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德行篇》記載過這樣一則故事:

王恭從會稽(今浙江紹興)回來，本家叔父王忱去看望他，見到他坐著一領六尺竹席，就說:“你從東邊回來時，應該帶了許多這東西，能不能給我一領?”王恭聽后默不作聲，等王忱走后，就讓人把自己的竹席送給他了，自己則換成了草墊子。王忱聽說此事后，非常慚愧。王恭說:

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所謂“長物”，就是贅余無用之物。從此之后，“身無長物”就成了用來描述貧窮、簡樸生活的成語。對于那些有能力和機會來獲取錦衣美食的人來說,“身無長物”又往往用來描述他們廉潔、高尚的品行和節操。

而那些希冀長物、迷戀長物，為獲取長物殫精竭慮、不擇手段的人，則被看成品行和節操有缺陷、瑕疵，有累于人生境界的提升。這樣的典故，在《世說新語·雅量篇》里也有記載:祖約嗜財、阮孚好鞋。有人去拜訪祖約時，撞見他數錢，一見客人，神色驚慌，把來不及藏起來的兩小箱子財物挪到身后，“傾身障之，意未能平”;而另外一人去拜訪喜歡收藏鞋子的阮孚時，看見他正忙著給鞋子上蠟，就感嘆說: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

也就是說，你挖空心思搜集那么多鞋子，又費心費力愛惜保養，可是你這一輩子，能穿得了幾雙鞋呢?聽到這樣的挖苦和責難，一般人本會火冒三丈起來理論，而阮孚卻毫不介懷，照舊“神色閑暢”地忙活著。因此,《世說新語》說他比視財如命、驚慌失措的祖約有“雅量”。然而，“雅量”畢竟只是“雅量”，只能說明阮孚待人接物有氣度、不斤斤計較，他愛鞋與祖約愛財一樣，被劉義慶看成“同是一累”。

這“累”，就是負累、妨礙，是人超凡脫俗、歸全反真道路上的障礙。儒家經典《尚書·大禹謨》中有一句話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根據后人的解釋，人生來就稟賦“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就是純然向善、不摻雜任何私欲的“道心”，因為它太純粹、太抽象，所以很難為人所發現;氣質之性卻是食色之欲，催逼著人不斷向外界攫取以滿足私欲，因此比較危險。只有竭力克制嗜好和欲望，全神貫注于追求道心，才不至于被氣質之性蒙蔽，才有可能達到圣人的境界[2]。這四句簡短的話，被后來的儒家奉為不可違背的“十六字心傳"，給長物做了負面的評價-——物欲情累。

可是，千載而下，真正能擺脫物欲情累的又有幾人?且不說那些打著“存天理，滅人欲”的旗號，人前道貌岸然、人后沉湎酒色，縱情放欲的“假道學”之士，就是那些被載入中華文明史冊的典范人物，又何嘗真正超越了凡俗世界、日常生活?

屈原偏嗜華美的衣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陶淵明好菊與酒;李白更是嗜酒如命,“會須一飲三百杯”,“天子呼來不上船";杜甫喜食酒肉,“酒債尋常行處有",甚至死于過量飲酒吃肉;歐陽修好奇石;蘇軾有“墨癖”……到了明清時期，嗜酒、嗜茶、嗜花木、嗜禽魚、嗜書畫、嗜古董、嗜美食、嗜山水、嗜蹴鞠、嗜博弈、嗜美人、嗜戲劇等，這些摻雜了氣質之性的長物，充斥著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空間，似乎離開了長物，人就百無聊賴、生存難以維系。

明清之際的散文家張岱寫過一篇《自為墓志銘》。在這篇構思奇崛的文章里，他回顧自己的一生，竟翻檢出一連串莫可名狀的情欲物累:

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厥锥昵埃嫒绺羰?。

張岱“勞碌半生，皆成夢幻”的痛苦、虛妄、荒誕，源于明清易代的大動蕩使他從一個養尊處優的世家子弟，淪落為山野村夫。個人的生活一落千丈，社會歌舞升平的繁華景象一去不返，這樣天翻地覆的變化怎能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然而，細心閱讀這段文字便能發現，即便破衣蔽體、饔飧不繼了，張岱還是要隨身攜帶一些看似無用的折鼎病琴、殘書缺硯。他的文學成就，就表現在這些鋪敘、描摹長物的文字中。更進一步說，如果沒有“極愛繁華”的生活經歷，他的文學聲望，歷史地位也真就“皆成夢幻”、無往不復了!

如此說來，是長物，是情欲物累，成就了張岱!這實在是有些不可理喻:長物累人，所以我們要時刻謹記“人心惟危”“玩物喪志”的訓誡;長物又助人，使人名垂史冊，所以我們記住了那些蓄聲伎、嗜茶酒、好歌舞、癖山水、愛美食、造園林、賞長物、寫閑書的風雅名士。

究竟該如何看待長物?或許，這個問題應該換個提法:究竟應該怎么看待人本身的情與欲?是要做一個棄絕了七情六欲、趣味寡淡的圣徒，還是要做一個放蕩不羈、縱情適性的浮浪子弟?

這當然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因人而異的話題。擯棄情欲、缺少趣味和嗜好，不一定能夠超凡人圣;親近凡俗、放縱欲望也不能保證成為風雅名士。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應對生活和人生的閑暇，如何排遣揮之不去的“閑情”。

這就是要為“閑情”尋求一個寄托。渠道正確、方式得體，就不會產生消極的后果。如果百無聊賴、肆意妄為，就有十二分的危險，不僅有損自身，還會禍及他人。古人早就對此洞若觀火，因此對“閑”格外防范。如《周易》說:“閑邪存其誠”,“閑邪”就是“防閑邪”的意思，亦即防范因閑而入邪、作惡。因此,“閑邪存誠”就成了中國文化傳統針對人的閑暇時光專門訂立的教條，前面所說的“人心惟?！?，從某種程度上也由此而來。而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成語、習語，也往往對“閑”有高度的警惕和嚴厲的批評，諸如“閑是閑非”“游手好閑”“蕩檢逾閑”等?！胺篱e”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存其誠”，保持對道德崇高境界的誠摯和專注，在日常生活中不斷修德成善。具體的途徑，就是一面讀圣賢之言，虛心向善，一面檢點自我，克制欲望。

陶淵明曾在一首詩中說: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

我們都知道陶淵明“少無適俗韻”，不肯為五斗米折腰。但他在閑居無事的時候，也孜孜不倦地讀《詩經》和《尚書》。這說明儒家經典在古人心目中不僅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更是修身養性的最重要途徑?！稌x書》里還曾記載過一個故事:王濟懂得相馬，又非常喜歡馬，何嶠愛財，聚斂無度。對此，杜預曾概括道:“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晉武帝聽說這句話后，問杜預:“卿有何癖?”杜預回答說:“臣有《左傳》癖?！卑拙右滓苍凇渡街歇氁鳌分姓f: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消，此病獨未去。

白樂天所說的“章句”，是指儒家經典著作的注解。山居無事，讀章句而成癖成病，由此可見儒家經典的影響對古人來說，已經深入骨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閑情”寄托在讀經典上面。經典也不能完全滿足人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的需要。而“閑情”，恰恰是人從社會實踐中解脫出來之后的閑暇中所萌生的情感落寞和心靈空虛，恰恰是感性的、審美的需要。也唯有能夠滿足這些需求的長物，才能夠助人排遣閑情，獲得感性的愉悅和審美的快樂。只有在這種滿足中，人才能從生命意志的感性釋放獲得積極的快感，進而體驗自由的生命境界。這樣，我們實在不能輕視長物、壓抑長物、抵制長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