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飛

近年來，香港在“產學研”合作方面已取得一定進展。中小學積極推動STEM教育，為未來儲備人才。科研方面，香港的表現同樣獲得國際認可。根據國際學術網站Research.com公布的2024年全球頂尖學者排名，在26個學術分項領域中，香港各大院校共有14名學者位列全國第一，充分體現了香港科研的國際競爭力。

然而，在“產學研”結合的深度與廣度方面，香港尚有提升空間。例如，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如何更有效地轉化為市場化產品，依然是一大挑戰。香港若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僅需要科技與教育的協同發展，還需要有針對性的策略，來推動學術研究的產業化落地。其中，產學研的上、中、下游定位問題尤為關鍵。

正如筆者年初在立法會一項有關推動教育、科技和人才一體化發展的議案中，指出特區政府對“產學研”的定位需有明確指引，究竟是希望全過程，包括研究、樣本實驗及量化生產都在香港進行，還是僅專注于研究和推廣，并將生產環節交由大灣區或東南亞國家承擔？若選擇全過程在港進行，那么，土地、人工和成本問題將成為重大挑戰；若僅專注研究，則需考慮這與現有模式有何實質區別。這一定位直接影響香港職業教育的課程發展及人才引進政策的重點：究竟是只培養和引進具備研發能力的高端人才，還是同步培養和引進中層技術人才，以填補市場空缺？

同樣的疑問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又再重演。人工智能占了今年預算案不少篇幅，其中提到“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已支持在港建立超過100條新智能生產線，涵蓋生物科技、納米纖維材料、新能源等多個行業，總投資額約13億元。發展人工智能是全球大趨勢，但生產線的實際規模值得進一步關注。

一條僅有10人規模的小型生產線，與一條擁有1,000名技術工人的大型生產線，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若是后者，100條這樣的大規模生產線將涉及10萬名人員，這對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規劃將產生直接影響。

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更多細節，讓社會大眾，尤其是與職專教育相關的機構例如職業訓練局、應用科學大學及自資院校，能夠清晰了解情況，以便就課程開辦、教學內容設計，以及收生規劃等進行安排。這些機構需要明確知道，究竟應培養中層技術管理人才，還是技術員工？如果香港計劃大規模量產，則可能涉及勞福局的輸入勞工政策；相反，若將量產交由其他地區或國家執行，香港的工作重點便應集中于中上游環節，對中層技術管理人才的需求將更為突出。

政府應正視問題，進一步交代具體細節，確保相關政策能夠有效落地，從而推動“產學研”的融合發展，為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產業化進程提供強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