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馬克 （1744—1829），法國生物學家，是歷史上首位科學解釋生物“進化”概念的人，通過對無脊椎動物的研究構建起了自己的進化論。他認為，最低級的生命是由無機物自然發生的（當時學界的普遍共識），然后逐漸向復雜的高級生命進化。對于生物多樣性的解釋，他提出了“用進廢退”、“獲得性遺傳”、生物由于環境變化而獲得的新性狀（獲得性狀）會向下一代遺傳并由此促進生物的進化的理論。雖然該理論后來被否定了，但不能否認的是，他發現了自然環境對生物形態和機能的影響，打破了神學的牢籠，為科學進化論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居維葉（1769—1832）是法國的古生物學家，他借助比較解剖學的手段進行開創性的工作，成為解剖學和古生物學的創始人。他的觀點與進化論完全不兼容，與拉馬克的學說根本對立。居維葉認為，雖然在化石中發現了已經滅絕的生物，但由于不同地質年代的生物之間是完全間斷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謂的生物進化。而自古以來多次發生的毀滅式的天災，才是新舊生物變遷的原因——災變說。但隨著達爾文研究的進展和過渡性化石的出土，除了大滅絕的觀點，居維葉的學說此后也不再為學界所接受。

達爾文（1809—1882），英國的生物學家、早期進化論的集大成者。大學畢業后，達爾文以博物學家的身份登上英國海軍的測量艦小獵犬號（貝格爾號艦），歷時5年考察南美洲、南太平洋諸島及澳大利亞，深入觀察和采集各地的動植物和地質。此后經過約20年的深入研究，得出了“在自然選擇和緩慢進化的過程中，物種最后趨于穩定”的結論（后世稱道的“達爾文主義”），即生物在不斷慢慢變異，其中有利于適應環境的變異物種得以留存，不利于適應環境的則會滅絕。《物種起源》是其學說的結晶。達爾文主義全盤否定了當時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會的神創論，給后世的思想和哲學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孟德爾 （1822—1884）,家境貧寒，苦讀升入大學，成為修道士后得以投身學術研究。庭院一隅的豌豆，讓孟德爾有了革命性的重大發現，即后世稱頌的“孟德爾遺傳定律”，他也由此成為近代遺傳學的創始人。孟德爾在 1865年發表的《植物雜交實驗》論文中，從統計學的角度系統分析了“豌豆在反復雜交中的性狀遺傳變化”現象，并明確提出了遺傳現象中的“顯性、分離、獨立分配”三大定律。然而，如此重要的發現，卻在論文發表 35年后才引起學界的注意，那時孟德爾早已不在人世。

法布爾（1823—1915）,是法國的博物學家（日本過去對博通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專家的尊稱），也是一位人窮志不窮的民間學者。他的傳世佳作《昆蟲記》影響了人們對自然和生命的理解。他在 31 歲涉足昆蟲研究后，以節腹泥蜂的論文為開端積累了不少自主研究成果，由此聞名。法布爾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由觀察與實驗可知，昆蟲的先天行為是完全正確合理的，否則就無法生存；而殘酷的自然界根本不可能賦予任何一個物種足夠的機會去不斷試錯以達到所謂最合適的進化，即不存在分階段進化成熟的生物本能。實際上，他的論點還真把當時的達爾文主義者們難住了。

魏斯曼（1834—1914）， 是在孟德爾遺傳定律“走紅”的背景下，為江河日下的自然選擇論力挽狂瀾，并為新階段的進化論——新達爾文主義奠定基礎的一位德國動物學家。魏斯曼反對達爾文與拉馬克關于“獲得性狀可遺傳”的觀點，提出“種質學說”，認為多細胞生物體內有著生殖細胞與體細胞的嚴格之分，其中生殖細胞具有決定細胞分化的種質，而體細胞（體質）僅是各器官的構成；發生于體細胞的變異——獲得性狀，是不可能遺傳的。另外他也曾猜想，精子與卵子結合時會發生基因重組，當然這僅止于猜想，并無實驗數據支撐。

德弗里斯（1848—1935），荷蘭的植物學家，1878年開始了遺傳的研究，并在1896年得出了與孟德爾的研究成果一致的結論。他在 1900年發現孟德爾的論文后，將之引用到自己的論文并發表——質疑達爾文關于“緩慢變異進化”的觀點。他在月見草的栽培實驗中發現，當出現與親代性狀不一的后代時，該新性狀會向下一代遺傳——突變。他認為，突變才是進化的原動力，自然選擇不過是輔助的。他的學說與達爾文主義一度針尖對麥芒，后來兩者合二為一。

梅里茲可夫斯基（1855—1921） 認為，自然選擇論不能 充分解釋生物的進化更新，于是提出了共生起源學說。他認 為，植物在進化的過程中，藍藻（藍綠藻）被吸收至原生動 物的細胞質內，在實現共存后，演變成了某種細胞組織—— 植物的葉綠體，進而提出細胞內共生說：曾經獨立的單細胞 生物在進入宿主的細胞后，通過共生關系變成了宿主細胞的 細胞器。當年持這個論點的學者不止他一人，但因為是學界 中的極少數，這個發現沒掀起什么波瀾。

（摘自《給孩子講進化論》）

達爾文是首位提出“進化”的人嗎？

“進化論”在提出之時就被學界認可嗎？

“進化論”對現在的人類還有積極的意義嗎？

我們可以從《給孩子講進化論》一書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