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第二部即將在新年期間上映，近年來，關于殷商的書籍與影視作品可謂不少，都展現了殷商文明殘酷的一面：屠戮戰俘用來人祭。

這些皆有考古工作者所挖出的墓葬中人骨形態來佐證，苛責殷商時期的統治者殘暴不仁的同時，從他們的世界觀去認識當時的戰爭與祭祀，更有意義，一個通俗易懂的結論：殷商時期，抓戰俘用以祭祖，更像是魔獸世界中人族與獸族的大戰，亦或是地下城的世界中，抓了哥布林、地精前去祭拜祖先。

米哈伊爾·伊利亞德在其著作《神圣與世俗》的序言中提到：對于早期人類而言，神圣就是力量，神圣就是現實。這種神圣被賦予現實的存在之中。這告訴我們，古代尤其是文明初期時人類的世界觀與祛魅之后的現代理性經濟人是大相徑庭的。

殷人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爭行為與世界觀以及宗教觀是無法被剝離開的。商代宗教禮儀是一種極具實用主義的態度，以此來推測祖先與神靈的意志，認為無論是在戰爭還是在日常的生產與生活中，都需要祖先與神靈的庇佑，隨著戰爭的獲勝，祭祀規模逐漸擴大，以此來換取神靈對今后戰爭的勝利的庇佑。

在殷商的統治精英與普通氏族成員看來，他們和眾多的神靈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其中的一部分，還是祖先神，在他們眼中，祖先神具有凡人的一般屬性，對食物、酒精、祭品乃至舞樂與珍寶都有一定的需求，神靈也是擁有正常的七情六欲，真因為如此，商代的巫師們，習慣于宴飲之后，通過醉酒時的迷離狀態，手舞足蹈，與神靈先祖們進行交流，并且通過占卜的方式，向神靈先祖們詢問軍國大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中，就透露出商王室的祖先神被理解為神圣的鳥，同時也具有太陽神的品質與特征。《商頌·長發》中所載“帝立子生商”顯示出了王室是“帝”的后裔，這個玄鳥，也是“帝”的化身，殷商觀念中的人神一體化，可見一斑。

理解神靈祭祀在殷商世界觀的重要地位之后，就能理解他們戰爭與獻祭俘虜殘酷事實的背后邏輯了。正如伊利亞德指出：在判斷一個“野蠻”的社會時，我們決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甚至在最殘暴的行為和最反常的舉止中也蘊含著神圣的、超越凡人的模式。

殷商人需要給祖先貢獻祭品，需要通過圍獵野獸與對部族發動戰爭來獲取，而在那時候，狩獵與戰爭往往是緊密一體的，狩獵野獸有時會被視作戰爭的一種訓練方式，而針對周邊部族的戰爭，也會被視作一種狩獵。正如聞一多先生在其《周易義證類纂》中指出：田（戰爭與狩獵的場所）物謂之禽，敵眾亦謂之禽。是古人視田時所逐之獸，與戰時所攻之敵無異，禽與敵等視，則田而獲禽，猶之戰而執訊矣。

由此可見，殷商時期的征戰者，在看到穿著與自己人相差甚大，頭戴奇形怪狀之物的異族人，是將其視為“半獸人”的存在，正如我們今天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看到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認為他們是野人一樣，這種認知在那個時代各大文明身上都是說得通的，也符合人性對于陌生事物的一種獵奇與恐懼心理。就像《山海經》與元代的《異域志》中，將異族想象成一只眼；后背長腦；身長羽毛，嘴型如鳥等等一類奇形怪狀的妖怪形象，都是基于一種擬獸化的想象。

這里以被殷商人用作獻祭最多的羌人來舉例：“羌”這個字的甲骨文是一個頭戴羊角的人形，在殷商時期，“羌”并不是一個具體族群或者政治實體，是殷人對于西部世界中異的一類統稱，在殷商世界觀中，“羌”是西南部以游牧為生的半獸人，他們介乎于人類與牛羊之間，所以在殷商的甲骨文中，給“羌”安上了羊角，羌人被俘獲后，如果動物一樣被宰殺，祭獻給諸神。總得來說，在商王室與貴族眼中，除了周邊服從于自己的部族之外，其余地方的人們，皆是哥布林與半獸人一般的人形動物。

除此之外，當時的人們，在戰斗著裝方面，也深刻體現了巫術與擬獸類的色彩，在我們的一些固有印象中，披著虎皮被譽為勇士的象征，這是因為在殷商人的世界觀中，老虎是克敵制勝的猛獸，具有無窮盡的力量，他們認為，披上虎皮披風，便可繼承老虎的力量，變得勇猛無比，后世精銳部隊“虎賁軍”的來歷，便是源于此。而“羽林衛”的稱呼也是一樣，商代立下赫赫戰功的武士，喜歡將猛禽的羽毛掛在身上作為彩飾，這個現象，在美洲的阿茲特克與印第安人中也較為常見，象征寓意都是一樣的：自身擬作猛禽化，以獲得猛禽的敏捷與力量。

而殷商文明最終的結局，也充斥著濃厚的祭祀與巫術色彩，帝辛身著玉器自焚，即是一種巫術獻祭的方式來表達對祖先的罪意。而無論是周武王還是后來的周公東征武庚，在對待殷商貴族戰俘的行為上，也被濃厚的巫術觀念支配：當眾殺死戰俘，火燒商王墓以實現對其祖先與神明的有效打擊，更有甚者，在殷商王陵上埋夭折的嬰兒，以從巫術與祭祀層面，對商王族展開魔法與心理上的攻擊。

而在周人對殷商的宗教結構進行致命性地摧毀之后，開始重建一套新的政治秩序與倫理，來取代殷商人的巫術力量與人神觀，這套體系，成為了早期禮樂制度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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