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古籍西傳到現代文學交流，考察了中國文化在德語世界的傳播歷程。

• 既有對中德文學交流的宏觀把握，又有對具體文學作品的微觀分析。

• 展現了席勒、歌德、布萊希特等德語文學巨匠與中國文化的深厚淵源。

• 通過豐富案例分析了中德文化在文學中的碰撞，為理解中德文學交流的雙向互動提供多重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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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譚淵，復旦大學碩士，德國哥廷根大學德語文學博士、博士后，華中科技大學德語系教授、博土生導師，現任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德語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4項，出版專著6部，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青年長江學者及德國洪堡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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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重點聚焦中國文化在德語世界的傳播，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西傳、中國形象在德語世界的變遷、中國元素在德語文學中的呈現及歌德作品在中國的傳播。

全書結合對德國宮廷-騎士文學、巴洛克文學、啟蒙文學、魏瑪古典文學、表現主義文學、流亡文學的研究，以案例形式分析了不同時代德語文學家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再創造，尤其是席勒、歌德、德布林、克拉朋特、布萊希特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淵源。不僅再現了300多年來中德文化之間充滿活力的交流與互鑒，同時展現出政治、宗教、倫理、性別等多種元素對“他者”形象建構的深層影響。

1735年法文版《中華帝國全志》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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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緒言：中德文學交流史研究的新思路

第一編 德語世界的中國形象

絲綢之國與希望之鄉

——中世紀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探析

異域光環下的騎士與女英雄國度

——德國巴洛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百年漢學與中國形象

——紀念德國專業漢學建立一百周年（1909—2009）

德國圖書市場上的中國形象

第二編 中國文化在德語世界的傳播

禮儀之爭與《中華帝國全志》對中國典籍與文學的譯介

“趙氏孤兒”故事在18世紀德語世界的傳播與改編

《好逑傳》早期西文譯本初探

圖蘭朵公主的中國之路

——席勒與中國文學關系再探討

歌德筆下的“中國女詩人”

歌德的“中國之旅”與“世界文學”之創生

《老子》譯介與老子形象在德國的變遷

賦魅與除魅

——德布林在《王倫三躍》中對東方宗教世界的建構

克拉朋特的中國情結與《灰闌記》

從流亡到“尋求真理之路”

——布萊希特筆下的“老子出關”

布萊希特的《六首中國詩》與“傳播真理的計謀”

布萊希特的中國榜樣與《四川好人》的僑易之旅

第三編 德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

“名哲”還是“詩伯”？

——晚清學人視野中歌德形象的變遷

歌德詩歌的復譯與民國譯者對新詩的探索

——徐志摩《征譯詩啟》背后的新舊詩之爭

作為精神資源的歌德學

——文學革命和抗日救亡背景下的歌德研究

參考文獻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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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圖蘭朵公主的中國之路

——席勒與中國文學關系再探討

席勒的劇本《中國公主圖蘭朵》長期以來被視為西方作家所虛構的東方世界，其中的中國元素也被視為舞臺上的點綴。而“中國公主”這一形象在世界文學中的演變歷程以及席勒在作品“中國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則并未得到充分關注。本篇通過對12世紀末波斯民間故事集中的圖蘭朵童話、18世紀初法國東方學家的《一千零一日》、1762年意大利戲劇家哥奇的“童話劇”以及1801年席勒的“悲喜劇”等幾個版本加以對比研究，指出直至席勒才真正有大量中國元素融入“中國公主”的故事。同時，席勒依據中國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在作品中強調女性尊嚴和婦女權利，使主人公圖蘭朵在性格發展、思想境界方面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才使得作品超越前人、真正實現了“中國化”，并使童話中性格乖戾的女主人公最終成為世界文學之林中璀璨奪目的“中國公主”。

德國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于1759年11月10日，在短短46年的生命歷程中，他在戲劇、美學、詩歌、史學等方面都留下了豐碩的成果。他的《強盜》《陰謀與愛情》《歡樂頌》等作品不僅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被頻繁引用，而且至今膾炙人口。而在席勒所塑造的眾多戲劇人物中，也包括一位光彩奪目的中國女性形象，這就是他于1801年在《中國公主圖蘭朵》中塑造的那位智慧過人、渴望真愛的中國公主。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普契尼版《圖蘭朵》“重返”紫禁城所引發的熱潮，學術界對“中國公主”形象在世界文學中的演變歷程也產生了愈來愈濃的興趣：席勒何以會對一位中國公主發生興趣？他僅僅是為了迎合觀眾對東方世界的好奇，還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思潮在推動著他？中國公主的魅力究竟何在？她又來自何方？本文將以18、19世紀東西方文學間的互動為出發點，結合對席勒創作道路的考察來就這一中德文學關系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加以探討。

一、《圖蘭朵》的中國之路

在西方文學家所塑造的眾多東方女性形象中，圖蘭朵無疑是最為光彩照人的一個。無論是她在用謎語與男性較量中所顯示的智慧，還是她對真摯愛情的渴望、對男女平等的追求，都使她散發出超凡的魅力，從而吸引了哥奇、席勒、普契尼等一代又一代文學家、音樂家對這個古老的故事加以改編創作，使她不斷綻放出誘人魅力。然而，《圖蘭朵》起初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波斯童話。所謂“圖蘭朵”實際上是由Turan和dot兩個詞組合而成，Turan是一個地名，現在指的是中亞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地區面積約180萬平方公里的圖蘭盆地。在菲爾多西（Firdaussis, 940—1020）耗費43年創作的史詩《列王記》中，伊朗上古時期國王費里東在年老時三分天下，把中亞草原和中國（指中國西北部草原）分給了二兒子圖爾（Tur），圖爾的封地就被稱為“圖蘭（Turan）”，后來也被用來概稱中亞地區。dot是dokht的簡寫，意為女兒、姑娘，國王的女兒（shahdokht）即公主，在特指場合下只用dokht也可指公主。因此，“圖蘭朵”的本意是“圖蘭的女兒”或“圖蘭的公主”。

圖蘭朵故事的雛形大致起源于波斯詩人尼扎米（Iljas ben Jussuf Nizami, 約1141—1209）的故事集《七寶宮》（1196）中。全書以7位公主給薩珊王朝的國君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Ⅴ，420—438在位）講故事為主線，結構與《十日談》相近。根據后世流傳下來的版本，其中與圖蘭朵最為接近的“謎語公主”的故事是“一位俄羅斯公主于星期二在紅色的火星宮中講述的”，也有版本稱是一位斯拉夫公主在“第四天，火星日”所講述。故事這樣開始：“在俄羅斯的一座城市里曾經有一位國王，他有一個女兒，美麗聰慧，她的名字叫圖蘭朵……”故事的全部情節都發生在俄羅斯和中亞，與中國毫無關系，也沒有任何中國人出現。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在北京上演后，國內有學者認為故事背景可能是蒙古金帳汗國土崩瓦解、分裂成若干小汗國的時代，說圖蘭朵是大元公主也未嘗不可。

到了17世紀下半葉，《圖蘭朵的謎語故事》引起了法國東方學家克羅伊克斯（Francois Petis de la Croix, 1653—1713）的興趣，他將其改寫后收錄于巴黎出版的五卷本波斯故事集中。這一故事集以老奶媽給被愛情和婚姻煩擾的克什米爾公主講故事為主線，并仿效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命名為《一千零一日》（1710—1712）。時值歐洲的“中國風”時代，歐洲人在文化上頂禮膜拜正處于康乾盛世的中國，將中國瓷器、飲茶、園林、裝飾風格都視為時尚，乘坐中國轎子一度在部分德國城市成為貴族才享有的特權，巴黎甚至還出現過冒充中國公主來出名的鬧劇。而《一千零一日》的法國編者也同樣在這股風氣中嗅到了商機，于是將《圖蘭朵》中的俄羅斯公主重新包裝，使之成為北京的“中國公主”，并定名為《卡拉夫王子和中國公主的故事》。但此時的故事情節與現在大家所熟悉的版本還有很大差別。這一故事首先講述了王子卡拉夫和他的父母因為戰亂逃離故國，路上不幸又遇上強盜，被搶得精光，王子不得不靠乞討和為人做苦工維生。后來他聽說美麗的中國公主用謎語來招親并被公主的肖像所吸引，這才來到北京。后面的情節是大家所熟悉的：卡拉夫解開了謎語，但是出于對公主的憐惜，他不惜再冒一次生命危險讓公主來猜他的名字，公主得到了王子的名字，但卻為王子所征服，最后自愿與他結為夫婦。后來，卡拉夫王子還在中國的幫助下奪回了自己的國家。

在意大利，《圖蘭朵》的故事引起了威尼斯劇作家卡洛·哥奇（Carlo Gozzi,1720—1806）的注意。當時，哥奇為了對抗以“新喜劇”而聞名的革新派劇作家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決心復興威尼斯狂歡節上的傳統藝術劇（commedia dell arte，或稱即興喜劇）。為此，他從1761年起在四年內寫出了10部童話劇，通過改編一系列光怪陸離的異國故事來吸引觀眾并獲得了巨大成功，《圖蘭朵》便是其中最為有名的一部。哥奇于1762年將《一千零一日》中的這個故事改編成劇本《圖蘭朵，一部中國悲喜童話》，在情節上也做出了重大改動。其中，故事

按照當時流行的“三一律”被濃縮到了24小時之內，卡拉夫到達北京之前漫長的流浪生活全部被刪去，只在人物對話中被簡單提及。卡拉夫原本是為求婚而來到北京，在哥奇筆下被改編為流浪到北京后才一下被公主的畫像所吸引。此外，為了迎合威尼斯觀眾，哥奇在劇中加入了大量意大利元素，例如他讓威尼斯藝術劇中的固定角色潘塔隆以首相身份、特魯法爾丁以總管太監身份出現在中國宮廷，并將第三個謎語改為“亞得里亞的雄獅”（威尼斯城的標志）。此時的圖蘭朵雖然名義上已成為一位 “中國公主”，但是除去作為舞臺背景的北京城外，全劇幾乎沒有什么可以被稱為中國的東西。第一個在真正意義上將中國元素引入《圖蘭朵》的歐洲人是德國文豪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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