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哲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今年回村給大圣過生日的時候，要不去看看迎燈游神吧。”

自古福建丘陵綿延，山高林密，常有猿猴攀附其間。這些山靈行蹤詭秘，來去自由，對于靠山吃飯的閩人而言，靈猴形象無疑“保護神”的最佳人選。自隋唐起，閩人的靈猴崇拜從未中斷，以致后來吳承恩在撰寫《西游記》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福建這一信俗形象，創作出了“齊天大圣”。后來，隨著《西游記》的火爆，當地的猴王形象逐漸吸納了齊天大圣的元素。今天筆者要回的村里，便建起一祠，祠前牌坊匾額金筆所書“齊天大圣”四字，兩側楹聯寫道“守龍津勝境萬戶樂業興旺，鎮崇善西鄉千家安居太平”，是謂齊天大圣府。府內建有一小型花果山，內里除卻大圣府邸外，還塑有古靈尊王像、守土尊王像、玄天上帝像、李將軍像、康將軍像、三公主像、吳七爺、周八爺等。以上均為民間信仰傳說中或守一方平安者，或品行高潔者方能建祠立像，與大圣一齊，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民間信仰體系。

圖為祠內所建花果山水簾洞

筆者從小就知道大圣的生日是每年正月十一。小時候每到正月十一，筆者都得一個人看家。家里長輩要在半夜兩點起床乘車回村，不為搶頭香，只為能趕在上香大軍到來之前將全套祭祀做完。祭祀流程也十分煩瑣，需左手持香，舉過頭頂，何處香爐須插一炷香，何處香爐須插三炷香，何處叩拜，何處鞠躬，何處燒錫箔，何處燒紙元寶，要如何將錫箔紙細細摶成蓮花狀，要如何將幾十炷香同時在香燭內引燃而不嗆鼻。筆者高中開始跟著家里人一起每年正月十一返鄉，看著學著，也會了個大概。學了社會學后知道，這是儀式的內容與形式在代際間的傳承與再生產，是傳統權力關系在現代社會中具身化的體現，是同個信仰體系下的集體記憶于無聲處偷偷種下的身份認同的種子。

在這個視域下，香上燃盡的香灰大抵可以算作是人們祈求幸福安康的符號化象征罷。每次祭拜流程末了，筆者家人會將香上煙灰撣入求來的平安符中縫入書包里。用完還剩下的香燭的處理方式大抵可以算作是古時基層互惠的縮影罷。人們會將用完還剩下的香燭分給同來祭拜的其他人，叫作“分利”，誰分的香燭越多預示著來年過得越順遂。但這時套用這些社會學概念未免有些煞風景，同樣煞風景的是將這些統稱為“封建迷信”的指摘。在符號與符號的交織，儀式與儀式的往復中，或許真的存在一個深不可測的剛性文化結構，在不可言說處使你不知不覺接受了這一切，但事實上，這些符號只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逐步構建出的美好祝愿的載體，而儀式則是許多人在枯燥的生活中感知意義的重要來源。

結束后，筆者提議今年要見識見識游神，但筆者家人一開始卻一直持否定意見。在老一輩人眼中看來，來看游神的無非三類人：本村人、外村人、外地游客。本村人長期與神靈相處，同吃同住，早已將祂們視為家人。正所謂近而失禮，本村人與神靈間的互動反而沒有那么講究，神靈也不會隨意怪罪。外地游客因為對當地信仰并不熟識，正所謂不知者不罪，只要存心敬神便是好人。而只有外村人處于一個較為尷尬的境地，他們既與本村人共享同一信仰體系，但村中神靈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距離太遠，于是他們在各種禁忌中謹慎小心，生怕觸怒神靈引致災殃。

筆者以及許許多多原來從村里進城的家庭，在這個分類標準都被歸為了別村人。外村人與本村人明明處于同一個信仰體系的支配之下，卻又因為社會距離的關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互動形式，外地游客與本村人或許對這一信仰的理解存在本質的不同，卻也因為社會距離的關系，有著較為趨同的互動形式，似乎只有外村人成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后來才知道，這次游神之旅，不只是筆者更是筆者全家第一次回村觀看。

也正因如此，在筆者腦中想象出的游神景象應該是這樣的：鳴金開道后，負責村里紅白喜事的樂隊入場，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鼓樂聲不絕于耳，往來行人敬事如儀，神像端坐轎上，游神隊伍齊步行進，一派莊嚴肅穆的景象。凡人不能靠神靈太近，以避免被其中的神圣力量所傷，只有被神靈選定的壯漢才有資格扛起神像。神靈游至一家，一家人就要恭恭敬敬地出門，磕頭敬香來迎，鞭炮煙花相送，神明便是如此巡游所轄全境，接受民眾香火，允諾民眾心愿。游神結束時，人們在神靈面前擲杯筊，直至拋出圣杯，將神靈塔骨請回，小心安放，偃旗息鼓，儀式才最終結束。

迎燈游神儀式于七點正式開始，六點鐘踏入村口的時候，家家戶戶均已擺起了流水席。大多數情況下，儀式的目的不在于表面目標的達成，儀式的目的是團結好活著的人，喚醒大家沉睡已久的集體情感，或許是天各一方的親人，或許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或許是縱使相逢應不識的老友，街坊鄰里與舊友親朋，在這一天同回到一張飯桌前吃飯，仿佛天大的事在這里不過一副碗筷的事。就在村里的小巷里走，剛貼上春聯的門后福建小孩最熟悉的紅色塑料凳與鋪上紅色薄膜當桌墊的大飯桌，門外是這家人請來的燒飯師傅，一口鍋里燒的是能供十個人一起吃的菜，觥籌交錯間暢談人生境遇，集體情感由此得以不斷再生產。

圖為游神儀式前村內流水席現場

當筆者朝著游神的出發地走，突然，一陣強勁的音樂襲來，而且越聽越熟悉……

“這不是《大風吹》嗎，還是DJ版的？”

不敢再往下細說，怕家里人問在哪里聽的，總不能真回答是在酒吧蹦的時候聽到的。

“這會不會有點……不成體統……”

真想不到這句話居然會在自己嘴里說出來。耳邊，酒吧熱門港風DJ舞曲的音浪滾滾襲來，筆者暗忖，大圣真的聽得懂粵語嗎，不等想清楚，只見眼前——

一輛時尚小三輪，車廂上是一整套的打碟系統，DJ頭戴鴨舌帽，眼頂小墨鏡，身著皮夾克，腳踏馬丁靴，一手扶著headset，一手搓著音量鍵。車頂激光搖頭燈吐出四色光圈，打在視網膜上被色散成了模糊色塊，周邊的空氣隨著音波的迭起而擠壓破碎，人群狂歡著跟隨著鼓機的震顫，幾百個手臂同時舉起，幾百個手臂同時放下，幾百個人頭頂的頭發在旋轉搖擺，倒是一派當年大圣打上凌霄寶殿，與一眾猴子猴孫于瑤池享會的盛況。與此同時，隨著鼓磬敲擊聲響起，大圣終于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人們操著土話叫好，領頭的人點起一把火折子，如同火炬一般染紅了半邊天，空氣中頓時逸散出一股柴油味，與遠處從未停止燃放的煙花爆竹一起，真可謂霞光艷艷，瑞氣騰騰。瑞氣中緩緩走過除大圣外的其他神祇，由一眾年輕小伙子撐起塔骨，跟著節奏，搖晃起神靈長長的臂膀，有時遇上帶著小孩的家長，還會主動和小朋友握手，而大圣自是殿后。

大圣當然不會端坐座上，祂左腳踏出，左手自然搭上，如意金箍棒斜扛于肩指向天空，一副馬上就要將筋斗云喚出的姿態，好不威風。頭頂鳳翅紫金冠，身著鎖子黃金甲，腳踏藕絲步云履，鑾駕扶手是金龍抬首，背后披掛繡的是龍鳳紋樣，座上正插四面靠旗，旗上各用彩線繡的龍紋，迎風招展，威懾四方。幾個壯漢扛起大轎，隨著音樂左右搖晃，大圣仿佛真的下凡顯圣，神采奕奕，此間自無妖邪作亂，大圣此番下凡只為與民同樂，共襄盛舉。

齊天大圣出行，怎可沒有專屬BGM，DJ版《云宮迅音》走起，大圣就好這口。眾人受到指令，明白大圣要起駕了，紛紛向后退了幾步，為大圣騰出一條道路。幾個壯漢先是向后退了幾步蓄勢，而后急速往前沖，民間稱“沖宮”，下一年的運勢可就全憑這沖宮時的速度夠不夠快，有沒有給神靈足夠的“推背感”。殿門口燃起了比人還高的香，人群中，也有持香跟隨大圣的民眾。各家門前開始出現紙錢堆，原本可能存在禁忌屬性，而如今紙錢燒起的火堆卻儼然成了篝火，禁忌與狂歡在此刻交織纏繞，大家跟著車載音響里的“PUT YOU HANDS UP”，將手舉過頭頂，跟著音樂搖擺。將息未息的爆竹在身下突然炸開，人們不驚反喜，此時此刻恐懼已經飄向了九霄云外，只剩下集體歡騰下的雀躍。

圖為游神現場照片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區分了簡單的尋歡作樂或凡俗的集體歡騰與儀式儀典，當時只覺得是形式之不同，想著儀式儀典總會憑空生出些傳統、不可僭越的符號，而簡單的尋歡作樂總是充斥的現代與解放。而當凡俗的集體歡騰與儀式儀典于形式上合流后，筆者倒也從中找出了些許不同。涂爾干說簡單的尋歡作樂和凡俗的集體歡騰都沒有嚴肅的目的，而儀式儀典總體上往往具有一個重要的目的，而這個目的多數指向何以構成人們的社會性。酒吧里，當鐳射燈打在酒杯里的冰球時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在城市日趨原子化的當下，凡俗的集體歡騰是為自己補充集體情感的嗎啡。雖然人潮洶涌，但人群的情感投射對象分散，散場后臨時的社會網絡也隨之解體，以即時性主導的情緒宣泄與情境性的團結所帶來的是暫時緩解的孤獨，看似生活在人群之中，但事實上依然無法掙脫出出租屋的鴿子籠與公司項目的KPI。而儀式之所以在社會學中被詮釋為社會群體定期重新鞏固自身的手段，是因為人們在儀式的歡騰中依稀觸碰到了某個共同體的存在，并借由此形成了超越個體的“社會總體性”，這并非神圣性與世俗性的分野，而是一想到此時此刻在你身旁的人都有著一致的情感投射對象，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一個共同的情感共同體而來到這里，涂爾干口中那種偉大的集體力便于此刻被喚醒。

再論傳統與創新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筆者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游神活動中加入現代DJ要素，但這類對于傳統儀式的現代性改造近來普遍出現。作為一種文化存續的適應性策略，傳統儀式所面臨的是代際傳承的危機，當儀式無法再調動群眾心中的集體情感，其終將悄然消失于歷史的進程之中。而這樣的策略也必然會遭遇到傳統派的激烈抵抗，但創新從來不是零和博弈地一方取代一方，正如前文所述，粗略地將傳統儀式視為封建殘余是一種來自進步主義的傲慢，而將新時代元素的加入視為對神圣性的僭越同樣是一種來自保守主義的偏見，只有摒除傲慢與偏見，讓文化本身成為一個多元共生的整體，讓傳統儀式在變革之中不斷被賦能，才能夠使傳統文化實現“文化破圈”。在這場文化博弈之下，是代際權力讓渡的顯性表征，更是“生命自會找到出路”的智慧。

進一步看游神儀式中的情感能量。身體共同在場、共同關注焦點、共享情感狀態、象征性的群體邊界，這是構成柯林斯互動儀式鏈的四大要素。儀式參與者通過線下實體聚集形成空間共在，神明形象與DJ音樂形成二元焦點矩陣，神圣敬畏感與娛樂狂歡感混合形成的情感狀態，儀式流程與福州話喝彩詞構建參與邊界。在這一套互動儀式鏈之下，必然產生的是情感能量的迸發。在上文筆者的記述中，從儀式啟動時的情感聚焦，身體共在形成的情感強化，再到高潮時刻共享情緒的臨界突破，游神的塔骨與神轎成為群體認同的超級能指。儀式到最后，群體出現儀式后倦怠，群眾通過朋友圈、短視頻包括筆者這篇文章完成情感的物質承載，而本次儀式的情感能量殘余成為新儀式的啟動資源，由此形成了一套游神儀式中的情感能量循環模式，本質上是將瞬間的激情轉化為長期社會資本的文化煉金術。

返程的路上，筆者確也落入了儀式后倦怠之中，古人是否便是用神圣時間與自然時間的分野，用集體情感的潮漲潮落構建起了時間的節律。車窗外，煙花與爆竹的轟鳴正在遠去，人們又將面對他們真實的生活。涂爾干在書中言及：崇拜者通過儀式實現了精神再造。或許我們從未離過去的生活太遠，只是現實的苦悶太多，也讓我們遺忘了太多，我們向神靈發問，我們抬著神靈巡游全境，神靈不語，但一切問題在儀式結束后便都已解答。

后記：寫此文時，總是害怕由于自己對民俗文化的了解過于淺薄，對儀式現場的描寫過于輕佻而招致批評，但一想到自己寫的是大圣，這些顧慮也就隨之消散。畢竟，祂愛的就是自由、反叛與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