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2017年暑假到晉西北小寨鄉調研，我發現近年來當地出現了普遍的縣城陪讀現象。陪讀不單發生在孩子小學和初中階段，甚至提前到了幼兒園，還有婦女在小孩一歲時即開始到縣城租房子，為陪讀做準備。陪讀不只是教育現象，而且是農村婦女地位的直接反映，也會極大地影響農村代際關系。

一、小寨鄉的陪讀

小寨鄉是一個小鄉鎮，辦有一所完小，還有一個幼兒班。小學有21個教職工，17個專職教師。2013年小寨小學有130多名學生，到2017年上半年，含幼兒班全校僅有42名學生，全鄉大部分學生都轉到縣城讀書了。據初步統計，全鄉有大約200名學齡兒童進入縣城上學，由家長在縣城陪讀，主要是母親陪讀。

應當說，最近10多年來，全國農村父母陪讀現象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小寨鄉出現陪讀并非特殊情況。不過，當地陪讀與全國其他地區有相當不同的特點，主要有三：一是全國陪讀大多為初中、高中陪讀，尤其是畢業時期的陪讀，小寨鄉的陪讀卻是小學甚至幼兒園陪讀。二是小寨鄉的陪讀，是在鄉中心小學教學條件相當不錯甚至師資也相當不錯的情況下的陪讀，而不是無學可上只能到縣城的陪讀。三是小寨鄉的陪讀并非真正為了提高受教育質量，陪讀的重點不在陪讀兒童而在陪讀母親。或者說，與其說陪讀是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好教育，不如說是為婦女進城提供理由。陪讀極大地改變了當地農村的家庭結構與社會生活。

小寨鄉所在縣是晉西北的一個小縣，全縣才有12萬人口，地廣人稀，全縣共有60多萬畝耕地，人均有大約5畝耕地，戶均大約30畝耕地。當地主要種玉米，因為無霜期比較短，每年只能種一季玉米，畝產1000斤左右，農業收入不高卻比較穩定。因為鄰近陜西神木、府谷等產煤地區，是重要的煤炭運輸通道，全縣圍繞運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產業的核心是"養車"，即花幾十萬元買一臺大型運輸車運煤，可以在短期內致富。最多的時候，一個村有接近十分之一的農戶買了大車，花費30萬至40萬元，收益最好的時候一年就可以收入20萬元，大車司機工資一年就有接近10萬元。全縣有大車司機3000多人。正是這些大車將神木、府谷的煤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買大車的養車戶因此成為當地第一批富人，他們開始到縣城買房，全家轉入城市，變成了城市人。

養車大戶的進城在村莊產生了示范效應，村莊里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的農戶開始攢錢到縣城買房，婚嫁中的女方也提出男方在縣城購房的要求。在縣城有房家庭的子女自然在縣城上學，而沒有在縣城買房的農戶家庭，父母仍然從事農業生產，丈夫在當地務工，年輕婦女基本上既不參加農業生產，也不外出務工，而是在家帶小孩上學，為上學子女做飯。其中一部分條件比較好，又沒有在縣城買房的農戶家庭干脆在縣城租房，由年輕媳婦帶子女在縣城上學，接受優質教育。這樣就出現了第一批未在縣城買房的專職陪讀母親。

有了第一戶就有第二戶，短短五六年時間，陪讀就成了當地家庭的基本選擇，不僅年輕媳婦會要求縣城租房陪讀，而且學齡兒童也都互相攀比，要到縣城讀書。留在鄉中心小學讀書（幼兒班以及小學）的學齡兒童和家長，一般都是缺少進城陪讀條件的貧弱農戶，是十分沒有面子的。以至于到我們調研的2017年，全鄉四分之三以上的學齡兒童本來可以在鄉中心小學上學，卻都到縣城上學去了，其中有大約一半農戶已經在縣城買房，還有一半農戶是租房陪讀。

一般情況下都是年輕母親在縣城租房陪讀，她們的主要工作是接送子女，為子女做飯，其他時間都閑著。縣城很小，幾乎沒有多余的就業機會，進城陪讀的年輕母親也不會試圖在閑時工作賺錢，大量閑暇時間主要是與其他的陪讀母親一起聊天、打麻將和跳廣場舞。年輕農村婦女從子女上幼兒園開始陪讀，至少要陪讀到孩子初中畢業，長達10年。她們在城市生活、消費，卻沒有工作和收入，這種不工作只陪讀的生活讓她們變成了脫離生產、脫離村莊、甚至脫離家庭生活的特殊群體。縣城陪讀婦女還可能相互比較，甚至因為閑時太多而出現作風問題等等。

支撐子女在縣城上學以及陪讀婦女城市生活的費用只能來自家庭收入。按當地的慣例，子女婚后會與父母分家，各自負責各自的生活。現在的問題是，媳婦陪孫子在縣城讀書，開支比較大，年輕的兒子就必須想方設法掙錢養家，以及盡可能在縣城務工以方便與媳婦、孫子共同生活，這樣，家庭的農業生產就全部留給了父母，父母農業生產所獲的收入主要用于支撐兒子媳婦孫子在縣城的生活。

農村男多女少，男子找媳婦很不容易，不可能讓娶回來的媳婦到地里干活。因此，生了孩子后，年輕媳婦的任務就是帶孩子，極少勞動。農村生活條件差且生活單調，借陪讀到縣城過城市人的生活順理成章。長期脫離農村家庭的城市陪讀會極大地改變陪讀婦女與其所在家庭的關系。為了支持城市陪讀的高消費生活，留守農村務農的父母就得盡可能開源節流，年輕丈夫就得盡可能通過務工來賺取更多收入，那些家庭經濟支持力度不夠的陪讀婦女就可能會在比較中失落。農村家庭因此變得不穩定起來。

當地農民家庭收入大致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農業收入，主要靠中老年父母，收入不高但還算穩定，一個農民家庭每年有一兩萬元農業收入是最少的，若養羊，搞些副業，收入兩三萬元的情況很普遍。第二是務工收入，主要是在本地務工。當地農民極少出省務工，全鄉7100人，出省務工的只有幾十人，出縣務工的也不超過500人。本地務工主要是工地上的臨時工作，收入很不穩定。第三是以養車為代表的運煤利益鏈上的收益。這部分收入只屬于少數人。也就是說，一般農戶家庭的收入主要是中老年父母務農加上年輕子女在當地工地務工的收入，這兩者加起來并不高，在縣城陪讀的消費卻是不少的。

結果就是，進城陪讀的農戶家庭離不開父母從農業收入中給予的支持，而即使有這個支持，這樣的農戶家庭也往往是收不抵支。

問題在于，在已經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下，年輕夫婦帶一個子女到沿海地區務工，或夫婦二人將子女留給父母帶，然后到沿海或大中城市務工，一年獲得5至10萬元收入是不難的。即使按最低的5萬元收入計算，三五年下來就有20萬元收入，可以在當地縣城買一套房子了。

江浙農村存在著大量第二、三產業的就業機會，凡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中老年人都會通過勞動來獲取收入。江浙一個中老年農民一年可以輕松獲得三五萬元收入，這與晉西北農民通常只有三五個月從事農業生產、一年絕大多數時間在休閑的狀態是完全不同的。一般來講，中老年農民離開村莊外出務工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晉西北中老年農民與沿海地區農村中老年農民就有完全不同的就業機會與獲利機會，從而有完全不一樣的收入。

晉西北中老年農民無法離開村莊，年輕人卻是有機會的，他們可以輕松地進城務工經商。全國有大量農民工在沿海或其他大中城市獲利。不過，從晉西北農村來看，當地年輕婦女很樂意在縣城陪讀，她們的丈夫因而也選擇在附近務工，以家庭為中心的決策，極大地影響了他們從全國勞動力市場上賺取收入的能力。他們收入不高，勞動量也很少，勞動力卻正處青壯年時期。

發達地區以及當地農民的致富主要都是靠勞動者的勞動。

尤其是在已經有了充分發達且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更是如此。晉西北農民放棄外出務工機會，年輕婦女借陪讀過上了不用勞動的閑散日子，結果就是當地農村仍然難有改善貧困的機會。

小寨所在縣恰恰仍然是國家級貧困縣，正在全縣推進的精準扶貧將接近三分之一的農戶納入貧困戶中，通過國家力量進行幫扶。然而現在的問題是，若農民自己沒有通過合理配置家庭勞動力來致富的強烈沖動，國家幫扶的作用能長遠嗎？

二、一個打工妹的故事

在浙江上虞經濟技術開發區調研期間，我訪談了國邦藥業的打工妹鄭小花。鄭小花的經歷可以較好說明當前沿海發達地區農民工的一般情況。

上虞經濟技術開發區以重化工業為主，2013年被列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014年該開發區總產值超過1000億元。開發區有大小企業240家，外來就業人員3.5萬左右，其中上虞本地人約占20%，其余80％都是外來務工人員，鄭小花就是其中一員。

鄭小花2003年中專畢業后即到國邦打工，一直在質檢部工作。國邦是一家規模較大的制造企業，有職工1300人。鄭小花所在的質檢部是很重要的部門，有70多人。鄭小花是質檢員，又是質檢部工會小組長。國邦是民營企業，一直有黨組織，2015年成立了黨委，下轄7個支部，鄭小花所在質檢部有8個黨員，兩個黨員發展對象，有黨支部，鄭為支部書記。

國邦是園區產值排名前五的企業，2016年有17億，繳稅超過1億元。因為企業效益好，總的來講招工比較容易，留住員工卻很難，入職超過兩年的員工大約只有60%，超過三年的大概占一半。且越是高層次人才流動性越高。公司每年都會招收幾十名大學生，絕大多數工作不到一年就紛紛離職。一般在公司工作超過三年的員工就會相對穩定下來。公司也十分重視長期穩定的熟練工。

鄭小花是安徽馬鞍山人，"80后"。在國邦打工期間，由國邦出資，她參加了電大學習，已獲專科文憑。鄭小花丈夫也在國邦打工，現在是工程師。二人生一子，剛上小學。國邦2013年建有400間員工宿舍，可以住700人，其中有大約100套夫妻房，40平方米。鄭小花與丈夫結婚后就一直住在40平方米的夫妻房，兒子也在這里長大。因為國邦在繳稅上的貢獻，上虞區給國邦獎勵了幾十套經濟適用房，鄭小花和當工程師的丈夫在公司資歷比較老，獲得購房權，花60萬元買下一套10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2016年底搬到市區去住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鄭小花和她一家人在上虞算是落地生根了。

2003年鄭小花剛來國邦，一年的工資加獎金大約有1.8萬元，很難真正能存下錢來。現在她每個月工資、獎金和加班費加起來有4500元左右，一年下來總收入五六萬元。而新員工每月工資只有3000元至3500元。

國邦的工廠上班時間安排是三班倒，平均下來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6天。

最近幾年，企業不好招工，不僅大學生流動快，操作工流動也很快。國邦過去招工，要求工人年齡不超過35周歲，現在已改為不超過45周歲。目前公司員工平均年齡是32歲。

目前企業員工都有了"五險一金"，住房公積金是2016年開始繳納的。一般企業中層以上都愿意繳納住房公積金，最低為每月160元，公司與個人繳納比例為1:1。社會養老保險是所有企業員工都要繳納的，個人每月繳納225元，企業每月上繳800元，繳滿年限退休以后每月可以享受大約1500元的退休金。

因為勞動力短缺，企業招工難，所以企業都會想方設法留住員工，國邦也不例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供豐富的節日福利，比如：全勤獎720元；住宿補貼每月700元；早、午餐免費；零存整取，每月存500元，年終發7000元；過年大禮包，約值200元；春節慰問金，800元；春節返鄉路費補貼；春游秋游各100元；中秋300元；勞保用品；員工子弟上大學每月補貼500元；企業贊助當地學校以方便企業員工子弟就學；為員工提供免費成人教育；員工生育可以請保胎假兩年，不發工資但企業繼續繳養老保險；員工生育，家屬是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的可以申請每月1160元的津貼，時間為三年；為員工提供宿舍，為已婚員工提供夫妻房等等。

以國邦為例，開發區大多數企業都喜歡招收已婚者，已婚夫妻都在一個企業上班的情況卻不是太多。夫妻兩個都在開發區打工，若企業有夫妻公寓，像鄭小花夫妻這樣帶小孩生活在這里是最好的，不過，很多企業都沒有夫妻公寓，夫妻帶小孩就不得不在當地農戶家租房住，但也很便宜，一間每月兩三百元。如果孩子太小，可以在當地上全托的私人幼兒園，這些幼兒園的教育質量比來上虞打工大部分農民工家鄉學校的教育質量都要高，且幼兒園可以全托，不影響夫妻上班。當地小學和初中也向外來務工的新居民子女開放。

依據我們的調研，在當地打工，一對夫妻帶一個孩子，每年打工收入中，用妻子的收入作為全部開支綽綽有余，丈夫打工的收入可以積累下來，一年有5萬元純收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鄭小花與質檢部的同事有人情往來，同事結婚，參加人情一般為200元至300元，最好的朋友，人情也可能會送1000元。同事之間會有各種熱門話題的交流，尤其是有孩子的同事會經常交流子女教育問題，比如交流送孩子上培訓班的問題：小學英語培訓班，一周一次課，一學期1500元學費。

上虞經濟技術開發區240多家企業，員工基本上可以分為六層：

第一層是高管，年收入30萬元左右；

第二層是中層管理人員，車間主任、辦公室主任、研究所長等等，工資加獎金收入8萬至15萬元；

第三層次是一本大學生、技術員，三年后進入管理層，工資加獎金可以達到10萬元；

第四層次是段長、班長、組長，一般三班兩倒，工資加獎金收入7萬至8萬元；

第五層次是熟練操作工，工資加獎金5萬至6萬元；

第六層次是新招收的操作工，工資加獎金4萬至5萬元。

鄭小花的年收入為五六萬元，丈夫的年收入為七八萬元，收入基本上處在第四、第五層次。

開發區企業1996年開始繳納社會養老保險，不過當時農民工都不愿意交。2008至2009年企業強制繳納。有企業為了吸引人，所有"五險"都由企業繳納。有大約80％的農民工參加了"五險"，發生過有企業未繳納"五險"，被農民工告入法院，企業敗訴的案例。所以企業強烈要求所有員工都參加"五險"。

鄭小花的兒子在開發區出生，也在開發區長大、上學，她們一家在上虞購買了經濟適用房，看來要在上虞落地生根了。

三、留守人員問題不應一概而論

畢節4名留守兒童自殺的悲劇再次引發了社會對農村留守人員問題的高度關注。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了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出現了越來越多務工經商的獲利機會，農村男性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而老人、婦女和兒童留守農村，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三留守"問題。

因為人多地少的國情，勞動力的大量剩余導致農業內卷化，農業收入有限，農民溫飽問題難以解決。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有機會進城務工經商，從城市獲得收入，留守的中老年父母耕種承包地，由此獲得農業收入。這樣，農民家庭就可以在保留農業收入的基礎上，增加一份進城務工經商的收入。正是由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家庭收入持續增加，農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也就是說，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雖然造成了農村"三留守"的問題，導致了農民家庭的分離，卻增加了農民家庭的收入，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條件。

留守會產生各種問題，緩解并解決留守人員問題應成為"三農"政策的重要目標。不過，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面形成的留守人員問題，解決起來也要考慮歷史社會條件。當前留守人員問題的成因源自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尋找獲利機會，這些青壯年勞動力無力攜全家老少到城市居住，有兩個原因：一是城市生活成本遠高于農村，二是中老年父母進城，家庭會喪失農業收入。全家進城，農民家庭收入減少，支出大幅度增加，生活會更加貧困。這是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家庭沒有全家進城，而是青壯年勞動力進城、中老年父母和年幼兒童留村的原因。留守是農民家庭應對城市有限收入機會的主動選擇。城市收入有限的原因又是由中國當前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所決定的。與中國同處發展中國家的大國，舉家進城的農民家庭很少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結果很快就落入到城市貧民窟中。中國農民進城而不愿落入貧民窟，他們因而保留了在農村獲得農業收入及農村生活的機會。農民是在落入城市貧民窟與留守農村之間做出選擇，相對來說，留守是次優選擇。或者說，留守以及從農業中獲取收入是農民的權利。

有人認為農民之所以無法全家進城從而出現留守人員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甚至認為只要國家免費為農民在城市提供住房，農民就可以全家體面而有尊嚴地進城，這種認識忽視了當前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正努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情。即使國家有能力為農民家庭免費提供城市住房，農民全家進城，務工經商的收入也不可能因此增加，農業收入沒有了，生活成本卻大大提高，進城農民的經濟更加拮據，生活更加困難。一個農民家庭，三代人進城，住在局促的城市住房空間里，每年甚至每天都入不敷出，代際關系必然緊張。在這樣的代際關系緊張的家庭中，無法在城市獲取收入的年邁父母認為自己是子女的負擔和拖累，度日如年。

相反，若年老父母仍然在農村有房住、有田種，他們就可以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種田不僅有收入，而且是證明自我價值的最好手段。養雞養豬，自給自足，自得其樂，他們不僅不要子女贍養，還可以將自己種的有機農產品源源不斷地送給在城里打拼的子女。父母與子女相對分離不僅換來了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且為本人留下了一片自在且自由的空間。其實，即使子女與父母都在農村生活，年老父母一般也不愿與子女同吃同住，而愿意分開單過，因為分開單過，老年父母雖然可能住得差點，吃得差點，卻不用看子女臉色，受子女約束。也就是說，農村老年父母為了自由是可以犧牲吃住條件的。

中國當前發展階段決定了留守人員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留守其實也是農民的選擇與權利。若農民進城失敗，或中老年父母不愿與年輕子女住在局促的城市空間，他們還可以退回農村，留守成為了弱勢農民的基本保障與社會保險，是他們可以獲得的底線救濟。

201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