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甲午戰爭的八年前，北洋海軍就和日本人干上了。

1886年8月，北洋海軍在朝鮮東海岸海面結束軍事演習后，派定遠、鎮遠、濟遠、威遠等艦前往日本長崎檢修。這是中國近代海軍首次訪問日本，也是清朝對日本有意的震懾。

清朝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開啟于同一時期，又不約而同地建設海軍。一個是日落黃昏的大清帝國，一個是日漸崛起的東洋小國，在甲午戰爭爆發前，雙方圍繞著朝鮮半島屢生齟齬。正是在這場沒有硝煙的長期博弈之中，北洋海軍打著訪問的旗號，到達長崎港口。

兩國劍拔弩張的情緒，早已在民間蔓延。8月13日夜，北洋海軍的水兵登岸尋樂子，卻在妓館和日本人發生爭執，中國水兵和日本巡警、市民打在一起，演變成大規模械斗，造成多人死傷。北洋海軍將士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提議對日開火。

長崎事件發生后，中日迅速展開交涉，避免事情進一步擴大。李鴻章召見了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也章五郎，在兩次會面中，一向圓滑的李鴻章采取了先硬后軟的態度，他先是憤怒地指責日本巡警無理阻撓清朝水兵，造成這一慘劇，后又溫和了幾分，將此事比作小孩打架，希望清朝和日本可以妥善地解決問題。次年，中日達成協議，以各自收受撫恤金和解了事。

長崎事件是甲午戰爭前中日關系的一個插曲，暴露了諸多問題，比如清軍的紀律渙散、日本的囂張氣焰、清朝的一味妥協。關于長崎事件，還有一件軼事，據說日本人在與清兵斗毆時，趁機竊取了清軍的密碼本。

風浪越大，危機越近。

1

當清朝風風火火地掀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時，日本也在“黑船事件”后的沖擊中走向了明治維新。日本倒幕勢力通過武力手段，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君主立憲的近代天皇制，緊接著開始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

有別于晚清洋務運動中自強、求富的主張，明治維新更為清晰地將改革的目標劃分為三大政策——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其中，晚清洋務派的“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都是以軍事為主。

▲黑船事件。圖源：網絡

這兩個運動看似孿生兄弟，實則大不相同。洋務運動始終堅持著一個原則，叫做“中體西用”，其軍事改革鮮有觸及制度，更多關注于技術，僅僅局限于武器裝備的升級。日本明治維新卻提出一個“和魂洋才”的口號，意思是保留日本原有的民族精神（比如后來異化為軍國主義的武士道），并不斷吸納西方政治、經濟、思想、軍事等先進之處，改革日本的技術、制度和政策等。

這也難怪，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見過中國和日本的大使后，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與日本的這場競爭，將以日本取勝告終。俾斯麥的理由是，日本的使者到歐洲后，紛紛討論政治、研究學術，想要帶著一身本領回國改革，而中國的使者，除了少數有先見之明外，其余都渾渾噩噩，不懂世界潮流。

在軍事上，日本引進武器裝備、軍事教育外，還改革了兵役制度，取消封建武士的專屬權利，確立全國統一的國民義務兵役制；改革了領導體制，設立陸軍省和海軍省，頒布指揮條例；改革了編制體制，將全國規劃為東京、大阪、鎮西、東北等軍區，軍區下有步、騎、炮、工兵和輜重等兵種，以團（聯隊）為基本作戰單位。

在海軍建設方面，晚清洋務運動建立的三大海軍（福建、南洋、北洋）一度領先于日本，北洋海軍甚至被評為亞洲第一。但是，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晚清海軍建設似乎從一開始就畏畏縮縮。

1874年，中日交鋒的牡丹社事件發生后，清朝將海軍建設視為當務之急。李鴻章在《上奏籌議海防折》中提到：“若將本國所有兵船徑往，守住敵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為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只保護緊要數處，即可固守。”仔細琢磨這段話會發現，李鴻章強調海軍的作用是“自守”，也就是別人打上門來，咱們有支近代海軍可以進行防御，避免挨揍。

相比之下，明治天皇在詔書里直言不諱地寫道，他們要“拓萬里之波濤，揚國威于四方”，帶有明確的侵略性。因此，當北洋海軍的建設出現停滯，日本人立馬奮起直追，趕在甲午戰爭前建成了不亞于清朝的海軍力量。

野心勃勃的日本在推動改革的同時，還營造了對外擴張的國內輿論，將這股軍國主義的思想注入國民意識之中。

日本人很推崇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尊稱其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但福澤諭吉的另一個身份，是一名軍國主義分子。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提出了“脫亞入歐”的邪說，宣揚侵華主張，他認為，日本已經從亞洲的落后地位中脫穎而出，可以“移至西歐文明”，像西方列強一樣侵略、瓜分東亞鄰國，“對待‘支 那’、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于是，走上強國之路的日本，最終步入一條軍事侵略的歪路，并將矛頭對準了鄰國朝鮮，“征韓論”甚囂塵上。中日大戰，將在朝鮮揭開序幕。

▲福澤諭吉。圖源：網絡

2

朝鮮，作為中華宗藩體系下的藩屬國，長期處于中國的蔭蔽之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更是顯得茫然無措。畢竟，連清朝這個當“家長”的都吃了幾回癟，留給朝鮮的機會就更不多了。法、美等西方國家先后用堅船利炮相威脅，要求朝鮮放開國門，清朝總理衙門自知無力保護朝鮮，也勸說朝鮮和西方國家建立關系。弱國無外交，誠如斯言。

1876年，逐漸崛起的日本要來分一杯羹，派遣一支海軍前往朝鮮，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擁有和日本平等之權，并要求互派使節，朝鮮開放通商口岸，日本人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這幾條內容，清朝可太熟悉了，雖是日朝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本質上是啪啪地打大清的臉，這不就說明，清朝這個宗主國已經徒有虛名。此后數年，英、法、德等國也和朝鮮簽訂了類似的條約，瓜分在朝利益。

面對列強的強取豪奪，朝鮮內部陷入了動蕩。

年輕的朝鮮國王李熙（即朝鮮高宗，1864年-1907年在位），即位后一度依靠“大院君”李昰應維持統治。“大院君”是朝鮮的一個爵位，位高權重，李昰應先后三次執掌朝鮮國政，在朝鮮近代史中多次扮演關鍵角色，很多史書便直接以“大院君”稱呼他。另外，大院君李昰應也是朝鮮國王李熙的生父，父子倆本是朝鮮王室的旁支，正好趕上朝鮮外戚安東金氏倒臺的政治風波，才被推上前臺，兒子繼承王位，由生父輔政。

李熙的王妃閔茲映出身朝鮮大族，也是個頗有政治手腕的人物。她見日本與朝鮮簽約，便極力主張引入日本勢力，還雇傭了一些日本軍官來朝訓練軍隊。閔妃名義上是借助日本進行改革，實為培植親信，對抗大院君勢力。

李熙夾在生父和愛妃之間，里外不是人。這場宮廷權斗，最終成為中日在朝沖突的導火索。

▲朝鮮國王李熙。圖源：網絡

1882年，大院君李昰應針對閔妃和朝鮮親日派（即所謂“開化黨”），發動了“壬午兵變”。前面說到，閔妃找了日本人來進行軍事改革，這就導致原先的一些朝鮮軍人被迫下崗。大院君便煽動軍心，鼓動沒有領到軍餉的朝鮮官兵起義，去打親日派，殺了七名日本軍官，一把火燒了日本使館，嚇得日本公使一溜煙跑回國。閔妃集團的大量官員也被起義士兵殺死，閔妃打扮成宮女逃出宮才躲過一劫。

大院君想利用兵變執掌大權，卻忽視了兩雙遮蓋在朝鮮上空的巨手。中國本就是朝鮮的“老大哥”，時刻關注著朝鮮的風吹草動，而日本一直盯著“大哥”的寶座，還想著在朝鮮竊取更多利益。

“壬午兵變”一發生，中日都對朝鮮展開了行動。

大院君沒能如愿以償坐穩攝政之位，反而引狼入室，還讓一個中國青年登上了晉升之路，他就是，年僅24歲的袁世凱。

3

袁世凱年紀輕輕便遭受了科舉制的毒打，他曾在河南多次參加鄉試，卻都名落孫山。

這對于這個生于仕宦人家的子弟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打擊。

袁世凱的家族，屬于晚清崛起的漢人官宦世家。

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曾與曾國藩、李鴻章同朝為官，參與了平定太平軍、捻軍的戰爭。李鴻章在淮南帶兵時，袁甲三在淮北，二人惺惺相惜，李鴻章寫信尊稱袁甲三為“年伯大人”，并稱贊他帶兵駕輕就熟、屢克堅城，堪稱“福星”。袁甲三死后，他的部眾很多編入淮軍，袁、李兩家遂結為故交。到了第二代，袁世凱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齡和嗣父袁保慶等，或曾是李鴻章的得力部下，或協助籌辦洋務，得到李鴻章的舉薦。

袁家已為袁世凱鋪好了官場的路，叔父們也時常督促其讀書，可惜袁世凱是個喜讀兵書的“袁書呆”，實在不擅長科舉考試。第二次鄉試失敗后，袁世凱憤恨地將所作詩文付之一炬，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

1881年，袁世凱投筆從戎，加入山東登州的淮軍將領吳長慶麾下，成為一名職業軍人。吳長慶很看好這個小伙子，將其當作心腹培養，而袁世凱稱上司為“吳大叔”，關系緊密。朝鮮壬午兵變后，吳長慶所部奉命入朝，平定兵變，袁世凱初露鋒芒，立下戰功。李鴻章得知故人之后出征朝鮮有功，上表奏請：“候選中書科中書袁世凱，治軍嚴肅，剿撫應機，擬請以同知分發省分前先補用，并賞戴花翎。”之后，袁世凱隨吳長慶駐守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

袁世凱由此成名。

▲袁世凱。圖源：網絡

發動兵變僅33天后，大院君被清軍逮捕，押往中國軟禁。清朝之所以火速派兵入朝平亂，是為了再次加強中國在朝鮮的地位，避免日本的政治干預。但敏銳的日本人還是嗅到了機會，他們借口日本人在朝鮮被殺，強迫朝鮮簽訂《仁川條約》（即《濟物浦條約》），獲取賠款，又效仿中國，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

壬午兵變后，中、日在朝鮮扶植了各自的代理人，一派為“事大黨”，堅持事大主義，顧名思義，即仍舊效忠宗主國清朝，親近中國；另一派為金玉均等為首的“開化黨”，主張依附日本，以日為師，實現近代化。

中法戰爭（點擊閱讀）爆發后，清朝忙著跟法國人打仗，難以顧及朝鮮局勢。1884年12月，在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的慫恿下，“開化黨”的金玉均發動了“甲申政變”，暗殺“事大黨”官員，并引日軍攻打王宮，挾持國王李熙。金玉均想要在朝鮮也實現一次“維新”，宣布廢除中朝宗藩關系，殊不知，他只是被日本當槍使。

得知朝鮮發生政變，清軍很快反應過來。留守朝鮮的袁世凱再次立功，他第一時間寫信給駐守旅順的四叔袁保齡，提出穩定朝鮮局勢的四策：一是力保朝鮮，朝鮮是“第一要緊屏藩，設為東洋占據，有傷大局，殊非淺鮮”；二是避免與日本開戰，因為中法戰爭尚未結束，清朝不可雙線作戰；三是請求增援，清朝可派統兵大員進駐朝鮮，主持大局；四是釋放大院君回國，削弱朝鮮親日派。袁保齡收到袁世凱的信函后，當即將其建議傳達給李鴻章，對后來清政府處置“甲申政變”提供了參考。

在朝鮮，26歲的袁世凱展現出了殺伐果斷的一面。袁世凱寄信給袁保齡后，尚未收到清廷的指示，便立馬展開行動。

此時，吳長慶已經移駐金州（今遼寧金州），并于當年去世，袁世凱掌管著駐扎漢城的軍隊，他先致信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聲稱應朝鮮國王請求，將率隊進宮，保衛國王，別無他意，希望日方多多配合。此次政變本就是日本人從中搞鬼，竹添進一郎自知理虧，拒不作答。但袁世凱裝作不知道竹添進一郎的陰謀，故意大張旗鼓地援助朝鮮，取得了外交上的先機。

之后，袁世凱火速率軍進宮，于亂軍中救出朝鮮國王李熙。李熙移駕袁世凱兵營后，知道自己安全了，便公開痛斥“開化黨”人金玉均等犯上作亂、誅殺大臣，要求日方不要袒護亂黨。由于國王已被解救，亂黨失去了籌碼，很快作鳥獸散。政變發生的六天后，12月10日，袁世凱護送李熙回宮，之后親自帶兵居住在宮中，“周圍布置，以防他變”。親日的金玉均沒能得逞，逃亡海外，十年后在上海被另一個朝鮮人刺殺。

在袁世凱的努力下，清朝依然掌握著對朝鮮局勢的主動權。日本人不禁感慨：“袁之外交，誠有飆悍之手腕哉。”

但是，日本不甘心竹籃打水一場空，他們將日本公使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隨后和清朝展開談判。1885年3月，以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西鄉從道為副使的日本使團抵達天津，與中國商談朝鮮事宜，清朝派出“簽約專業戶”李鴻章為代表。

伊藤博文毫不掩飾地提出日方的要求，包括處分駐朝的清軍將領、賠償被殺的日本在朝僑民、兩國共同從朝鮮撤軍。

清朝不愿同時陷入中法、中日戰爭的泥淖中，起初打算對日本服軟，幸好中法戰爭前線鎮南關大捷的消息傳來，清朝代表才硬氣了一點兒，沒有全盤接受日本的要求。最后，中日各退一步，避免事態惡化。1885年4月18日，中日簽訂《天津會議專條》，其中有一條規定，朝鮮若再出現重大變亂，兩國皆可派兵，但須互相知照。這為后來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甲申政變平定后的結果，和同時期的鎮南關大捷有些許相似之處。在這兩次交鋒中，清朝都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在之后的談判中卻表現得軟弱無能，喪失了主動權。

▲李鴻章。圖源：網絡

國家不幸，但對于袁世凱本人來說，他干成了一件大事，深得李鴻章的賞識。1885年3月，袁世凱回國述職，拜見李鴻章，二人暢談了朝鮮局勢，李鴻章當場“面試”袁世凱后，十分滿意，“極愛其才”。之后，袁世凱要回河南老家省親，他跟李鴻章說，自己想要從此解甲歸田、讀書奉親。李鴻章卻告訴他，你一個月后北上進京，朝廷有任務交給你。

不久后，清朝決定委派一名官員“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多次立功的袁世凱成功得到任命。從1885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十年間，袁世凱成為清朝在朝鮮的全權代表，地位如同“監國”。至此，他在晚清的政治舞臺站穩腳跟，有了一席之地。

4

日本通過“開化黨”掌控朝鮮的意圖，被袁世凱攪黃了，但他們仍然虎視眈眈地盯著朝鮮這塊肥肉。

清朝派袁世凱駐扎朝鮮，是為了“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也就是維護清朝和朝鮮的宗藩關系，遏制日本、沙俄等國對朝鮮的滲透。

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找不到可乘之機，只能再次利用朝鮮的內亂挑起事端。

1894年，一場改變中、日、朝三國命運的動亂一觸即發。

和中國、日本一樣，朝鮮國門洞開后，也經歷了一番西學東漸的洗禮，但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既讓一部分人擺脫蒙昧，也讓另一部分人感到恐慌。

東學道，這個由不得志的朝鮮書生崔濟愚建立的教派，初衷就是為了對抗以天主教為代表的西學。東學，即東方之學的意思。崔濟愚仰慕中國文化圈的儒、釋、道三教，從中提取教義，號召人們抵制洋學、洋人，其信眾主要為農民，遍布于朝鮮南部的慶尚、全羅二道。

經過多年的布教，東學道信眾的數量急劇壯大，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東學黨。

東學黨人多次公開活動，甚至上書國王請求驅逐洋人。袁世凱認為，這幫人遲早惹出禍來，于是致電李鴻章，說：“東學邪教，聯名訴請韓王，盡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門多端詬罵，稱將逐殺。在漢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攜刀晝行，尤騷訛。”

東學黨人起初將矛頭對準以日本人為首的外國侵略者，后來因朝鮮內政腐敗，民眾苦于苛政，于是將權貴也視為斗爭目標。東學黨人口耳相傳著一首歌謠：“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

1894年初，全羅道古阜郡（今韓國全羅北道井邑市）的東學黨領袖全琫準得到信眾和農民的擁戴，發動起義，提出“逐滅倭夷，澄清圣道”、“盡滅權貴，復國安邦”的口號。東學黨人占領郡衙后，大開倉庫，分發錢谷，因此深得民心，很快席卷半島，控制了朝鮮南部三道。

▲東學黨起義失敗后，全琫準被捕。圖源：網絡

面對來勢洶洶的起義浪潮，有些朝鮮官員提出向“老大哥”求助，借清兵助剿。朝鮮大臣閔泳駿多次和袁世凱磋商，討論借兵要求。袁世凱十分爽快地答應道：“朝鮮有危，吾豈不悉心護之乎？若有難處之端，吾當擔當矣。”

朝鮮國王李熙唯一的顧慮是，若向清朝借兵，可能會引起第三國出兵。可弱小的朝鮮只能倚靠強國。閔泳駿對李熙說：“此亦袁世凱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煩圣慮。”于是，李熙下定了借兵的決心，正式向清朝提出求助。清朝依舊不愿放棄宗主國的地位，同意派兵赴朝。

事實上，朝鮮忽視了日本的野心，也高估了清軍的實力。早在1885年的《天津會議專條》中就有條款說，中國向朝鮮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日本給清朝埋下的坑，此刻已然顯現。

1894年6月，清政府致電駐日公使汪鳳藻，告知日本政府，清朝答應朝鮮的請求，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決定派兵增援朝鮮。

日本方面對此做出了答復，其一是，日本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二是按照《天津會議專條》，由于朝鮮現有重大變亂事件，日本也以保護僑民和使館為名，擬派一支軍隊前往朝鮮。

清軍分三批渡海入朝，助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與此同時，日軍也大舉入朝，到6月16日，日軍從仁川登陸時，其入朝的混成旅團人數已近4000人。日軍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標根本不是東學黨人，而是整個朝鮮。

此后一個多月，中日雙方再次交涉。清朝中樞出現分歧，有人主戰，有人主和，最后采取和談和進兵并舉的方針，希望在談判桌上勸說雙方撤軍，以免交火。但日本政府早就等著這個機會，要跟清朝一較高下，他們發出“第一次絕交書”，強硬地表示：“設與貴政府所見相違，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

清政府自己無能，還指望著他國幫助，想要英、俄等國從中勸說，“始則假俄人為鉗制，繼則恃英人為調停”，但列強巴不得坐山觀虎斗，清朝的算盤也就落空了。

清政府的踟躕不前，給了日本部署軍隊的時間。

日軍進入朝鮮后，在朝多年的袁世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日軍抵達漢城，將大炮對準了袁世凱的官署，只待中日交戰，就要把袁世凱轟飛。英國駐朝公使朱爾典及時伸出援手，讓袁世凱躲進英國使館，半夜再喬裝潛出。

1894年7月，豐島海戰前夕，袁世凱已經由仁川登船逃回中國，結束了駐扎朝鮮的十年生涯。在他身后，一場血戰即將爆發。

參考文獻：

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清]李鴻章：《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劉路生，駱寶善主編：《袁世凱全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

王彥威纂輯：《清季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

沈祖憲，吳關生編纂：《容庵弟子記》，文海出版社，1966年

石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美)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張禮恒：《歷史的選擇——袁世凱就任“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原因探析》，《東岳論叢》，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