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地洛哈特恩

阿舍爾·盧斌的線索是《雅各布之書》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條線索，但作者托卡爾丘克刻意地弱化了這線索里的戲劇性成份，將它割裂、切碎、拋撒，投入到小說里的龐雜的體量中，使得這一個線索的戲劇性支離破碎，難以讓人察覺。

如果把這些破碎的片斷拼接在一起，就會凸顯一個完整的敘事鏈條，期間曲折離奇、恩怨情仇、峰回路轉樣樣俱有，可以說囊括了小說里的主線人物雅各布·弗蘭克施加于歷史、社會、人物的最深刻、最主要、最強烈的影響。

女作家選擇阿舍爾·盧斌作為小說里的一條線索，是意圖說明，啟蒙時代帶來的理性思維，對雅各布·弗蘭克的宗教運動產生了扼制作用，但同時，雅各布·弗蘭克思潮中那些信仰慰藉功能，又是人們嗜之如命、不能離開的一個安慰劑，令人欲罷不能。

阿舍爾·盧斌是一名醫生，是一個猶太人，但他對宗教缺乏認同感，尤其是他對猶太教里的兩派內卷很是反感，這源于他的身世與受教育的經歷。

阿舍爾·盧斌的父親是卡巴拉學者，按道理講，阿舍爾·盧斌應該受到父系傳統的影響，認同卡巴拉學說，而雅各布·弗蘭克正是以卡巴 拉的學說作為他的煽風點火的理論基礎的。

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地洛哈特恩

事實上，阿舍爾·盧斌對宗教不感興趣。這源于他的父親租了一個村子，從事生產，還開辦了旅店，賺了一些錢，家境不錯，讓他有機會接觸到一個更廣博的世界。少年時期，阿舍爾·盧斌到意大利學習醫學，但后來他身患一種全力乏力的怪病，只得回到家鄉，給人看病謀生。

這段人生經歷，使他對“幻覺和臆想表示懷疑，渴望一種客觀的真實”，所以，他從不去猶太會堂，對宗教缺乏興趣，更相信知識的力量，這為他日后能夠迅即接受啟蒙思想奠定了基礎。

后來他的父親被人陷害，家業敗落，他對于人性惡有了深刻的感知。本來他與小說主人公雅各布·弗蘭克很少有產生交集的可能，但是因為一個女性偶然地加入他的生活，而使他不得不與雅各布·弗蘭克的宗教運動產生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

這個女性名叫吉特拉，她是猶太社區拉比書記平卡斯的女兒，按照她身處的地位，她應該接受父親信奉的猶太教的教宗才是，但是她后來卻選擇了投靠猶太教的叛逆雅各布·弗蘭克，成為雅各布·弗蘭克的女保鏢兼侍寢者。

她之所以加入猶太教的異端隊列中，源于家庭的不幸。這也是異端能夠呼風喚雨、應者云集的一個重要原因。她的母親去世后，父親又娶了續弦，后媽受不了繼女，在生了又胞胎女兒之后，吉特拉不堪在家庭里受到的冷落與虐待，如同我們通常見到的問題女孩一樣，出走家庭，流落到社會上，開始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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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稱是波蘭國王的公主，這實際上反映了她內心里對自己旁置地位而產生的一種逆反的期許，在現實生活中她得不到家庭的呵護，便轉而炮制自己的身份，在一種虛妄的身份編造中獲得自我麻醉的榮耀。父親為了改變她的放蕩不羈的生活，想給她安排一個婚姻，但她變本加厲地胡作非為，嚇跑了那些未婚者，從此她樂得得過且過，逍遙自在。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前呼后擁的雅各布·弗蘭克團隊在街頭行走，這種集體的力量，無疑對她身無定處、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更對她產生了巨大誘惑，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毛遂自薦，投入雅各布·弗蘭克的麾下，成為他的貼身保鏢兼侍寢。

在這里她獲得了家庭里得不到的溫暖，也由此可以看到，為什么雅各布·弗蘭克的宗教叛逆思潮，能贏得應者云集，就是這種團隊的力量，產生了一種凝聚力，給個體帶來諸種安居樂業、心理護佑、互助安慰的群體快感。

她走上父親心目中的異端組織，使得父親對雅各布·弗蘭克深惡痛絕，他積極參與猶太教的拉比對雅各布·弗蘭克異端團伙的打擊，參與了拉比審判團，撰寫針對雅各布·弗蘭克的驅逐詞，顯然在他的心中，只有把雅各布·弗蘭克置于死地，才能把身陷賊窟的女兒拉回正途。

在各方勢力的打壓下，雅各布·弗蘭克的事業陷入了低谷，一時間他的異端組織分崩離析，只得驅散門徒，另覓生存空間。

吉特拉也因而被這個團隊趕了出來，而她此刻已懷了身孕，再度流入社會，對于女人來說，可謂是滅頂之災。她想回到家庭，但父親衰老，妹妹婉拒，她不得不舊技重演，再次謊稱是國王公主，四處尋覓廁身之地，從而在阿舍爾·盧斌的寓所前，與本來毫不相干的阿舍爾·盧斌發生了碰撞。

阿舍爾·盧斌收留了她，本想在她生下孩子之后，讓她離開，但是，阿舍爾·盧斌喜歡上了這個問題女孩，無限期地收留了她。

那么，吉特拉肚子中的孩子是誰的？小說里沒有明說，但是毫無疑問，這個孩子是雅各布·弗蘭克的。

阿舍爾·盧斌將這個孩子視若已出，而這種施給孩子的愛，無疑也讓吉特拉化解了心中的戒備，逐漸地接受了醫生，與他組建了家庭。

小說插圖

可以說，一個醫生，把吉特拉拯救出了虎口，脫離了虛妄的異端團隊，讓問題女孩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而小說里并沒有忘記吉特拉父親平斯卡對她的惦記，千方百計找到了他的女婿阿舍爾·盧斌，向他表明，維也納的猶太社區需要醫生，推薦他去一試，但當他提到他對雅各布·弗蘭克不妥協仇恨的時候，阿舍爾·盧斌卻將他趕了出去。

阿舍爾·盧斌實際上是考慮到妻子內心里有一塊隱秘的心結，那就是她雖然與雅各布分道揚鑣，但她難以割舍對雅各布的那種依戀情結。當雅各布再次與她出現在利沃夫這同一城市，她禁不住心中蠢蠢欲動，小說里寫道：“她對他（阿舍爾·盧斌）沒有好臉色——沒有他，也沒有懷孕的話，她就能回到父親身邊，或者再去找那個弗蘭克。”（P438）

阿舍爾·盧斌以他的寬容為懷，逐漸平復了吉特拉對異端團隊的戀戀不舍，并且決定遠離雅各布所在的地方，前往維也納。不排除這里面吉特拉父親提供的資訊，那就是維也納的猶太社群需要一名醫生。在那里可以逃避傷心之地，也可以擁有更好的發展天地。

阿舍爾·盧斌移居到維也納后，事業有成，過著平靜的生活，他與妻子吉特拉喜歡讀書，參加了當時思想界關于“啟蒙”的討論，兩個人形成了共識：理性是至高無上的（P149)。

但是奇怪的是，阿舍爾·盧斌卻在介入了與迷信、玄學勢不兩立的理性主義之后，卻對雅各布的異端存在，有了新的認知：“他突然覺得，除了所有那些印在《柏林月刊》上的崇高論述，在光明和理性之外，在人類的力量和自由之外，還有著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還有著一些黏稠的、黑暗的、像糊狀蛋糕一般的領域……”

這個領域，在阿舍爾·盧斌為那些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病人只得企求于迷信治病的時候，他有了無奈的承認：“也許，施法、預言會給（病人）魯德尼茨基夫人帶來解脫，讓她在理智的暗處，在理性的陰影和迷霧中靈活地行動起來。也許，那里也是一個生活的好地方。”（P142）

以治病為己任的醫生，在科學無力的盡頭，還是萌生了回歸迷信、施法、占卜這些在異端宗教中大行其道的妙法來慰藉人心，獲得人類的精神的安慰。

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雅各布奄奄一息的時候，吉特拉也迎來了生命的最后時刻，仿佛這是一種危險的宿命。

身為丈夫的醫生，在妻子彌留之際，習慣性地想到了是否請來一個神父或者是猶太人所屬的拉比，給她祈禱安撫，這是一種習慣，一種在人類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會依附于習俗與傳統而用宗教的選項，給離去的人送上安慰，但是，理性的阿舍爾·盧斌更知道，他與吉特拉雙雙攜手逃離了異端黑洞的席卷，過上了正常的世俗生活，“他如果對她這樣做了，吉特拉就會受到致命的冒犯。”（P56)

他的一閃而過的念頭，終于讓位了他一直恪守的客觀的現實世界的準則。

至此，阿舍爾·盧斌與吉特拉的這條正邪搏殺、恨愛交織的線索，落下了帷幕。

而這條線索的豐富內涵，基本表現出了作者托卡爾丘克對雅各布人生與思想的復雜性的評價。

對宗教不以為然的阿舍爾·盧斌，從一開始就對宗教沒有好感，而吉特拉卻是一個深度被宗教重創的苦難女性，當她身懷不知來歷的嬰兒，但很大可能性正是教主掛著名正言順的名義撒下的劣種，來到他的身邊，他收留了這個不幸的女人與孩子，并且遠離了是非之地，但在人生困苦的時光中，他又感到，迷信與玄學又能夠給人力與科學不能觸及的心靈糾結施展緩解撫慰的功能。

通過這個線索，作者托卡爾丘克觸目驚心地勾勒出教主雅各布給信徒帶來的傷害，但是，雅各布之所以出現，又有著必然的現實的生存土壤。

這其中，正反映了作者托卡爾丘克對雅各布異端的興起的“同情的理解”的總體書寫策略。

其實，在《雅各布之書》中，作家托卡爾丘克始終通過碎片化的寫作，賦予了每一個碎片以全息的密碼，這些碎片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狂熱的異端思潮帶有某種必然的傷害性（如吉特拉懷孕），但是，這些崇信又有著給予人類精神安撫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從而將這種思潮以一種傷害與撫慰的雙重契合的內在資質給解剖出來。

作家托卡爾丘克

整個《雅各布之書》里的每一個碎片的全息密碼，都在表述著這種同一的全部基因。無數的碎片合成了整個小說的看似龐雜的主題，但可以說，每一個碎片里的主題都有著相似的肌理，它們在各個碎片之間，以平行的方式對應著與呈現著，構成了整個小說的斑駁與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