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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薩賓娜和《素食者》中的英惠，都對生活不滿，也都進行了反抗。

薩賓娜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畫家，她拒絕承擔生命的重量（責任、承諾以及我們中國人都愛強調的歸屬感）；英惠則是韓國的一個家庭主婦，長期扮演著妻子、兒媳、妹妹等角色，她的生活被社會規訓（婚姻中的義務、家務勞動、性別期待等）所束縛，身體精神都處于麻木的“正常”狀態，她被丈夫形容為“普通到毫無特點”。

她們的反抗都始于一個輕盈的姿勢，薩賓娜摘下貝雷帽的瞬間與英惠推開盛著肉的餐盤的剎那，如同兩片不同經緯度的落葉，開始在各自命運里翻飛。昆德拉選擇讓薩賓娜的帽子在虛空里劃出拋物線，而韓江則讓英惠盯著瓷盤上凝固油脂，看見“無數道柵欄在肉色紋理間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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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賓娜的行李箱總在震顫，拉鏈齒間卡著布拉格的雪和日內瓦的雨。她背叛父親對她人生的規劃、背叛情人們沉甸甸的期許、背叛祖國深情的抒情詩。她就像湖邊的一葉扁舟，任意東西。

她尤其厭惡宏大的敘事（意識形態、主義游行、宗教儀式等），她認為這些都是對人類真情實感的粉飾。她和托馬斯因相似的“輕”而彼此吸引，他們都追求身體的自由和情感的疏離，但薩賓娜更徹底地踐行“背叛”。她和弗蘭茨相愛，弗蘭茨試圖將薩賓娜塑造成一個反叛符號，薩賓娜清醒地看穿了這種虛偽，選擇了離開。她還在畫畫中通過破壞來揭露世界的荒誕。

而英惠的抵抗是向內的坍縮，像被暴雨浸透的紙燈籠，在黑暗里蜷縮成倔強球體。當父親、丈夫都在強迫她吃肉，“吃吧，這是為你好”。她閉緊了嘴，她的堅持最終刺破所有堅硬的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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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室里的薩賓娜解開襯衫紐扣，在托馬斯的鏡頭前，每一寸肌膚都是自由的宣言。在薩賓娜看來，存在的輕盈是不斷地減重，就連墓碑都可以變成可拆卸的積木。而英惠的皮膚下正在爆發寂靜的革命，青色血管蔓延成地下的沉默根系。她用倒立的方式，希望長成一株樹的形狀。

最終，薩賓娜的火焰在蘇黎世公寓里靜靜燃燒，灰燼中升起不妥協的青煙。孤獨是自選的勛章，別在她這個流浪者的大衣上。而英惠瘋長的枝椏，被剪掉，如同修剪“不正常”的棱角，她的樹化癥是反向地飛行，當天花板垂下藤蔓般的輸液管，她把自己種進了精神病院的盆栽里。

可是，薩賓娜的“絕對自由”導致她與世界隔離，甚至無法找到生存的意義。完全拒絕生命的重，可能會因過于輕盈而陷入虛無。而英惠的沉默，即是反抗，也是崩潰，她的自我毀滅并未終結暴力，她的丈夫、姐夫甚至試圖幫助她的姐姐，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新的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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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賓娜的行李箱在記憶的深處里咔嗒作響，英惠手背上的靜脈隆起碧綠的藤紋，兩種不同的叛逃或許是千百年來很多女孩選擇的路徑。想起《孔雀東南飛》里的劉蘭芝，想起《祝福》里的祥林嫂，甚至想起最近帶著孩子一起跳水走向另一個世界的年輕媽媽……

現代女孩不必學薩賓娜永遠流浪，也不必像英惠徹底瘋癲。真正的叛逃往往發生在秩序的縫隙。就像《紅樓夢》里的黛玉和寶釵，黛玉在大觀園里葬花，和寶玉偷偷進行著一場甜蜜的戀愛，而寶釵則在晨昏定省的間隙讀書寫詩，有時在春光明媚里撲一回蝶，這些微型暴動就好像混凝土里的菌絲，最終會讓我們的人生困境長出裂紋。

也像張愛玲說的，人生沒有一種局面是完全不愉快的，有害無利的——只要我將講話當做笑話看待。

作者：樵髯，民國女子專欄作者，熱愛紅樓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