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記錯的話，“如我在訴”這個新詞，是前年走上臺面的，由最高院的張首席提出。制造新詞，有時候確實難有新意，但卻非常容易掩蓋細枝末節上的個體問題。一個好理念，最佳的落地方式，便是在具體個案中“好好地”踐行，而不是淪為“紙面化”，更不應該有“見人下菜”的觀感。

文 | 朋禮松 律師

這幾天，引發關注的兩個事情：一個是浙江舟山林軍丞案九十歲母親手抄案卷事件，另一個則是河南南陽冀廷梅案法官兒子的辯護人資格問題。

我不去討論個案的定性正確與否，也沒法對這兩個個案的實體處理有所謂客觀全面的看法，僅就這兩個案件中所傳遞出來的辯護相關的程序性問題，談談個人觀感。總結來看，就是在這兩個事件中，恰好體現著「辯護」與「反辯護」的拉扯問題，一個發生在東海小嶼，，而另一個則上演在中原大地。

先說說浙江舟山九十歲老人手抄案卷事件。

該事件中，按照相關自媒體轉發的內容來看，應該是林軍丞涉嫌敲詐勒索案中，其九十歲老母親受托成為親屬辯護人。順利的是，其作為親屬辯護人的資格不成問題，可以說，案件承辦法院（舟山中院）在此入門問題上沒有設置任何障礙，依法認可了其辯護人身份。

但問題卻出在了閱卷上——法院雖允許其閱卷，但“領導決定”沒有光盤給你，只能到法院去看，也就是不能復制。所以，便有了引發關注的手抄案卷事件。

按照刑訴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近親屬成為辯護人后，享有閱卷權是沒有爭議的。【當然，這個所謂的沒有爭議，只是在他們講道理的時候！】只要案件進入檢察院的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而對于其他辯護人，則是需要“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很顯然，浙江舟山林軍丞案中，這位九十歲母親的辯護人資格被認可了，她也經得“許可”允許閱卷了。可能是事情太順了，不順也就不請自來了，此時的閱卷方式卻被該中院的王姓領導限制了。

但只要我們不抬杠，稍微講點道理，「辯護律師」與「辯護人」，在實現閱卷權方式上所使用的字眼是完全一致的——查閱、摘抄、復制！也就意味著，只要辯護律師可以復制，那辯護人自然也可以復制。【復制案卷材料可以采用復印、拍照、掃描、電子數據拷貝等方式】至少截至目前，沒有傳出辯護律師也不能復制案卷材料的情況。

所以，兩個基本共識：

第一，閱卷權是刑訴法賦予的權利，其前所標明的“可以”一詞，并非交由辦案機關賦權，其只是表明：閱卷權，權利人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第二，對案卷材料查閱、摘抄、復制的方式，仍然是對權利人賦權，即辯護律師、辯護人可以在三種閱卷方式中擇其一，而非由辦案機關、辦案人員按照自己的心情陰晴、個人喜惡來擇其一。

但司法實踐中，對于這種“經許可”的實際操作，則被一些司法人員異化成所謂許可權下的“限方式”——我可以讓你閱卷，但我只允許你在這里看，只給你抄，但不給你復制···

按照林軍丞母親在“ 舟山林軍丞遇險記”公眾號上所述：

從這段敘述中可以看到，合議庭法官之一的貝法官，還是想要盡可能體現對這位九十歲高齡辯護人的基本人文關懷，可惜他的領導王院長卻不以為然。允許九十歲老人介入「辯護」，也大大方方允許其閱卷，卻在閱卷方式上“使絆子”，將其手中的“許可權”異化成“限方式”，用所謂的形式合規傳遞出對這個高齡辯護人的傲慢與欺負，這不正是張首席所提“如我在訴”理念的反面典型么？

再來說說南陽冀廷梅案中法官兒子的辯護人資格問題。

好巧不巧，在南陽冀廷梅案件中，其法官兒子要成為母親的辯護人，其辯護人資格問題，卻成了橫亙在其公開介入案件后的最大難題。

很明顯，刑訴法司法解釋針對近親屬辯護人資格，加置了一個“準許”的程序。冀廷梅案中，其兒子畢祺祺是現職刑事法官，在法律上，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的現職人員”，本是辯護人的除外人員，而禁止外之例外，即是“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

所以，畢祺祺即使是現職法官，其只要接受了其母親冀廷梅的自愿委托，完全可以成為冀廷梅的辯護人，這在法律上是沒有爭議的。【當然，這個所謂的沒有爭議，只是在他們講道理的時候！】但為何畢祺祺這個法官兒子，向法院遞交辯護手續都一個多月了，仍然還沒有落實其辯護人資格？我想，問題可能恰恰就出在刑訴法司法解釋中的“可以準許”這道門檻上。

“可以準許”這種術語表述，不可避免就會被理解為法律賦予了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非強制性地允許，隱含著法院也完全可以不準許。所以，在南陽冀廷梅案中，這位法官兒子所遞交的辯護手續，至今未得到審理法院的任何回復。不得不讓人猜疑，淅川法院這種沉默的方式，何嘗不是一種態度，也算是作出了一種表態。【當然，也非常樂見淅川法院后續狠狠打臉我！】

畢祺祺作為一個現職刑事法官，當其試圖以辯護人身份參與他母親的刑事庭審，這場庭審中將會出現“現法官說服現法官”的獨特畫面，這可能是淅川法院不愿面對的吧。

話又說回來，對于近親屬擔綱辯護人的準許與否，現有規范下并無行之有效的救濟途徑，這種所謂的自由裁量權，實則仍是一種裁量機制下的領導專權。

兩個案件中，在同一部《刑事訴訟法》之下，對于親屬辯護人資格問題，卻出現了「辯護」與「反辯護」，兩種截然相反的境況。前者是進了辯護的門，但卻沒法在門內順利拿到對抗公訴的趁手工具，而后者卻仍在辯護門外，為踏入這個門而努力著。

一種是允許刁難式的「辯護」，一種是鴕鳥應對式的「反辯護」，深刻地展現在這兩個親屬辯護人介入案件、參與辯護的初始環節，也展現在我們面前。我不知道，那位九十歲的母親能不能告別謄抄，拿到一張案卷光盤。我也不知道，那位法官兒子能不能結束苦等，拿到一張坐上辯護席的入門券。

很多時候，也會看到一些民商律師朋友們吐槽——“每個法院都有自己的一部民事訴訟法”，他們可能也未曾想過，其實刑事訴訟也難逃“各家之法”。

不可否認，“如我在訴”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新詞，它要求的是換位思考，要的是與民眾感同身受。但可惜的是，這世間壓根就不會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所以它也極易淪為紙面化。當遭遇現實的司法，個別司法人員所呈現出來的一些舉態，有時卻是令人生厭的“如鯁在喉”，完完全全的反面典型。

普里特·巴拉拉在《正義之殤》里曾說，“法律是一個神奇的工具，但它也有局限性，而好人是沒有局限性的。” 所以，若要避免“如我在訴”的紙面化，僅靠法律本身是局限的，司法官們還應盡量做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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