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堯

從2019年算起，今年已經是第六年在國外留學了。期間回國兩次，第一次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在歐洲剛爆發的時候，第二次是2024年9月底。到了10月底，由于學校宿舍不再允許續住，在外租房成本高昂且獎學金已經滿四年停發，所以只能選擇租了一個地址然后回國待著。在國外待了這么多年，很多親朋好友都對國外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感興趣，有一部分是想考慮出去留學的可行性，但是也有不止三個人和我談論起了移民國外的問題。

舉三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一位中年人比較關心食品安全問題，認為國外的食品安全質量比較高，國內經常出現食品安全問題，也包括國內目前比較流行的預制菜和料理包；一位工作不久的年輕人比較關心工作福利的問題，尤其是工作時長是不是八小時，八小時之外是不是需要加班，年假有幾天，看病要不要花錢，退休工資多高之類的；一位還在讀大學的大學生則表示周圍有好多同學向往自由，希望出國移民受到的約束少一些。

這跟時下的大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2020年回國的時候還沒有很多人跟我聊這個話題。聊起這個話題的直接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以博主戶晨風為代表的互聯網短視頻里比較流行的“全球購買力挑戰”系列視頻，一個是在美國封禁海外版抖音Tik Tok之后許多用戶涌入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小紅書，從而掀起了“中美對賬”的熱議，同時有許多關于美國的非常直接的科普文章和短視頻出現在社交媒體平臺上。

根本原因則是最近五年的經濟形勢與公共衛生形勢變化，2020年的時候中國普通民眾的共識度相當高，產生了幾乎全民支持動態清零策略的形勢，外加上全球公共衛生形勢惡化推動了中國制造業在武漢疫情結束后的快速復蘇。但是隨著2022年公共衛生形勢的惡化，對三個群體產生了影響，一方面公共衛生觀念的普及讓許多人開始關注健康問題，所以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度也得到了提升，尤其是中老年群體對此類問題非常關注，包括在2024年的油罐車運送食用油事件發生之后，一部分人對中國的食品安全形勢非常擔憂，盡管此類現象在全球都時有發生；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形勢變差，一部分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加大，同時在加班時長等方面的現狀也帶來了諸多不滿，尤其是對于公務員來說，新冠大流行期間被指派了許多公共衛生任務來保證動態清零策略的執行，而在乙類乙管之后政治任務仍然很重，所以也會產生希望減輕工作壓力甚至移民的想法；對于大學生來說，2020-2022年的出入校管理非常嚴苛，學生進出校門都需要經過老師的批準，同時就讀期間也需要遵循嚴格的公共衛生規則；在乙類乙管之后，仍有一部分規則得以保留下來，所以會產生“向往自由”的想法。

筆者嘗試從一種語境化和情景化的方式與這類親友進行了溝通，發現很多人對于國外的認知相對來講仍然比較碎片化和局限。很多人從戶晨風等博主的視頻當中形成了一個比較形象化的認知，例如工作時長相對較短，物價相對較低等等。我在交流之后發現這類博主的視頻當中通常會選取一個“最低工資標準”，來測算一個小時或一天的“最低工資”來計算能夠在超市當中購買多少物資。但是親友們并未認識到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其實跟普通人的稅后收入差不了多少，而這部分親友（除了還未就業的大學生之外）在國內通常一個月能賺到的工資在最低工資標準的兩倍甚至三倍以上。同時互聯網博主在選取所購買的生活物資時會選擇價格比較便宜的雞肉、豬肉和牛奶作為蛋白質的補充，以及洋蔥、土豆和蘿卜等蔬菜作為纖維素和維生素的營養來源。但是這部分親友一般表示自己不會經常使用原材料進行烹飪，同時會經常更換所食用的蛋白質和蔬菜來源以保證生活的新鮮感，甚至會經常吃食堂（工作單位食堂、學校食堂或社區食堂）或點外賣解決午飯和晚飯，而其他的肉類和蔬菜的價格，乃至生活用品的價格則要昂貴許多。比較瑣碎的海外生活細節，例如居住、交稅、通勤和生活用品，被歸納為了“剛性支出”或“一次性支出”而被忽略。

同樣在時間籌劃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很多人把西歐和美國的生活時間籌劃方式相混淆，認為歐美統一都加班很少，但是實際上加班比較少的是西歐，美國是加班文化的發源地。而在西歐的話普通人一般很難負擔得起在外就餐或點外賣的成本，因此上班族在下班之后必須要盡快趕回家做飯、準備第二天的午飯，與中國人目前可以從容地吃食堂或點外賣的生活方式比差別較大。很多人在驚嘆于“歐洲的工作單位居然會強制晚上七點鐘鎖門”的同時，也開始思考通勤、采買物資和備菜做飯到底會占用多少時間。我告訴親友們可能很多歐洲人午飯如果沒有準備的話，只能吃個三明治或便利店的沙拉，他們紛紛表示無法接受，而餐館的正餐則極其昂貴。當然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也確實不錯，看病報銷的覆蓋面也很廣，但是看病的賬單上也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項目不給報銷或者報銷比例比較低，加上報銷完了之后需要自己負擔的部分最終成本也不算太低。對于渴望自由的大學生，我進行了一點比較抽象的關于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討論。其實很多生活方式早已標好了價格，廉價的基礎生活物資之外是昂貴的發展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哪怕是能夠節省很多烹飪時間的預制菜也不便宜。

回到現在的大背景來說，一方面是經濟下行壓力與勞動者工作時長和工作壓力較大，另一方面在互聯網上的抖音、快手和嗶哩嗶哩等視頻社交媒體平臺廣泛占據了普通老百姓的碎片化時間，老百姓對于了解不同文化差異和經濟生活差異背景下人們的生活有著很強的渴望。在經濟和工作壓力之下難免會有很多人寄希望于國外博主塑造出來的烏托邦形象，將許多碎片化的信息例如歐洲的高福利、美國的低物價和高工資與日本良好的治安水平雜糅成一個完整的“國外”形象。新冠大流行帶來的經濟調整期需要更好地處理老百姓的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的平衡問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便于恢復老百姓對于國家和經濟的信心，促進消費復蘇和生育率反彈。中國和國外的普通老百姓之間可能也會有諸如小紅書等平臺進行更廣泛的交流，可能未來也會有一天中國內地的居民也能迎來申根區和五眼國家的免簽，獲得一個對國外普通民眾生活更加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