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18
March
18.03.2025
Landscape:「景觀」、「地景」、「風景畫」
在之前的《》一文中,我們討論了對于在當時學院體制與社會風氣的影響下,「景觀」與「風景畫」之間的轉變過程,給予了一藝術史上的詮釋觀點。這樣的論述主張,也令我們聯想到「景觀」(Landscape)一詞的多義性,也進一步揭露了它在跨學科領域之間,所具有的豐富多樣的復雜身份。而在我國的景觀專業界,一直以來,關于Landscape該譯為「景觀」、「地景」甚至「風景」,也始終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個中原因之一,則端看當下它所處的學科領域與社會語境,如何藉由人們不斷地感知、對話、辯證??逐步積累形塑而成。
比如說,1980年代的歐美地景研究,取徑于人文地理學,將地景理解為一種特定的歷史與文化所驅動的觀看之道,或是將地景視作為一種文本(text),著重在文化意義的建構,當中包含了藝術史、圖像學、符號學等跨領域的分析解讀,另一方面,從中文語感看來,Landscape一詞該譯為「景觀」、「風景」或「地景」,其實也暗示了它充滿張力的本質。前兩者偏向一種外部的旁觀者視角,后者則是偏向了人與土地的互動,當中更引發了一系列關于觀察/棲居、眼睛/土地、旁觀者/局內人??等內外交錯的張力。
英國人類學家蒂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1948-至今)在《地景的時間性》(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1993年)一文里主張,「地景」既不是一塊清白中立、獨立于人類活動之外的自然布幕,也不是一塊等待著被人類賦予一系列文化意義的土地,而是同時包含了上述兩者觀點,彼此之間相互依存。英戈爾德并引用了一幅畫來檢視Landscape這一概念,是如何透過畫中人、畫家與觀者的共同參與,來模糊了上述關于外部/內部、旁觀者/局內人的身份。這幅畫名為《收割者》(The Harvesters),由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1525-1569年)創作于1565年,目前收藏于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老彼得·勃魯蓋爾
《收割者》(The Harvesters)
1565年,木版油畫,119 x 162 cm
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土地」如何變成「地景」?
《收割者》(The Harvesters)的啟示:畫家、農民、地景的形塑。這幅《收割者》是一系列描述當令時節的六張畫作之一,根據大都會美術館的解說,這一系列畫作在西方藝術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原因之一在于這幅畫反映了一股趨勢,那便是自西方宗教改革以后,藝術家關注的對象逐漸從人像、歷史等主題,逐漸回到日常的生活實踐。它舍棄了北方文藝復興以來,正統基督教藝術獨大,以及將風景畫視為屈居于肖像畫,或是僅僅作為人物背景的傳統。轉而深入描繪農業社會里的常民生活景象,將人與土地的緊密交織表現在地景的形塑上,整體表達出一股濃厚的人文關懷。
老彼得·勃魯蓋爾
《收割者》(The Harvester)細部圖
這幅畫描繪了夏末初秋時分,佛蘭德區(今比利時一帶)小麥收割的情景:豐收季節,大片的金黃麥田隨著地貌起伏搖擺,畫中前景、中景與遠景層次分明。農民三五成群,收割、鋪曬、捆綁、運輸,在大樹下享用午餐,人們采摘鮮果、池塘消暑、宰殺牲畜??等等,看似平凡不過的農家日常,都被栩栩如生地描述。尤其是畫中人的動作、表情等細節:女性勞動者身形扭曲,近乎彎折,有如捆綁的麥穗狀,一名壯漢毫無顧忌的躺平午休,他們的動作是如此接地氣、不加掩飾,像是與大地渾然融合為一體。
老彼得·勃魯蓋爾
《收割者》(The Harvester)細部圖
老彼得·勃魯蓋爾
《收割者》(The Harvester)細部圖
老彼得·勃魯蓋爾
《收割者》(The Harvester)細部圖
當時的莊園主人,為了展現財力品味,經常聘請畫家來描繪自家庭院的華麗景象,這并不稀奇。然而,相較之下,《收割者》一畫則從在地常民的視野,描述日常生活風景。不同于中世紀貴族在高墻之內的豪宴狩獵、宮廷之愛等主題,農民有意被置于舞臺的前方,成為主角。這似乎象征了一種嶄新的描繪風格逐漸成形,也進一步暗示了「人地關系」的轉變。畫中代表舊式貴族的城堡被置于遠方,成為點景,整體畫面視野也更加遼闊深遠。
老彼得·勃魯蓋爾
《收割者》(The Harvester)細部圖
Landscape:「旁觀者」與「局內人」
「地景」作為一種觀看之道,它始終映照出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既是創作者與創作物的關系,也是旁觀者與畫中人的關系,更是人與土地的關系。英戈爾德透過這幅畫指出「Landscape」的概念,不僅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從外部觀看并賦予文化意義的土地,更與在地的「棲居」(dwelling)密不可分:「土地」(Land)透過農民、工匠的雙手,在日常的實踐當中被塑造成為「地景」(Landscape),隨后被藝術家獨具慧眼吸收,轉化成為「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這樣的說法,其實也呼應了藝術史學家瑪爾科姆?安德魯斯(Malcolm Andrews, 1942-至今)在《風景與西方藝術》(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 1999年)一書所主張的土地(land)、風景(landscape)、藝術(art)三者之間存在的線性因果關系。
此外,英戈爾德也以這幅畫來解釋了「任務地景」(taskscape)。亦即地景的形塑不僅僅是視覺上的,還同時包括了以聽覺、嗅覺、觸覺為基礎的行動。從畫中人的描繪看來,它指涉了地景中人們日常勞動和維持生存的方式。當我們凝視這幅畫的同時,還能自行發揮想象,走進它、被包圍、身歷其境,成為整體地景的一部分。這有點類似于今天的沉浸式體驗展覽,仿佛農民、畫家與觀者三者一同被鑲嵌在延綿無盡的時空之流中,共同參與了形塑地景的過程。如此一來,「Landscape」既可以是遠方觀看的風景,也可以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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