字中，“包產到戶”是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也是常被質疑和批判的。

即使在小崗村獲得豐收的1979年，批評“包產到戶”的聲音，也是不絕于耳。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大包干”的做法。

當時，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萬里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這一舉動表示的支持，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農村改革勢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此后，中國政府不斷穩固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使廣大農村地區迅速摘掉貧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也因此，中國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跡。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陸續實施，當年我們魯西北偏僻的農村，也實現了家庭聯產承包制。

1983年，是實施聯產承包制的第二年。

那一年，距離高考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被迫輟學，回到了農村。

那時候，我已經在讀高二了。

我們60版的那代人，讀書過程是：小學是5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是2年制。

合計起來讀書10年，才進入高考的門檻，真正是“十年寒窗苦”。

我的小學時代，是在我們村里的小學讀的。

初中之后，跟著父親到了他執教的冠縣，在冠縣柳林鎮著名的“武訓中學”就讀。

當時，父親執教的高中在柳林鎮的北側，而“武訓中學”在鎮子中間。每天，我都是吃住在高中，跑著去中學讀書，也是典型的“兩點一線”。

初中三年，基本上是比較平穩的。但考上高中后，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實施，我的讀書生涯就受到了嚴重影響。

因為生產隊施行了聯產承包，大方的田地被劃分成大大小小的一條條的土地，每家都分到幾小條田地。

土地分產到戶，簡單的農具分開后，生產隊的牲口棚也要“解散”了。

一群的羸弱老牛，被分到幾戶一頭，用于平時的耕作。

生產隊的“大鍋飯”，一下基本解散了。

這讓北方的農民們，不適應了好一陣子。

以前在生產隊的時候，不管是不是“出工不出力”，好歹是男勞力掙得工分多點，女隊員掙得工分少點。但畢竟，在生產隊的日子，還能勉強“混日子”。

但聯產承包后，每個人都是一個生產小組，每個家庭成了一個縮小版的生產隊。

以前在生產隊里，什么季節種什么莊稼，要使用啥樣的農具，社員們雖然也參與著做，但畢竟不是把式。

生產隊的老把式，也就掰著指頭都能數出來的那幾個。

而現在，要種好自家的莊稼，要人人成為把式才行。

雖然之前大家也有自己的二分自留地，但種植比較單一，都是跟著生產隊的“趨勢”走。

但現在，不但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了，有的甚至更多。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一直期望有朝一日能過上“二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北方農民們，還是有些懵圈了。

“問題是，現在土地是有了，但沒技術啊，也沒農具，缺少牲畜，連打場都找不到地方了……”

這些政策實施后的一系列問題，不是困擾著哪個家庭，而是當時北方生產隊“解散”后的現狀，是每個人和每個家庭都要面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