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潤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qū)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fā)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陳垣先生是一位具有時代典型與代表性的學者，我們不僅要繼承他的史學遺產(chǎn)，還要繼承他的精神遺產(chǎn)。其學術精神源自崖山忠烈故事及新會家鄉(xiāng)文化傳統(tǒng)，又經(jīng)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近代科學和馬列主義理論之滋養(yǎng)，形成完美而成熟的援庵學術精神。

援庵學術精神包括5個方面的內(nèi)涵:

第一，自由、平等與民主的近代精神;

第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第三，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

第四，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定自信與傳統(tǒng)士人精神;

第五，現(xiàn)實關懷的人文精神。

援庵學術精神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其一生追求，契合今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他學養(yǎng)純厚，善于在逆境中堅守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發(fā)掘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并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為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樹立了一個典型和榜樣。我們應當學習陳垣先生自強不息的精神，發(fā)揮其學術精神的當代價值，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定文化自信，復興中華民族。

[關鍵詞]陳垣;學術精神;當代價值

陳垣像攝影 梅明

陳垣(字援庵，以下稱字)先生是一位具有時代典型與代表性的學者，學術界對其學術成果亦暨史學遺產(chǎn)多有總結，而對其學術精神亦暨精神遺產(chǎn)注意不夠。

發(fā)掘其學術成果背后之精神，考察其學術精神之淵源、形成、內(nèi)涵及其當代價值，不僅對于“援庵學”研究至為關鍵，同時對于當代學術研究與文化建設也有重大意義。

本文嘗試就此作一系統(tǒng)論述與探討，以期拋磚引玉之效。

一、思想進路

崖山在援庵幼時心靈內(nèi)埋下了愛國主義的種子，新會鄉(xiāng)土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沃土為這粒種子提供了無限的生機，經(jīng)中學西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優(yōu)秀學說、思想、理論的滋養(yǎng)，終于成長為理論常青、精神蒼勁之參天大樹。

1950年援庵先生70歲，曾總結自己學術思想之進路。

曰:“九一八之前，為同學講嘉定錢氏之學;九一八以后，世變?nèi)肇剑烁念櫴稀度罩洝罚⒁馐鹿Γ詾榻?jīng)世之學在是矣。北京淪陷后，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fā)故國思想。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shù)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jù)，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解放以后，得學毛澤東思想，始幡然誤前者之非，一切須從頭學起。年力就衰，時感不及，為可恨耳。”

九一八事變之前，援庵之學求實求精，為實事求是之學；九一八事變之后，援庵之學重精神重實用，為抗敵愛國之學；1947年、1948年陷人迷惘、徘徊；1949年以后，其學術求新，得學毛澤東思想，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歸宿。“他自述治學進程是‘錢、顧、全、毛’，表明他由錢大昕的考據(jù)之學，經(jīng)由顧炎武的經(jīng)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國文獻之學，終于找到了毛澤東思想。

他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挽詞，說:‘稽古到高年，終隨革命崇今用;校讎捐故技，不為錢嘉作殿軍。’這都描畫出當年援庵先生不斷要求進步的心情。

盡管因年事已高，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進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思想上這種深刻的變化，已為后來的學者指出史學工作必須遵循的更廣闊的道路。

治學進程的變化取決于思想意識對選題方向的把控，選題方向往往由時代命題決定，時代命題決定研究選題，研究選題隨時代命題變化而變化，所以援庵先生的學術道路才有“錢、顧、全、毛”之進程。

然這一進程是反映了援庵先生自1928-1959年的學術思想變化，而不是其全部的學術人生歷程。

援老長孫陳智超也曾總結其祖父思想變化，說:“援老在他漫長的九十二年的生涯中，思想上經(jīng)歷了三次大的飛躍：第一次是在本世紀(20世紀)初，他從一個追求功名、參加科舉的青年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第三次是在解放以后，他由一個愛國主義者逐步轉(zhuǎn)變?yōu)橐粋€共產(chǎn)主義者。”

中少年為陳智超

從援庵先生的思想歷程上講，他由科考轉(zhuǎn)向反清，是其反封思想的實踐與行動，為其思想進步的第一階段。

清朝滅亡后，他的思想又趨向自由、平等與民主。北洋政府爾虞我詐的政治破滅了他的理想，于是棄政求學。他的學術研究并非純學術，也沒有遠離政治。即使撰作《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歷》這樣的年代學專著，亦隱含有其政治用意。這兩部撰成于1925年，正值北洋政府腐朽統(tǒng)治，他將這兩部年代歷表的下限斷在1940年，曾預料民國氣數(shù)不會超過100年。從1917年到1931年，援庵先生撰“古教四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等論著，處處彰顯的都是自由、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著述求嚴謹、縝密，實事求是，由宗教史研究論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道理，由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的研究求科學，以學術、科學救國、興國，這一時期應該是他的學術思想與精神不斷進步、升華的第二階段。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至1946年《通鑒胡注表微》成書，是援庵先生學術思想發(fā)展的第三階段。中華民族瀕臨于亡國滅種的境地，抗戰(zhàn)救亡、保國保種成為當務之急。援庵先生身處淪陷區(qū)，切身感受到亡國奴的悲慘，于是轉(zhuǎn)變學術方向，緊扣時代主題，開辟抗戰(zhàn)史學，經(jīng)過艱苦環(huán)境的磨礪，其愛國主義思想得到進一步升華，表現(xiàn)為新民族主義思想與精神。這一時期，援庵先生的學術思想日臻完善、成熟，也最能見其精神的重要時期，這為其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與前提。

1947-1948年抗戰(zhàn)救亡的任務結束了，然國民黨的統(tǒng)治把社會引向了一個亂世，饑餓、內(nèi)戰(zhàn)又將國民推入水深火熱之中。援庵先生目睹現(xiàn)實，內(nèi)心充滿對國民政府的失望和沮喪，但又找不到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思路，學術研究選題方向似有迷失，因此在研究領域未能開辟“新戰(zhàn)線”，這兩年應該說是他學術研究的低谷。

1949年初，北平解放，歷史時代的新舊轉(zhuǎn)變激發(fā)了其學術思想革故鼎新，新時代新氣象使他重新燃起了對美好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閱讀《毛澤東選集》《社會發(fā)展史》《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西行漫記》等新書，參加西南地區(qū)土地改革，深入貧困地區(qū)，了解社會底層民眾生活。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社會實踐活動改變了他的人生觀、歷史觀，“思想劇變”。其人生、學術、思想、精神又得到進一步升華:首先是重新確立了人生目標，追隨中國共產(chǎn)黨，并于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如此大的變化，表明援庵先生一生追求進步并以人生實踐踐行其不斷升華的人生觀。

再者，其歷史觀的變化也十分明顯，具體表現(xiàn)為：能夠自覺地運用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考察歷史；充分認識到人民大眾的歷史作用；將“實事求是”升華為科學原則：提出學術研究要以人民需要為目標；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評史論史，等等。”

縱觀援庵先生人生歷程，其學術思想前后凡四變；早年由科考、學醫(yī)轉(zhuǎn)而參與民主革命，是為一變，時間約在1897-1912年；1913年任眾議員議員，參政議政，至1922年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棄政從學，考證古教、元西域人“華化”，制歷表，總結史諱學、校勘學，是為第二變；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堅持抗戰(zhàn)史學，撰“宗教三書”、《通鑒胡注表微》等，是為第三變；1949年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其學術由新民族主義史學轉(zhuǎn)變?yōu)轳R克思主義史學，是為第四變。

前后四變，第一次轉(zhuǎn)變?yōu)槠鋵W術思想形成的前提，第二次轉(zhuǎn)變是其學術思想形成、發(fā)展的關鍵，他的學術思想通過第三次轉(zhuǎn)變形成完善的體系和成熟的理論，思想升華幅度最大者為第四次轉(zhuǎn)變。然而他年事已高，未能取得相應的重大成果。研究成果雖有限，但其一生追求進步的精神影響廣大而深遠，堪稱新中國學術界一面旗幟。

二、援庵先生學術精神的內(nèi)涵

援庵先生學術進路的變化總是由其思想為先導，一生所歷四變都是在其思想理念的指導下完成的，而其思想的進步又導源于時代的變化。

他一生經(jīng)歷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日偽統(tǒng)治、解放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以后等不同歷史時期，清朝專制激發(fā)了他的“反清”思想；北洋政府黑暗統(tǒng)治扼制了他的平等、自由與民主的主張，于是試圖從宗教史中總結平等、自由的基本學理；宗教史研究引領他進入國際漢學界，國際漢學界對中國學界的藐視，刺激了他的自尊心，發(fā)誓要把世界漢學中心奪回北京，在學術上追求“動國際而垂久遠”的成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救亡保種成為中華民族首要任務，于是開辟抗戰(zhàn)史學，堅守輔仁，培育人才，等待光復時機。

北平解放之初，即轉(zhuǎn)變立場，投身新中國建設。

思想隨時代而變，研究方向圍繞時代命題適時調(diào)整，而其學術背后的民族與傳統(tǒng)精神卻能一以貫之。

其學術精神、理念與思想內(nèi)涵可歸納為以下5個方面。

第一，自由、平等與民主的近代精神。

援庵先生少幼生活在廣州，得“新學”風氣之先，早受“自由、平等與民主”思想之熏染。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參加秀才考試，于府試策論中曾表露其自由與民主思想傾向，主考官、廣州知府施典章在其試卷上批曰:“直類孫汶(文)之徒。”

這表明援庵先生的自由、平等與民主思想在這一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了，并在舊式科考中有所發(fā)揮。由于他的新思想接近孫中山，時約在191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并擔任廣東支部評議員。

1913年初，先生當選為中華民國眾議院議員，并遷居北京，在以后的政治、社會和學術活動中，先生也始終秉持著“自由、平等與民主”的思想精神。

1913年4月民國第一屆國會召開，6月袁世凱頒布《尊孔令》，8月袁世凱總統(tǒng)府顧問、孔教會總干事陳煥章秉承袁世凱旨意，與嚴復、梁啟超等聯(lián)名上書參眾兩院，強定孔教為國教，并載入《憲法》。由此激起政界、學界論辯。援庵先生堅持信仰自由，反對強定一教為國教，遭到孔教徒的攻擊。9月28日袁世凱赴孔廟祭孔，晨6時半至孔廟，更衣跪拜，7時余“禮畢回府”。

魯迅這時供職教育部，奉示至孔廟參祭。他在《日記》中寫道:“晨七時往以視之，則至者近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錢念敏又從前大聲而罵，頃刻間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話。”

1916年由教育部總長代祭禮，教育部為祭孔主要機構。1921年12月至1922年5月援庵先生出任教育部次長，主持政務，拒絕參加祭孔活動。

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反對專制，倡導民主，一直是援庵先生從政、治學的一貫主張。其宗教史研究始終貫穿了“自由、平等與民主”思想，并以此思想論證“專制”之無道。

他在《通鑒胡注表微·治術篇》中說：“國法貴平等，任何人不應享有特權。”“專制之極，使人不敢稱其惡，今乃不許稱人善，亦豈是非之公耶!”

又說“人非好為盜，亦不樂從盜，盜之起多由于不足與不平。”“民有離心，雖用重典，無濟于事。故重典非萬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屢用之而能止亂者乎!”

同書《民心篇》說：“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惡為依歸。”

以學論道，展現(xiàn)民主、自由之大道，警告專制離散民心之無道。

第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求實求真，實事求是，是援庵先生一生執(zhí)著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源自他早年的醫(yī)學訓練，習解剖學、細菌學等西醫(yī)科學。

他從光華醫(yī)學院畢業(yè)后，留校講授人體解剖學和細菌學課程,從外文課本中臨摹教學掛圖，還“常帶著學生到廣州郊外亂墳堆中撿拾零散骨骼，把它們洗凈、拼排，以為課堂教具”。由掛圖與實物幫助學生掌握人體結構。醫(yī)學讓援庵先生領悟到自然科學之精神，孕育了其追求客觀、精益求精的學術品格。

1917年以后，援庵先生轉(zhuǎn)入史學研究，閱讀錢嘉諸老之著述，又融貫清代樸學之方法與精神，學求質(zhì)樸，識求貫通，為通儒之學。

錢大昕曰：“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

顧炎武曰：“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

其開創(chuàng)清代樸學以實事求是為基礎，以經(jīng)世致用為依歸。然在以后的樸學實踐中多以實事求是為指針。

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nèi)共白。”錢氏為學實事求是，乃沿承清初諸大儒。

王引之撰《錢大昕神道碑銘》，曰：“國初諸儒……若昆山顧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學皆實事求是，先生生于后而集其成。”實事求是又是錢嘉諸儒治學之科律。

汪中“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

阮元曰:“余之說經(jīng)，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

為學欲實事求是必通貫古今。

王鳴盛云：“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并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

通儒不僅通古今，還須通諸藝。

錢大昕“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

阮元論錢大昕，曰:“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jīng)術，或言史學，或言文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并曰錢大昕“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論必執(zhí)其中，實事必求其是”。

援庵先生熟讀清儒之書，精通清學，深諳其治學方法、學術理念與精神，特別是對錢大昕的學術推崇有加，平生服膺錢氏之學，曾作《佛堂詩》，有“考據(jù)共推錢竹老”。

他讀《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yǎng)新錄》等，從中學會了錢大昕利用避諱知識考史的方法，并總結了這門學問，于1928年撰成《史諱舉例》，紀念錢大昕誕辰200周年。

其撰《元西域人華化考》，陳寅恪先生為之作序。曰:“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將援庵先生的著作與錢大昕作類比。

援庵先生推崇錢大昕，但并不專習錢氏，而是博采清儒眾長。他讀清人的書，不僅讀刊本，更重視清人的手稿。

“陳先生搜集了很多清代學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手稿。從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孫是如何搞學問的：他著《廣雅疏證》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對的，但是后來又發(fā)現(xiàn)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劃掉，而是將后來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寫在小紙條上貼在上面，再發(fā)現(xiàn)再貼，而用到書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陳先生是非常欽佩王念孫這種做法的。由于陳先生版本目錄學根柢好，可以用這方法，并且用的很好。”（柴德賡）

他以目錄為治學門徑，重視最古的本子，撰文言必成理，事必有據(jù)，舉證縝密，著述講究體例，在整個研究與撰著的每個環(huán)節(jié)上，都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實事求是的原則。

他說:“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

又說：“茍欲實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長歷為工具不可。”

其歷史考證又參用醫(yī)學方法。1936年6月曾復函三子陳約之，談及醫(yī)學對其學術研究的影響。曰：“余于醫(yī)亦然。今不業(yè)醫(yī)，然極得醫(y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y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y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

綜合運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方法，解剖歷史，追求客觀真實。

援庵先生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不僅總括了清代學人求實的人文精神，還融貫了其早年醫(yī)學訓練所感悟的自然科學精神，也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

第三，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

援庵先生一生致力于國家富強、民族獨立，始終堅持愛國與民族精神。他早年辦報，參與民主革命，通過反帝反封實際行動發(fā)揚其愛國精神。

民國初期，國家貧弱，正值“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又值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之日”，援庵先生全力撰著《元西域人華化考》，激勵國人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自信。他時時呼吁國人當自強。

1935 年華北危機，“北平的空氣惡劣的很，‘華北國’在醞釀之中，大家都煩悶而不安。”

11月20日援庵先生在北大紅樓授課，“朝陽門外日本兵打靶的槍聲‘突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北大紅樓課堂中來”，學生無心上課，請援庵先生對時局發(fā)表看法。“他沉沉的說道:‘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的。北平市商會主席到日本去觀光，人家特別派了幾位商業(yè)上的領袖人物來招待，傾談之下，我們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連談話的資格都不夠，像這樣憑什么去和人競爭?憑什么能使人尊重?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就著個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干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人人強國自強，人人努力國家才有強盛的綜合國力，外人不敢覬覦,且唯有尊重。援庵先生深悟此理，刻苦、勤奮治學。

特別是史在中國而學在海外、文在他邦的現(xiàn)象使他忍無可忍，總是利用學人集會、課堂講學等各種場合，砥礪學人、同學下苦功研究中國傳統(tǒng)歷史文化，確立中國的世界漢學中心地位。

他常對同學們講:“日本史學家寄來一部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在我的書桌上，激勵著我一定要在歷史研究上趕超他們。”在國家與民族貧弱的時候，援庵先生立足本職，以身作則，將其愛國與民族精神化作學術文化強國之行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逐步大規(guī)模全面侵華，亡國滅種的危險日益嚴重。這時的援庵先生已經(jīng)是一位年過半百的老教授，自然無力殺虜疆場。

但他早已意識到日本侵華不僅僅在軍事，還有文化教育等方面，他們在占領區(qū)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企圖通過消滅中國的歷史文化而徹底滅亡中國。

他在淪陷區(qū)主動自覺地開辟學術文化與教育救亡的戰(zhàn)場，“提倡有意義的史學”即抗戰(zhàn)史學，撰著“宗教三書”，崇尚民族氣節(jié)、愛國主義精神，論證自古以來漢奸必遭歷史唾棄的道理，警示士人與日偽劃清界限，他與沈兼士、余嘉錫、高步瀛、英千里、張懷等，相互激勵，堅守民族正氣，為國育士，保留讀書種子，傳承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留住中華魂，堅信只要歷史文化不亡，中國就不會亡。

輔仁師生還組織“炎武社”等秘密抗日團體。

抗戰(zhàn)后期，師生又成立了“華北文教協(xié)會”，在北平秘密傳播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及中國抗戰(zhàn)進展情況，被敵偽偵探發(fā)覺。日本憲兵包圍輔仁大學，搜捕師生30余人。

輔仁大學師生的抗戰(zhàn)活動都受到了陳垣校長的支持。

1944年年初，是輔仁大學最艱難的時刻，重慶國民政府派“輔仁校友周國亭冒險突破敵偽防線，進入北平，曾去看望陳垣先生。周見先生處境困厄，考慮到其抗戰(zhàn)教育工作已為敵偽所洞悉之后的危險，乃進言先生，可以南歸后方，取道河南柘鹿線，愿伴送之。先生曰:‘余如南歸，輔仁大學數(shù)千青年，有何人代余教育之？淪陷區(qū)正氣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導？且余之圖書又不能全部帶去，只身南逃，尤屬不宜’。”

沈兼士、柴德賡秘密南撤。柴德賡辭別援庵先生，臨行前夜(1944年1月30日，農(nóng)歷甲申正月初五夜)曾作詩文序曰:“余立志南行，期在明日。援庵夫子早有同行之約，部署已定，而教務長雷冕等涕泣相留，遂不果行。”抗戰(zhàn)時期，援庵先生在淪陷區(qū)堅守輔仁，聚集中華正氣，培育抗戰(zhàn)建國人才，保國保種，救亡圖存，在全民抗戰(zhàn)中發(fā)揮了特殊作用，成為淪陷區(qū)抗敵力量的基礎。

假設援庵先生逃離北平，撤向西南，意義并不大。援庵先生只有留在淪陷區(qū)，守住輔仁，不僅使抗戰(zhàn)多一陣地，更重要的是在黑暗中保留了光明的火種，只待時機到來，必為復興大放光明，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抗戰(zhàn)勝利后，大批輔仁畢業(yè)生奔赴解放區(qū)，以后又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棟梁。

從清末民初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援庵先生目睹國家貧弱、列強欺凌、外族入侵，因而發(fā)憤努力拼爭，以求民族獨立與尊嚴，數(shù)十年的艱苦磨煉，使之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堅定不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援庵先生看到了民富國強的希望，于是積極投身新中國建設。

第四，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定自信與傳統(tǒng)士人精神。

援庵先生由目錄人手讀書問學，熟悉典籍，博覽群書，學養(yǎng)深厚而純粹。

其高深學養(yǎng)不僅源于讀書，更源于其學術研究。早年的宗教史研究使他認識到外來宗教只有植根植于中國本土文化，方能有較強生命力。

特別是通過對元代民族文化的研究，著成《元西域人華化考》，深刻體悟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與精神，認識到其陶冶人的心靈，重鑄一個民族的精神與靈魂所具有的力量竟如此強大。

這部名著不僅改變了學界對元代民族文化成就的看法，還使援庵先生找到了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關鍵，這就是不同民族共同的文化認同。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不同民族成員通過血親關系構建起來的氏族，不僅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因子，也是認識中華民族不斷發(fā)展壯大之關鍵的關鍵。

因而在《元西域人華化考》成書之后，援庵先生又開始思考氏族學研究，擬撰《漢以來新氏族略》，他認為“漢族”稱謂“是絕大的錯誤。嚴格的說，只能說中華民族，因為我國沒有純粹的漢族，都是混合民族……單從姓氏一方面考察，多半都是各族混合的”。

各個民族、氏族相混合融合的紐帶即中華民族傳統(tǒng)歷史文化，這也是各民族、氏族共同的魂。抗戰(zhàn)時期，保國保種，關鍵是保存中華民族文化。

援庵先生在前期《華化考》、氏族學研究的基礎上，擬撰《偉大之中華民族》，于1941年12月8日列出提綱42條，又于1943年5月12日擬出《北朝之華化運動》綱目9條，同年1月8日又有《鮮卑同(華、進)化(易俗)記》提綱18條他試圖以會通的眼光，系統(tǒng)考察中華民族的演變，論述傳統(tǒng)文化在“以夏變夷”中的作用。

援庵先生所論述的“以夏變夷”，實際上是以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為本位的內(nèi)外雙向混合，“外來宗教文化可以融入中華文化，但是不能改變后者；中華文化海納百川地容納外來宗教、文化，本身得以豐富，但是本質(zhì)不變……中華文化是海，海無所不容，故無所不化”。關鍵與根本在于弘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

在數(shù)十年的讀書與研究過程中，援庵先生本人也被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陶化，養(yǎng)成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定自信。啟功曰之為“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一片丹誠”。

正是由于堅定的自信才有“一片丹誠”。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定自信與“一片丹誠”，造就了援庵先生強大的愛國與民族之心，他學養(yǎng)高深，立場堅定、沉毅，重學術，重氣節(jié)，既謙虛謹慎又傲骨凜然。

1913年《民誼雜志》第5號《耿廬漫筆》曾介紹援庵先生“勤攻經(jīng)史，刻志苦勵，為粵中有名之士……至其在黨內(nèi)，尤其一片摯誠，為同人所欽仰。然生有傲骨，魄力雄厚，是非辨之甚嚴，非一般所能企也”。

抗戰(zhàn)時期，援庵先生撰《明季滇黔佛教考》，并贈書沈兼士。

沈兼士題詩:“吾黨陳夫子,書城隱此身。不知老將至，希古意彌真。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編莊誦罷，風雨感情親。”都論及援庵先生之“傲骨”，而援庵先生對此不以為然。

他于1940年6月4日致函長子樂素，說：“兼士先生閱《佛教考》賦詩相贈，有‘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之句，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

凡是認識援庵先生的人，無論是前輩、同輩還是晚輩，皆云其謙虛。謙虛與傲骨原本是一對矛盾，卻在援庵先生身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統(tǒng)一體。正而傲、傲而謙虛恰恰是中國傳統(tǒng)士人精神的特征，援庵先生精神亦即傳統(tǒng)士人精神。

第五，現(xiàn)實關懷的人文精神。

清末民初宗教興盛，外來宗教“本色化”，或曰“本土”“華化”成為宗教學研究的熱點。無論“本土化”“本色化”還是“華化”，都涉及外來宗教文化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關系，二者關系之處理有賴于宗教史的研究，即從宗教傳播史中總結中外文化交流之成敗得失，找出外來宗教“本色化”的路徑。在這樣的背景下，援庵先生發(fā)愿撰《中國基督教史》。

自1915年之后，他下功夫調(diào)查、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四庫》摒斥基督教史籍，他由搜求明季基督教史籍，“更擬仿朱彝尊《經(jīng)義考》、謝啟昆《小學考》之例，為《乾隆基督教錄》，以補《四庫總目》之闕”。然并未成功。

又因緣于輔仁社課題，撰成《元也里可溫教考》，由此開啟了他的古教與元史研究，有“古教四考”和《華化考》等。他由宗教史研究得出外來宗教只有融入中國文化，才能“本色化”，并得以生存、傳播。

教史、元史牽涉中外史料及年代、歷法，還有避諱、校勘等學問，于是又撰《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歷》《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等書，而這些又都是國際漢學的重要課題，也是學術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有助于推動學術進步，還有益于改變中國學術研究落后不受外人尊重的現(xiàn)實。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援庵先生十分煩悶、憂慮。

1937年7月22日接到三子陳約之自廣州寄來的航空信，以為家人掛念北平，故由航空快遞家書，打開一看，非為北平戰(zhàn)事，而是請“家父”薦言去拜見倫明，于是指責兒子“自私自利至此，不覺為之嘆息，為之失望”,“孽孽為利，小人也”。

廣州遠隔數(shù)千里之外，信息不通暢，約之沒有認識到北平緊張局勢。生處亂世，援庵先生平時復函家人總是寬慰。他如此指責家人，很罕見，由此也能看出援庵先生在北平淪陷后內(nèi)心的焦慮。

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他該怎么辦呢?

援庵先生只能從自己的本職專業(yè)做起，開辟抗戰(zhàn)史學的道路，于是有“宗教三書”等著作，陳古證今，表達其愛中華、外夷狄、斥日寇、責降臣、表遺民之思想。

他在抗戰(zhàn)期間的所有著述與教學均緊扣救亡圖存之時代命題。新中國成立后，他嘗試用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考察歷史演變，然年事已高，力所未逮。援庵先生學術研究的選題取向總是隨時代而變，即根據(jù)時代命題確定研究課題，為現(xiàn)實提供歷史鏡鑒，這正是他學術上現(xiàn)實關懷的精神，也是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

三、援庵學術精神的當代價值

援庵先生離開我們已經(jīng)近半個世紀，他的學術成果受到重視，并得到相應的總結和繼承，而學界對其精神遺產(chǎn)的總結與繼承還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研究援庵先生的學術精神，不僅要弄清楚其淵源與內(nèi)涵，更重要的是還要發(fā)掘其當代價值。

黨的十八大之后確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將之歸納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12詞24 字。這24字凝聚了中外優(yōu)秀文明成果，如果將援庵先生一生事業(yè)與精神與這24字相對照，這也恰恰是他勤奮一生所追求的目標與宗旨，亦即他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為了實現(xiàn)他的人生目標與價值觀，他始終如一，一生孜孜不倦，立足本職本專業(yè)，腳踏實地，全身心投入，筆耕不輟，從不空言，也絕無大話高論。總是從具體問題的研究做起，通過嚴密考證，辨明史實，由史實揭明一條道理，匯總在一起，又從各個方面釋證自強、愛國、民主、自由、科學報國、學術文化與民族復興等大道理。

其整理古籍，考證古教，研究基督、佛、道、伊斯蘭等宗教史，開拓元史研究，奠定近代意義的校勘學、史諱學、年代學等，為中國歷史文獻 學學科建立基礎；撰著《通鑒胡注表微》，通過自己一生的學術總結，將其抗戰(zhàn)史學升華為愛國主義和新民族主義史學，都貫穿了他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亦即以其人生觀、價值觀為核心，根據(jù)時代需要，從學術、思想、文化與社會現(xiàn)實中選取問題，通過考據(jù)與專業(yè)研究，解答、解釋或解決問題，揭明事理，啟示人們?nèi)ニ伎肌Ⅲw悟事理背后的大道理。

他以問題為導向，進行問題研究，而問題的選取多在宗教史、元史和歷史文獻學范圍內(nèi)。研究領域明確，問題的選取與研究亦易具體。問題具體，在史料搜集上才有可能做到“竭澤而漁”，他在“竭澤而漁”搜集材料時，又發(fā)現(xiàn)了“澤”與外部水源之間的相互關系，牽連鉤考，因緣而知之。”

若遇外文資料，自修外語識讀，又請教伯希和、鮑潤生、陳寅恪等專家。

在解決某一研究問題的同時，又發(fā)現(xiàn)并思考另外一個研究問題。因此他的問題研究總是一個接一個，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

當我們閱讀援庵先生某一部著作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善于做專而深的研究。如果把他某一時期的著述全部閱讀，綜合觀察其學術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其撰述背后均有深意，而且圍繞著一個大道理從各方面去考證、研究。

如抗戰(zhàn)時期他撰著的“宗教三書”,《明季滇黔佛教考》旨在表彰明末遺民之民族氣節(jié);《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著述義旨雖與《佛教考》同，然全真末流腐化，與新朝同流合污，深遭援庵先生之厭惡;《清初僧諍記》揭示僧人攀附新朝作惡，借佛門敗類痛斥日偽漢奸欺壓國民。

“三書”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即愛國。

而且“三書”所論滇黔、河北與東南，甚與抗戰(zhàn)時期地域政治態(tài)勢相契合。“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于去邠居歧。”“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

七七事變后，平津淪陷，國民政府、企業(yè)、學校和文化機構撤向西南大后方，大批學者也隨學校機關遷往西南。“華北淪陷八載，人才消散，奎璧所聚，乃在西南。”因此，西南研究也成為抗戰(zhàn)時期一個學術熱點，并形成顯學“西南學”。

援庵先生身在北平，翹首西南。他說:“時余方困故都，系念西南諸友，嘗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以寄意。”因此他通過各種途徑聯(lián)系西南諸友，特意請陳寅恪先生為《佛教考》作序。

寅恪先生在序中說:“先生講學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二人相互激勵，共同守望中華民族歷史傳統(tǒng)，頗有聞雞起舞、枕戈待旦之氣概。

援庵先生借著《佛教考》寄托愛國心志，不僅與大后方“西南學”研究互為聲氣，還使其在淪陷區(qū)開辟的抗戰(zhàn)史學與大后方的民族史學連成一氣。

平津淪陷，華北也隨之陷落，一些親日派及北洋余孽投靠日寇，當了漢奸。還有一些讀書人困于生活所迫，落水到日偽機關學校做事。援庵先生有感于時事，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寫金元事而冠名“南宋初”，“系于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創(chuàng)教于宋南渡后，義不仕金，系之以宋，從其志也。”

三教祖借傳教保存歷史文化，宋亡實不亡，“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日本雖占領華北，但并不能改變?nèi)A北固屬于中國的歷史與事實。

援庵先生身處淪陷區(qū)，切身感受到保河北保華北，首先要保存中國的傳統(tǒng)歷史文化，只要傳統(tǒng)歷史文化不亡，華北名亡而實不亡，必有光復之機，此書不啻在表彰宋末遺民讀書不仕，更重要的是在于激揚淪陷區(qū)民族士氣。

他“常諄諄告誡同學:雖暫據(jù)淪陷區(qū)，切要抓緊時間讀書，學科學技術，以積蓄精力，不讀書則中國盡成無文化之人，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身處逆境，當讀書“忍修”，不可事敵而失操守。

同樣，援庵先生撰《清初僧諍記》，欲在揭露漢奸的奴性。他說：“一九四一年，日軍既占據(jù)平津，漢奸們得意洋洋，有結隊渡海朝拜，歸以為榮，夸耀于鄉(xiāng)黨鄰里者。時余方閱諸家語錄，有感而為是編。”

其實，北平漢奸與東南汪偽漢奸都有同樣的本性，借日偽勢力以逞私欲，戕害同胞國人。“宗教三書”所論，地域不同，所述內(nèi)容各有重點，然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愛國主義主旨進行研究，所考證的問題均牽涉抗戰(zhàn)時期西南、華北、東南各地域現(xiàn)實，“三書”合觀便能看出援庵先生對整個抗戰(zhàn)形勢的認識，以及他對戰(zhàn)爭發(fā)展趨勢和未來的思考。

具體問題研究皆維系于時代大問題的考慮，從歷史中找出活的現(xiàn)實靈魂，此皆由其人生觀、價值觀使然。也正是由于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后，年逾古稀，又以飽滿熱情投身國家建設。

援庵先生勤奮一生，劉家和先生將之歸結為“自強不息”。

他說:“‘自強不息’，是中國人精神文化的精華，這見于《周易·乾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老子》第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又《老子》第71 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真自強者，必先自知。自知而后始能自省，自省而后能自勝，自勝而后能自強……援庵先生身體力行的就是這樣的學者精神。”

援庵先生一生從自我做起，自強不息，始終懷抱一顆赤誠愛國之心，通過學術研究，追求富強、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國家與社會，而且以公正、文明求和諧，勤懇敬業(yè)，修身治學，教書育人，事事以誠信、友善立身。這既是傳統(tǒng)士人的精神，又是他踐行自己人生觀、價值觀的表現(xiàn)，很值得我們學習，我們應當像他那樣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個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內(nèi)在要求和必然結果。

陳援庵先生學術精神的當代價值還表現(xiàn)在為我們的“文化自信”樹立了一個典型和榜樣。我們的“文化自信”應當像他那樣，無論國運逆順，無論環(huán)境多么險惡，都要堅信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傳統(tǒng)文化，從中尋求出路與精神。

援庵先生為什么能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堅定自信?

首先是他深厚而純粹的學養(yǎng)，這是他自信的基礎。

他自幼熟讀《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熟悉典籍，讀書廣博，經(jīng)、史、子、集，中書西書，中學西學無不涉及。

其治史學，且通經(jīng)學、小學，通讀十三經(jīng)，精熟四書五經(jīng)，背誦《左傳》全書。

他平生推崇錢大昕的學問，曾撰《佛堂詩》云:“考據(jù)共推錢竹老，法書獨愛米南宮。”

其撰《史諱舉例》，征引、檢核錢氏之書，發(fā)現(xiàn)也有誤。他說:“以錢氏之精，尚有錯簡、脫落、謬誤甚多，用其他人的引文，就更應親自動手，勤查勤找了，這是省事不得的。”于是時時警示自己，對學術始終抱有一顆敬畏之心，養(yǎng)成篤實、謙遜之學風。

讀書多而且篤實謙遜，學養(yǎng)純粹，則能做到“文化自信”。能讀書而不謙虛則易自狂，不讀書而又不謙虛則狂妄無知。文化自信須有文化修養(yǎng)。

其次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

援庵先生通過自己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很強的吸收與凝聚力，以及自我更新的能力。

這樣的認識使援庵先生堅定了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自信。

最后，在繼承與創(chuàng)新中堅定文化自信。

這也是援庵學術突出的特點。他撰《通鑒胡注表微》，發(fā)掘傳統(tǒng)的“春秋大義”，辨明是非，闡述愛國主義道理。《通鑒》晉永和二年，記會稽王昱與殷浩書曰:“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胡三省注曰:“言國興則家亦與之俱興，國廢則家亦與之俱廢也。”

援庵先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進一步發(fā)揮說:“夫子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人與國同休戚，夫子之訓也。”闡明個人、家、國共興亡、同休戚的道理。

《通鑒胡注表微·生死篇》又說：“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為國而至于死，公誼也。公誼所在，私情不得而撓之。”

同書《倫紀篇》曰：“君臣、父子、朋友，均為倫紀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為國，則不能顧及親與友矣。”

在繼承傳統(tǒng)史學“褒貶”大義的基礎上構建愛國主義史學理論，彰顯出其文化自信。所以說援庵先生“文化自信”極具典型，可作當代樣板。

我們在新的時代，應當學習陳援庵先生終生“自強不息”的精神，發(fā)揮其學術精神的當代價值，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定文化自信，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