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國家多難，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也讓很多有識之士紛紛為國出謀劃策，其中四川農學院的董時進對日本侵華深惡痛絕，更是對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提出猛烈抨擊，

1933年，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激進的抗日理論：現在中日兩國國力懸殊，敵強我弱，若想擊潰日本，我們要學一學軍閥的那些手段，強拉民夫來當兵，沒收大戶人家的錢財充公，反正這些百姓逆來順受慣了，把他們送上前線和日本人一命換一命，我相信他們不敢有一句怨言，如果膽敢抱怨，一律軍法從事。

這篇言論見諸報端之后，一石激起千層浪，北大校長胡適對于董時進的言論相當憤怒，他說：董時進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的博士生，在國內教育界也深耕多年，也但他的言論卻充滿了對國人的仇視與鄙夷，如果這才是救國，那亡國又是什么？

為了駁斥董時進，胡適發表了《我的意見不過如此》。文中胡適質問董時進，你提出的“我們”指的是誰，你是其中的一員嗎？他們又是誰，董先生是他們中的一員嗎？毫無心肝的“我們”驅策著那些逆來順受的“他們”到前線送死，如果把這當作炮灰的豪言壯語去抗日，決不可學。

面對胡適的批駁，董時進又站出來進行了應對，表示這篇文章是自己在看到祖國河山被日本人踐踏時說的一些憤慨之詞，不想被人斷章取義，本人絕非喪心病狂的軍國主義者，可胡適對董時進的解釋并不接受，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道：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這個國家的自由，現代化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激進的革命不會為百姓帶來任何好處，只會讓他們淪為炮灰，以民為本才能讓國家有振興的希望。胡適的論調讓董時進無言以對，這段論戰才算偃旗息鼓，

時間來到了1949年，胡適不顧新政權的多番挽留執意離開了大陸，而董時進卻選擇留在大陸，此前他曾去陜甘寧邊區進行過考察，對那里的民主之風甚有好感，他稱贊這個政黨和國民黨不同，有朝氣，辦事務實，政治清明，官員廉潔，是未來中國之希望，可他又對蘇聯式的領袖崇拜不感冒，還給邊區政府提出不要搞樹立偉大領袖那一套，但這些提議都被認為是學者議政，無人理會。

新中國成立后，董時進心情激動，準備為建設國家出力，可是他的思想和新政權格格不入，對于土改政策他非常不理解，專門給中央上書，提出不要在南方實施土改政策，他還將這篇文章自費印刷，然后大規模下發，最終被組織找去談話，希望他要理解新政策，不要再螳臂擋車，此時的董時進終于明白，正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自己已經是多余的人了，在這里礙了人家的眼，第二年四月他知趣的離開大陸，從香港轉道來到美國，并定居于此，也讓他能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