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文學這回事》

翁貝托·埃科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肇始階段，久遠以前

身為小說家，我的例子算是反常的。因為我在八歲到十五歲之間便開始寫故事和小說，后來我停止了，等到快五十歲的時候才又恢復寫作習慣。在這場成年人的傲慢爆發之前，我度過了三十個被認為是謙遜的年頭。我說“被認為是”，這點我是需要解釋一下的。讓我們按部就班地來，也就是說像我小說里的習慣一樣，回到以往的時空。

當初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總是拿來一本筆記本并從第一頁寫起。作品的名稱細想起來總有薩爾加里的味道，因為他的作品當時是我靈感的來源之一（其他的來源還有凡爾納、布斯納爾、雅科利歐。 以及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一年的《海陸冒險及旅行畫報》，最后這個是在地下室的大箱子里發現的）。所以我想出來的書名便是《拉布拉多的海盜》或《鬼船》。接著在書名頁最下方我會寫上出版商的名字瑪戴納出版社，Matenna是Matita（鉛筆）和Penna（鋼筆）這兩個詞的大膽混合。然后我就著手在每隔十頁的地方放進一張插畫，好比德拉·瓦雷或是阿馬多為薩爾加里的書所畫的插畫。

本文配圖：電影《海蓮娜：畫布人生》

插畫的選擇決定了我接看要寫的故事。 剛開始的時候。第一章我可能只寫幾頁，一般都用大寫字母，而且絕不容許自己做任何改動，以便從出版的角度來看一切都無懈可擊。顯而易見的是，往往才寫幾頁我便中途放棄了。因此在那個年代，我只是一些未完成的偉大小說的作者。

在這堆蹄聲初試的作品中(在一次搬家的討程中幾乎都丟光了），我只留住一本有頭有尾的作品，但是無法確定它的文類所屬。那時有人送我一本很大的筆記本當禮物，頁面印有淡淡的水平線，頁邊還有相當寬的紫色空白。這讓我靈機一動寫下《以“日歷”之名》的書名（第一頁標著一九四二年，然后下書第十一年，指的是法西斯政權的紀年，這是當時一般的習慣，也是規定要做的）。那是一個名喚匹林皮姆皮諾的魔法師的日記。他自為北冰洋一座島嶼的發現者、殖民者與改革者。那座島嶼名叫阿康恩，島上的居民都崇拜一位名為“日歷”的神祗。這位匹林皮姆皮諾每一天都會以極度賣弄又講求精準的態度記錄島民的行為和（我今天會這樣形容）他們的社會人類學結構。此外這些文字當中還錯落插入一些文學練習。比方有一則“未來派短篇小說”是這樣寫的：“路易吉是個好人，所以在親吻了野免們的餐盤之后便上拉特蘭那里去買現在完成時......但在半路上他誤闖山區死了，這是英雄行為和慈善舉措最昭顯的例子，所有的電線桿都為他哀悼。”

除此之外，敘述者還描述(并且畫下）他所統治的島嶼，島上的森林、湖泊、海岸以及山區，巨細靡遺地解釋他理想中的社會改革，他臣民的宗教儀式以及神話，介紹他的每個大臣，話題還旁及戰爭和瘟疫......文本穿插著繪圖，而且故事并沒有遵循任何體裁的規則）寫寫便成了百科全書。現在回頭過來看我們就可發現孩童如何大膽地預告了大人的弱點。

到了最后，我實在不知道要再計國王和他的島嶼發生什么事情，所以在第二十九頁就做了結束：“我將出發到遠方旅行......或許我其至不會回來這里；這里我要做個小小的告白：以前我宣稱自己是魔法師。但那不是事實：我只是匹林皮姆皮諾而已。請原諒我。”

在這些實驗之后，我決定自己應該朝滑稽的文體發展，而且也確實寫出了一些。假設那個年代有復印機，那我應該早就讓那些文字廣為流傳了；我向同班同學提議，要他們每個人給我足夠抄寫我一部作品的活頁紙，另外還得再多付幾張，算是折抵墨水費和抄寫工，而我則答應回贈他們每人一本我那冒險故事的手抄本。我還煞有介事地和他們訂了契約，心中壓根無法體會手抄十本同樣的作品是多么累人的事。最后，我只得把一沓沓活頁紙還給同學，心中對于自己的失敗感到羞愧，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而是站在出版商的立場。

到了中學，我專門寫一些敘事文章，因為在那階段“論說文”（不能選擇主題）已經被“記敘文”所取代(我們必須描述“生活的片斷”，可有自己選擇的成分）。我特別擅長幽默的小品文字。那時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沃德豪斯。至今我仍保有自己的杰作：我描寫自己如何在多次實驗之后準備向鄰居和親戚展示一項技術上的奇跡，那就是世界第一個摔不破的茶杯；我得意洋洋地讓它跌落地面，結果當然摔成碎片。

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間我轉而嘗試史詩的寫作，包括對《神曲》的滑稽模仿以及一系列對奧林匹斯川諸神的描寫，呈現的是那個黑暗時代的風格，那是物資配給、燈火管制以及拉巴利亞蒂的歌曲正流行的年代。

在我高中的前兩年，我寫了一本名叫《歐忒耳珀·克里皮的一生》(附有插圖）的小說，而且那時我在文學上學習的榜樣是喬萬尼·莫斯卡和焦萬尼諾·瓜雷斯基。到了最后那年，我便開始寫一些較具嚴肅文學性的作品。我認為那個階段的主要基調是邦滕佩利式的魔幻寫實風格。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里，我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并且計劃改寫《音樂會》這部具有吸引人的敘事理念的作品。一位名叫馬里奧·托比亞的失敗作曲家，他讓世界上有名的靈媒聚在一起，并教他們以靈體的形式在舞臺上再現昔日偉大的音樂家，并令這些音樂家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士瓦本的康拉丁》。貝多芬擔任指揮，李斯特彈奏鋼琴，帕格尼尼拉小提琴等等。只有一位是當代的音樂家，那就是吹小號的路易斯·羅伯遜。有一段描寫相當精彩，那就是靈媒漸漸無法讓他們創造出來的人物保持活生生的狀態，最后，往日那些偉大的音樂家一個接著一個消融掉了：整個過程中樂器發出彼此不協調的哀泣，最后唯一例外的是羅伯遜那不受干擾、魔幻似的小號尖銳的樂音。

我應該讓我忠實的讀者（我可能會說總共二十四位，這樣我就不至于和偉大的曼佐尼的二十五位讀者打對臺了，其實我是懷著謙遜的心情想勝過他的）自行去分辨，這兩個插曲如何在四十年之后的《傅科擺》中重新被利用上。

此外，在這時期我也寫了一些“年輕宇宙的古老故事”，主角是地球以及其他的星球，時間是銀河系剛剛誕生的時候，星球彼此之間受到愛欲和嫉妒的牽扯：在一個故事里面，金星和太陽相愛，費勁要脫離自己的軌道以便自我毀滅在她愛人那熾熱發光的大體積內。那是我小小的、不自覺的宇審奇趣故事。

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對詩開始感興趣。我大量閱讀艱澀難懂的詩作，不過我自己的品位比較偏向卡爾達雷利以及《拉隆達》雜志那些作者的古典主義風格。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對于詩的需要（以及同時發現肖邦的音樂）才引發我那柏拉圖式的、說不出口的初戀，或者情況正好相反。但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那種混合都是招致苦痛的，其至是最溫柔和最自戀的懷日愁緒都無法令我在不感到完全徹底羞愧的情況下，去回味當時的努力。

不過，從我那次的經驗一定浮現出一種嚴厲的自我批評態度：在幾年之中，這種堅決不動搖的態度已促使我認清一個事實：我寫的詩和青春痘具有相同的、功能上的起源以及外貌。 因此我決定（而這決心持續三十年之久）放棄所謂的創造性寫作，而僅讓自己局限在哲學的反思以及隨筆的寫作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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