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星辰，有人用它照亮青史，有人卻在暗夜中熄滅了光。

• 氣節：古代文人的精神圖騰

商朝末年，周武王姬發聯合諸侯討伐紂王，商朝滅亡，天下諸侯遂以周為宗。

伯夷和叔齊卻認為，紂王雖殘忍暴虐，但武王不應以暴易暴。

二人以歸順周朝為恥，隱居不出，采薇為食（野菜），最終餓死在首陽山，以身殉節，留下千古流芳的士人風骨。

“采薇首陽山，餓死骨如柴。不食周粟者，青史獨徘徊。”

這可能是最早關于氣節的故事，伯夷與叔齊的選擇，成了中國文人精神的原點。

孔子稱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后來也提出“舍生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幾千年來文人士大夫雖屢有寡廉鮮恥、蠅營狗茍之徒，但歷代也從不缺乏有良知和氣節的士人，直到清朝時期才畫風突變。

明末黨爭雖然激烈，但士風猶存，如楊漣、左光斗、黃道周，皆以死明志。

即便明朝滅亡之后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或組織抗清，或拒不仕清。

錢謙益在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時帶頭降清，晚年自知大節有虧，作文自責說:明亡“瀕死不死”，降清“偷生得生”，一生“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

詩人吳梅村入清僅作了一任國子監祭酒，臨死時用“竟一錢不值何須說”為自己做了結論。可見氣節在當時知識分子心中的地位。

滿清入關后，到了雍正、乾隆時期，士人卻普遍趨炎附勢，不敢直言，阿諛奉承者甚眾。曾經的錚錚鐵骨，竟化作粉飾太平的歌舞升平。

清朝士風不斷卑下的過程在孫嘉淦身上最為典型。

• 一個“硬骨頭”文人的黑化史

孫嘉淦是山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進士,點翰林。

他出身貧寒，卻有一副鐵骨。雍正帝初即位，孫嘉淦便上書痛陳時弊：“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

這三條建議，條條踩雷：“親骨肉”暗諷雍正對兄弟趕盡殺絕（九子奪嫡余波）；“停捐納”斷了朝廷賣官財路；“罷西兵”更是直接打臉皇帝的邊疆政策。

雍正帝暴怒：“翰林院容得下這狂生嗎？”若非大學士朱軾力保，孫嘉淦早已人頭落地。

他被貶至國子監，卻仍頭鐵不改，屢次上書論政，最終被革職問斬。刑部刀都架脖子上了，雍正突然改口：“這人雖然討厭，但清廉，去管銀庫吧。”

剛直不如聽話，清廉不如會跪。

乾隆繼位后，孫嘉淦被重新啟用，但孫嘉淦此時已經學“乖”了，他上著名的《三習一弊疏》，表面勸諫帝王“修身”，實則暗指權力集中之弊。奏疏依舊犀利，語氣已經緩和多了，裹上一層儒家的溫良外衣——這是他在文字獄陰影下的第一次妥協。

此時的孫嘉淦,還具備士人獨立思考、遇事敢言、廉潔自守、耿介憨實的傳統品格，但昔日的鋒銳已被專制淫威消磨得開始圓滑起來。

孫嘉淦原本非常注重名節，喜歡著書，作翰林時寫了一本《春秋義》，刊行后被雍正帝訓斥了一頓，他又怵于身邊屢屢發生的文字獄，不僅把《春秋義》連同書板燒了，其它著作《詩刪》、《南華通》也付之一炬。

文字獄的刀懸在頭上，文人只能焚書自宮。

乾隆朝孫嘉淦居官更加謹慎，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談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樣治河。

為自保，他還搞了一套官場生存八約：“事君篤而不顯，功藏于無名”——翻譯成白話：干活要低調，功勞歸領導。

士人的風骨傲氣早已消散殆盡，自我閹割，主動消解個體價值以迎合皇權秩序。

孫嘉淦到了晚年，更善于逢迎帝旨，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已悄然而至。

乾隆十六年（1751年），社會上流傳著一份偽托孫嘉淦名義撰寫的奏稿。

該奏稿長達萬言，痛斥乾隆南巡勞民傷財、朝政腐敗，還對朝廷的一些政策和官員的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這份偽稿傳播范圍廣泛，乾隆得知后極為震怒，下令各地督撫追查偽稿的來源。

全國追查時，孫嘉淦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著圍在身邊哭泣的妻兒，深悔以前不應遇事陳奏，沽名釣譽。

他說：“過去雍正皇帝和現今皇上屢戒我好名,偽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奸徒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別人的名字?我真是罪無可辭!”

這個檢討太深刻了，在他身上中國文人“士”的影子已蕩然無存了，他留給世人最后的印象竟是個媚態十足的政治奴才。

從“狂生”到“罪臣”，從焚書到自污，孫嘉淦的黑化史，恰是清朝士風的死亡標本。

• 歷史的耳光：殺死了氣節，也殺死了自己

清朝通過文字獄、禁書運動等手段，將文化領域徹底納入政治管控。

如雍正、乾隆時期，文字獄案件不僅針對反清言論，甚至將日常言論、學術研究泛政治化。

清廷刻意摧毀士大夫的獨立人格，要求大臣“朝見長跪，夕見長跪”，將臣子視為犬馬，最終形成“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奴才文化。龔自珍痛斥“士不知恥”正是對這種精神矮化的批判。

據統計，清朝文字獄總共170多起，康熙和雍正時期各20起左右，但到了乾隆朝多達130多起。

從康熙四十八年孫嘉淦步入仕途，到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偽稿的政治風濤中驚懼而亡，正是中國封建專制逐漸達到頂峰的時代。

雍正通過《御制朋黨論》將朋黨定義為“首惡大罪”，將傳統士大夫的政治結社行為徹底污名化。

科甲出身的官員若被指“結黨”，即便只是同年進士間的正常交往，也會遭到嚴懲。如李紱因替科甲官員辯護被貶，謝濟世注解經書被指“譏刺時政”流放。

雍正以“妄議朝政”罪名打擊講學結社，導致黃宗羲、顧炎武的經世學說轉入地下。書院講學內容被限定為《性理精義》等官方教材。

這種環境迫使士大夫焚毀私人著述，通過李紱案等事件，雍正將傳統的“清議”定義為朋黨行為。翰林院從政治智庫退化為文字服務機構，詹事府官員被禁止議論時政。士大夫的奏折多流于歌頌圣德。

乾隆帝步其后塵，繼續用文字獄誅鋤士人的“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海滓心”，不到臣工全都俯首貼耳，廟堂永絕逆耳之音,則誓不罷休。正如后來龔自珍所說的:“積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結果“一人為剛，萬夫為柔”。

終于，一代代帝王不懈努力的集權下，皇帝可以“出一言而盈廷稱圣，發一令而四海謳歌”。

帝王的權威固然樹立起來了，講究氣節、風骨的文人，也從“士大夫”變成了“磕頭蟲”。

道光朝曹振鏞恩遇最隆，以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儼然真宰相。門生弟子請教為官之道，他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當時有人寫了一首“--剪梅”專門揭露官僚們的種種丑態:

“仕途鉆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在朦朧，議也'毋庸’，駁也'毋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后世更無窮，不謚“文忠’，便謚'文恭’。”

某種程度上，儒家氣節觀強調獨立人格、道義堅守和社會責任感。

明清易代后，士大夫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理想逐漸崩塌。

高壓環境下，“立功”風險極高，士人轉向“立言”以求自保，如顧炎武著書立說、王夫之隱居著述。

但這種轉向也導致文化創造力萎縮，士人群體陷入“非政治化”狀態，甚至催生“犬儒主義”——既憤世嫉俗又無力改變現實。加之經濟凋敝、鴉片泛濫等社會問題，士人生存環境惡化，進一步加速道德滑坡。

清朝士風卑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權絕對化與文化工具化的共謀：統治者通過高壓政策摧毀士人獨立精神，利用科舉和官僚體系將其馴化為統治工具，最終導致“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龔自珍語）。

從孫嘉淦的悲劇到曹振鏞的“磕頭學”，清朝用百年時間證明：當權力碾碎知識分子的脊梁，最終埋葬的不僅是氣節，更是一個時代的靈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