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寧

舊瓶新酒，其命維新

作者 | 胡安寧

作者單位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原文 |

拙作《結構流動:基于調整—分解的分析策略》發表于《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6期。承蒙編輯部的邀請，讓我有幸寫下這篇手記，來分享一下文章背后的“來龍去脈”和寫作過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感想。

一、文章的緣起

這篇文章的主題雖然是關于結構流動，但是寫作的緣起卻要追溯到其他研究主題。關于社會流動研究，我最初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流動的效果（這方面的研究先后發表在Method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和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兩個期刊上）。為了熟悉相關的理論背景，我閱讀了大量發表于上個世紀50~80年代關于社會流動研究的文獻。在閱讀的過程中，結構流動這個概念不斷地映入眼簾，而區分結構流動和交換流動似乎是當時那個時代社會流動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昔日的這種“熱度”和今日結構流動研究的“式微”之間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為了理解這種從“熱”到“冷”的變化，我又補充閱讀了一些興起于70~90年代基于發生比的“相對流動”研究（一些學者仍然活躍在今天的學術舞臺上，如Richard Breen），試圖理解何以發生這種研究“范式”的轉移（從結構/交換流動轉向相對/絕對流動）。至此，我基本了解了結構流動概念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在方法層面上測量結構流動的不同方法各自的局限性。

但是，正如克勞澤和斯洛姆琴斯基(Krauze & Slomczynski 1986)所言，方法上的局限并不等同于理論上的局限。盡管結構流動的測量在方法上有各種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結構流動這一理論概念一無是處。實際上，即使是以日常生活經驗來判斷，我們也可以感覺到，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歷了巨大結構轉型的社會，很多解釋個體生活際遇變化（社會流動）的因素恰恰是結構性的（例如所謂的站在風口上）。這樣的話，結構流動至少作為一個理論概念，仍然具有其現實生命力。那么，所需要解決的，只是在方法上如何克服前人所指出的種種局限。這便是《結構流動:基于調整—分解的分析策略》這樣一個方法論論文的緣起和立論的基礎：通過綜合使用德明-斯蒂芬算法和流動表的三元分解法，來突破既有方法的不足，讓方法的應用能夠匹配和體現出理論的價值。

可以說，從關注流動效果轉到測量結構流動，是一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過程。其間最為關鍵的動因，或許就是結構流動作為理論概念的豐富性和作為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這種“錯配”。當然，本文可以說得上是一篇比較典型的量化方法論論文，所以這篇手記不太能夠補充太多的具有經驗質感的案例。考慮到這一點，在文中剩余的部分，筆者想分享一下寫作過程所帶來的一些感受。當然，和任何手記一樣，這些感受也是有感而發，純粹一家之言。

二、社會學的方法創新

首先想談的一點感想，是關于社會學量化方法的創新問題。在閱讀拙作相關文獻的過程中，一個比較強烈的感覺是，與上個世紀60~90年代社會學量化研究領域新方法迭出的狀態相比，當下的量化社會學研究似乎在方法創新上落后了。雖然從根本上講，沒有專屬于社會學或者專屬于經濟學的回歸模型，但不同學科確實有各自獨特的研究問題，而面對這些問題，自然也會形成有學科特色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從而構成特定學科的“獨門武器”。這一點對于社會學而言，或許最具有學科特色的方法就是圍繞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所形成的一系列分析工具（如流動表分析、unidiff模型等等）。但是，正如統計學家（同時也是社會學家）Adrian E. Raftery在2001年一篇綜述文章（Statistics in Sociology, 1950-2000: A Selective Review）中所談到的，類似的方法創新在社會學領域內卻變得日漸稀少。他的文章寫于21世紀之初，他認為當時主流的社會學量化研究方法仍然是那些發明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方法（Raftery所舉例證包括回歸模型、潛變量模型、結構方程模型、事件史分析等）。而今天，當我們站在2024年年末的時間點上回頭看時，情況似乎仍然如此。社會學量化分析手段的革新之慢似乎可見一斑。

當然，方法雖然缺乏革新，但仍可以研究新問題，得出新結論。這樣說固然沒錯，但以舊方法去探究新數據以得出新結論的研究進路卻在應對今日的學術研究需求上變得舉步維艱。一方面，采用傳統的分析方法探究新數據，對于數據信息的開發效率相比新方法而言更低（一個類比是，t檢驗相比于多元線性回歸，其數據開發效率更低）。受制于方法（如模型設定限制等）的研究也更加容易陷入模式化的工匠式研究的窠臼，即找到一個新的數據，套用老的方法，流水線式的得出結論，最后寫出文章。結果或者是驗證常識，或者是對既有理論的小修小補，缺乏足夠的原創性，這也是當下對于量化社會學分析的主要批評點所在。另一方面，與傳統的結構化數據不同，在今天的大數據時代，社會學研究者面對的是各式各樣的新型數據形態（文本、圖像、視頻等）。這些新的數據形態勢必要求量化社會學者更新自身的“武器庫”，通過方法的創新來開發和利用這些數據。所以，新方法的開發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分析手段問題，也關系到量化社會學實質性的知識探索、創新和積累。

實際上，當我們把視野放大到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研究之后不難發現，以分析手段創新推進實質研究創新似乎日漸流行（例如，202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利用機器學習方法進行蛋白質設計的學者）。很多時候，想法再多再好，也需要相應的分析手段來配合實現。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量化社會學研究者對這句話心有戚戚焉。社會學研究積累了大量有深度的理論洞見和中層理論，而如何將理論洞見和現實相連以達成學術創新，研究方法很多時候是最為關鍵的因素。正因為如此，量化社會學研究中，方法的創新應當也必須“迎頭趕上”。從這個角度來說，拙文的嘗試，雖是研究一個舊的主題，但也希望能夠革新其內容，裝進新酒，以方法論創新將一個老的概念帶回到社會學當下的語境中，賦予其新的生命力，也就是所謂的“舊瓶新酒，其命維新”。

三、社會學文獻的新與舊

如果說拙作的寫作過程讓我感覺到量化研究方法需要“求新”，那么回到理論和文獻，我的感受卻恰恰相反：對于研究當下中國社會而言，不一定要時時刻刻追求新文獻，而是要充分挖掘老文獻的價值。這種感受仍然來自于閱讀上個世紀后半葉發表于國際主流學術期刊的學術成果。這個時期的社會學論文有幾個特點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第一，與今天動輒數十頁的論文相比，當時的學術論文在形式上更加短小精悍，沒有今天論文這么多的背景鋪陳，而是直抒胸臆，直接從要解決的問題談起，提出自己的主張。第二，那個時期的學術研究關注的很多問題是社會學學科的基礎性問題，而非那些局限于某一國的特定現象。以社會流動研究為例，那個時期內所開發出的各種分析社會流動的方法工具都在學科意義上具有奠基性。第三，回到具體的研究領域，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圍繞中國社會轉型的社會學議題都可以從當時的研究中獲得豐富的啟示。例如，楊慶堃先生發表于1963年關注現代化轉型下家庭的結構變遷的經典著作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當我們寫論文的時候，文獻的“時效性”似乎是衡量學術成果品質的一項指標。在這些要求之下，那些“古早”的文獻日漸無人問津。當然，這樣要求有其價值，可以避免研究人員抱殘守缺。但是，如果對于他人成果的引用偏向于“裝飾性”或者“象征性”，甚至為了引用而引用。這無疑背離了學術互鑒的初衷。實際上，這里的關鍵問題不是成果發表的時間，而是他人學術成果是否具有深入的洞見。這方面，基于我個人有限的經驗，反而感覺發表于上個世紀后半葉的大量社會學研究更具啟示性。與之相比，今日的社會學知識生產日漸“精細”，但也似乎逐漸缺乏一種給人“驚喜”的能力。或許這個問題并不是社會學這個學科所獨有，例如，在2023年Nature上便有一篇經驗文章（題為“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發現，即使是在自然科學和科技領域，學術創新也變得日漸緩慢。可見，就研究創新性而言，似乎并不必然“古不如今”。我們可以充分借鑒這些“舊瓶”，然后裝入當下社會的“新酒”，來獲取新知。

上面拉拉雜雜談了很多，只是我在撰寫論文過程中的一些個體性的感受，不免有所偏頗，還請讀者們海涵。最后，我想再次感謝《社會學研究》編輯部、匿名審稿人以及眾多師友的支持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