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歲，百億公司女總裁失業了。”

美國總部決定從中國撤出業務線后，Sally （小紅書ID：叫我Sally） 在自己的小紅書上寫道。她是美國頭部活動公司Freeman的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管理北京、上海、廣州三個辦公室。

盡管去年曾帶領團隊將中國區從年虧損三千萬扭虧為盈到年營收近兩億元，仍舊要面對 “從零開始”。

從青澀的財務實習生，到執掌六億年銷售額的總裁，她25年的職業軌跡，代表一代外企人的集體記憶，也見證了外企在中國的浮沉，更是一代高層管理者如何在時代浪潮下自洽的樣本。

兩次轉行，黃金時代的突圍

Sally是國內最早的一批外企員工，就讀于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國際會計系，臨近畢業去了迪卡儂財務部實習。當年迪卡儂還沒有門店，只是在上海莘莊開設了一家工廠直銷店。改革開放時期第一批進入中國的外企，都是頭部品牌。“除了品牌效應以外，外企的管理體系、公司文化、入職培訓等，都很吸引我。”

上世紀90年代，外企是自帶光環的存在，工作機會也很多。Sally的職場初期非常順利，幾乎每年都有跳槽和升職加薪的機會。從迪卡儂到德國漢高再到科勒衛浴，她體驗了法企、德企和美企不同的企業文化。“我不是為了跳槽而跳槽，但凡崗位能學到新的東西，我都愿意嘗試。”2002年，她作為科勒衛浴的財務分析師，月薪就已經高達五位數。

但朝九晚五、跟數字打交道的工作并不是Sally最向往的，她覺得市場部的工作更有意思。向獵頭提出轉崗市場部后，卻接連碰壁，即使她愿意從最初級的崗位做起，因為財務背景過強，薪資勢必要比原來低很多，應聘方怕她不夠穩定。

2000年初的中國，正大力吸引外資進入，很多行業在不同時間段涌現出來，正是會展活動行業大力發展的時期，廣告、公關行業進一步崛起，外資活動公司也開始布局 中國市場。但當時國內幾乎沒有特別優秀的活動人才，外企獵頭一般會去跟活動最接近的旅游行業和酒店行業里“撈人”。無論如何都想轉行的Sally毅然辭掉工作，去泰國易三倉大學（Assumption University）讀了旅游管理專業的研究生。

“去泰國讀研究生 主要是從經濟層面考慮，當年我媽媽 賣了一套房子供 我出去讀 書 。 但我選擇了當年泰國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學、排名第一的專業。 ”

兩年后回國，Sally被美國體驗式營銷公司Jack Morton選中，當年還跟英國同事一起競標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這次經歷奠定了她未來深耕活動行業的基礎，在跳槽 去全球品牌體驗公司Uniplan時，她已經是公司的活動總監了。

真正的考驗在2013年到來。當Uniplan中國區因高層動蕩瀕臨關門的時候，曾在這家公司做過總 監的Sally又回到了這里，接下了“沒人敢碰的爛攤子”。困境也會帶來機遇，“如果今天我做不好，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做得更好了，因為不會更糟了。”

這次破局并不容易：縮減虧損的展覽業務，聚焦品牌活動；抱緊大客戶，把華為全球發布會搬進巴黎大皇宮，在電競元年拿下英雄聯盟總決賽；注重社交媒體上對品牌案例的宣傳——“我是行業里面比較早愿意花錢去做內容宣傳、品牌和市場的人，活動行業的很多老板是不愿意多花這筆錢的。”六年時間，她從客戶群總監一步步晉升到Uniplan中國區董事總經理，把Uniplan中國區的銷售額做到6億，管理的團隊擴張至200人。

超強的主觀能動性之外，Sally認為自己確實算吃到了時代紅利的一代人，“有運氣，有獵頭的挖掘，也有時代的驅動性。”

外企光環褪去后

在Uniplan做了十年后，Sally又忍不住折騰，她有更大的野心。當獵頭把體量是Uniplan幾倍、有百年歷史的美國活動公司Freeman中國區董事offer推過來時，她決定再賭一把。沒想到隨之而來的，是出乎預料的疫情，活動行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慘重打擊。

發布自己失業視頻三個星期前，Sally已經知道了Freeman要撤出中國的消息。她覺得這個決策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一方面，她剛剛帶領30人的團隊將中國市場扭虧為盈，從虧損三千萬到營收近兩億元，在一切向好的勢頭下做出撤出的決策令她意外；但另一方面，她也明白，在資本眼里，業務線的轉移不是失敗，而是資源的再分配。Freeman中國相比于其總部每年20億美元的營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國內活動行業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美國公司當然期望能在中國市場賺更多錢，但中國人是非常卷的。客觀地講，我看過如今本土大大小小的活動公司，大家之間存在差異，但差異度并不大。我們的市場環境相對一些發達國家而言，更加復雜。”

Freeman中國關閉，不過是跨國公司收縮潮的縮影。外企撤離中國的原因不盡相同，有些是與國內企業的競爭加劇，有些是去往成本更加低廉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重組供應鏈，還有對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考量。據商務部數據，2024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速降至20年來最低。而昔日“高不可攀”的外企職位，如今早已人人自危，甚至跳槽也要經歷平薪或降薪。

但Sally堅信，比起簡單地“卷卷”價格或效率，做事情的專業程度更重要，而這最終會通過時間證明。“哪怕Freeman撤出中國，我的團隊放眼整個市場上，還是有稀缺的優勢所在的。只是當下的商業環境里，這個優勢并不能夠1:1轉換為商業價值。”

向團隊官宣消息時，她對年輕的員工說，“我跟你們每個人都一樣，我們有家庭角色、社會角色、職場角色。我們確實在此刻重新面臨選擇，要重新找工作，謀一個未來，但是不用害怕，你們都非常優秀，你們的 能力不會因為一家公司撤出而改變，你們的價值也從來不是這家公司所賦予的。”

高層失業者的自洽

對于十年前就年薪百萬的Sally來說，失業對她的影響似乎并不明顯。Sally很有憂患意識，在每一個看起來很穩定的職位上，她也一直保持開放度。她曾經接到過一家澳門公司發來的高薪offer，崗位級別僅次于CEO，薪資待遇要CEO特別批準。雖然最終沒有接受，但在這之后，Sally更加確定了自己在職場上的價值。

在她看來，在外企碰到“職場天花板”的中國員工，還是因為個人的競爭優勢不夠強，沒有發掘到不可替代性。“我是唯一一個在外資活動公司里坐到頭把交椅的中國人，薪資已經比很多海外市場的外國MD都要高了。而這正是我稀缺的人生體驗和在行業的影響力，以及我在每一份工作上能夠達到的優異成績換來的。”

如今，很多目睹了外企撤出潮并受到影響的中高層管理者，處于迷茫的人生階段，或在裁員潮下跳槽去國企或私企，因不能適應企業文化悻悻而歸，或是重新摸索自己創業，但對于如今的她來說，盲目創業只是倒退，“我不可能很快做到一家百億公司所積淀的東西。我需要更大的平臺去發揮自己的優勢，撬動更大的杠桿。”

對自己的賺錢能力和競爭優勢有清晰的認知，并且不斷學習，是她的人生信條。現在，Sally還在法國里昂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博士。“中年危機的人不要喪失信心，我們真正的財富，是腦子和人生履歷，我們在行業累積的經驗才是最值錢的。就算你因為時代紅利被overpay了，那至少說明你是有某種優勢的。將競爭的優勢盡可能保留，并不斷學習。”

當跨國資本重新劃定版圖，Sally們的經歷或許揭示著更普適的生存法則：在變動的大時代里，真正的穩定不是依附某個系統，而是保持“清零重組”的學習能力。

“不可控將會成為未來的常態。不要把自己困在當下的變化之下，只有不斷提升自己，當機會再來的時候，你才依然接得住。”

采訪、撰文： ccc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