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末，被評選為“年度思想者”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擎在2024南風窗社會價值年度盛典上發表了題為《召喚人文》的演講。

在這篇演講里，劉擎教授以“繁榮背后意義感的迷失、心靈世界的匱乏”為標靶，批判人類過分追求經濟理性、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異化”，即“這個世界越來越像叢林世界，我們在制造越來越像人的機器的同時，人變得越來越像機器——我們在上班的時候變成一個龐大機器的一個部件，而回家之后，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娛樂機器”。由此，劉擎教授發出“重新尋覓人性的光輝”、“重建人文精神”的呼吁。

劉擎教授所批判的“人的異化”，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從反抗宗教對人的異化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到卡夫卡的《變形記》、梭羅的《瓦爾登湖》，是西方文明一脈相承的通過對個性和自由的追求來反抗物質文明、商業文明對人的異化。

而國內的當代啟蒙運動自傷痕文學開啟人性光輝的主題，經過反思文學和尋根文化的一路深化，無非也是試圖通過對權力異化、現代文明異化的描繪和反思，來尋求人的解放和精神的重建。

以此為起點，中國思想文化界對于人文精神的追求就一直在時代的風波里顛沛流離。

30年前的1993年，以王曉明、陳思和、朱學勤、張煒、張承志為代表的學人和作家掀起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他們將第二輪市場經濟大潮加速社會世俗化轉型所帶來的那個金錢至上、文人下海、文學邊緣化的時代命名為“精神荒漠的時代”，并且為抵制“精神荒漠化”開出了“人文精神”的藥方——“提倡關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不斷培植和發展內心的價值需求，努力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去實踐這種需求”。

可惜的是，知識分子們對于商品經濟、消費主義和世俗文化的批判卻把自己置身于追求發家致富的普羅大眾的對立面，最終使得這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意義僅僅局限于知識界的沙龍，未能擺脫被“束之高閣”的命運。

20年之后的2013年，因為《萬象》、《書城》、《書屋》等著名人文雜志的停刊，文化評論員袁躍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呼喚“人文”精神回歸》的文章，痛陳微博等碎片化的電子閱讀沖擊了時代的人文氛圍和人文情懷，導致商業消費主義和技術主義成為社會主流，人文精神匱乏成為時代特色。

可惜的是，作者在文章中將人文精神虛化為“民族靈魂的核心”、“民族精神的支撐”等大而不當的概念，使得其對于人文精神回歸的“高聲呼喚”的一大串排比句，被網絡評論嘲笑為為人文精神“招魂”。

兩年之后的2015年，又是《光明日報》，以《呼喚人文精神》為題，刊發了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袁行霈在北大2015年開學典禮上的演講，繼續為“人文精神”發聲。

與袁躍興高舉高打的“高射炮”相比，袁行霈教授面對莘莘學子的公開演講無疑更接地氣，他認為“呼喚人文精神，就是希望繼承先哲的理想，真正把人放到主體的地位”。

面對物欲的誘惑、人際關系的沖突、人與自然的割裂，“能豐富人的精神，美化人的心靈，提升人的品德，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和人的關系，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用到造福于人類的正道上來”的人文學科的“無用之大用”，就在于使人懂得其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和價值。

身為北大人文學部主任，袁行霈教授的開學典禮演講，固然是在為擁有百余年深厚積淀的人文學科張目，但無疑也希望其在象牙塔內對人文精神的呼喚能夠觸達社會，警示人類在科技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創造供自身享受的物質條件時，不要被物欲所支配而喪失掉自我。

然而進入到2024年末劉擎教授的演講中，那些需要被警示的人，已經不是在為了滿足自身享受而主動創造物質條件，而是變成了“把輸贏、把增長、把那些可計算的、量化的指標看作了生命的唯一目標”的“機器”，這恰恰是人文精神缺失所造成的“異化”。

正如劉擎教授在演講中所說，30年前那些參加“人文精神大討論”的學者們所憂慮的人文精神危機，并沒有隨著經濟發展、物質豐富而變好，反而是越來越嚴峻。

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逐步取代人類思考的當下，在算法系統主導信息獲取方式的當下，在搜索引擎重塑知識獲取路徑的當下，在微信聊天、朋友圈和線上會議逐漸取代線下聚會與面對面交流的當下，“重新尋覓人性的光輝”從沒有象今天這樣變得如此緊急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