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允許哀痛有生長和喘息的空間，允許生者有停滯，才是最好的“生”的教育。 」

在電影《不虛此行》中，主角聞善因偶然的機會開始幫別人寫悼詞，用文字擺渡逝者，也探索自己人生的“三幕劇”。電影《入殮師》《破地獄》中，主角們無數次提到，不僅逝者需要儀式，生者也需要告慰。

現實中，00后女孩崔馨月（小紅書賬號@流浪的牛奶糊涂涂、@芝芝知鄰）也在做著相同的事。從去年開始，她已幫陌生人寫了四十多篇悼詞，通過委托者的講述，以文字存儲鮮活的生命切片。崔馨月將悼詞發上小紅書，“評論區沒有淪為‘哭墻’，而是生長出一座數字墓園”。

（網友在@流浪的牛奶糊涂涂賬號下的評論）

當互聯網將私密悼念推向公共領域，一場關于死亡的集體書寫正在悄然生長。

2025年清明前夕，小紅書發起#關于我的墓志銘#話題。近500份用戶投稿展現了普通人面對死亡的幽默、哲思與深情。

24歲的山西女孩@散散：“你終于來啦！快來和我聊聊天吧，分享下最近的八卦”；四川網友@蝴蝶老師:“貢品記得放辣椒！”；@九十九山：“地球暫住者再見，回母星了”……網友們用輕盈甚至戲謔的方式對抗沉重，正如喜劇演員劉旸所追求的——“掃墓的人笑得不行了，鬼也笑得不行了，大家一起笑，人鬼笑未了。”

（年輕一代網友的“新式”掃墓）

如今，我們比以往更誠實地思考死亡，告別和離去也借由公共平臺更加廣泛地觸及個體。一支陌生人的筆如何誠實地書寫？一份悼詞是否意味著故事的“結局”？

面對死亡時，我們常常需要與“生”對話——那些未被言說的遺憾、未被縫補的裂痕、未被定義的記憶，都在悼詞中凝結成一本屬于生者的答案之書。

1

陌生人的筆成為出口

實踐最小單位的人道主義

“我在墓志銘里寫‘記得給我帶火鍋底料’，是因為我爸活著時最愛涮毛肚——這不是祈禱，是讓他知道，我還記得。”

死亡撕開生活的表象，而悼詞為生者縫補不曾被察覺的裂痕。崔馨月的筆下，一位遠洋海員在父親走后，將自己的內心封閉于不足5平米的船艙，當語言與秩序無法覆蓋創傷性真實時，人們以自我毀滅的姿態觸碰“不可言說之物”。

（崔馨月與委托者的對話）

在悼詞委托者的眼中，一個人的一生，或許因還有遺憾而急切地需要被記錄，或許因為生前愛與支持未被完全表達而令生者痛苦。“一個人的死，對于整個世界來說，是多了一座墳墓，但是對相依為命的人來說，是整個世界被墳墓掩埋。”

崔馨月的悼詞與網友的墓志銘，以近乎笨拙的真誠，將悼念還原為一場平和的凝視——從親友的目光中開始，以回憶鋪路，以遺憾為燈。

（崔馨月在一篇委托分享帖中回復評論）

這些文字不是程序化的告別，而是生者打撈記憶碎片的繩索。陌生人的筆剖開生者與逝者之間的沉默，讓那些未被說出的“我愛你”、未完成的承諾、未被理解的絕望，在文字中凝結——ta這樣存在過，這樣在我的眼中、心中鮮活過，如果這個樣子只有我自己了解，那太可惜了。

崔馨月認為自己和委托人的關系是“一種脆弱又堅韌的聯系”。寫一份總結他人一生的悼詞大概只需要兩三天時間，這樣的書寫是否真實？

答案或許藏在一個悖論中——恰恰因為陌生，反而成全了絕對的真。一個“無關緊要”的陌生人，提供了巨大的安全感。逝去的人不再是一個儀式上的社會關系總和，而是一個深切懷念著ta的人心中的鮮活靈魂。

（電影《不虛此行》）

悼詞的角色是一座橋，讓生者站在搖晃的裂痕上，與逝者完成最后的對話。崔馨月為抑郁癥女孩寫下：“我真誠地慶祝一個女孩離開糜爛一地的生活”；為自撰悼詞的大哥記錄：“路太遠，我不能帶著軀體走，太沉重”。

悼詞不再是對死亡的哀悼，而是對生命褶皺的撫平。痕跡不會消失，但我們可以在一次次撫摸中重新觸摸生命的紋理，就像余秀華在詩里寫道：“死亡是一枚沉重而干凈的果實，我們吃下去，醫治太多活著的病癥。”

2

不為了“和解”而紀念

直面未被處理的哀痛

菲利普·阿里耶斯在《面對死亡的人》中指出，工業革命后死亡逐漸從公共領域退入私人領域，變得“不可見”。這種轉變讓哀痛成為被規訓的對象——社會要求我們“節哀”“向前看”，卻鮮少允許生者在裂痕中長久駐足。

很久以來，哀痛被禁錮在私人領域，成為不可言說的隱痛。

我們的不安、焦慮、迷茫甚至攻擊性，可能來自于未被好好對待的哀痛。當祭拜被簡化為“完成任務”，當悼念淪為社交媒體上一鍵點亮的蠟燭圖標，我們越追求“正確”的儀式，越可能喪失與逝者的真實聯結。

（網友分享自己在奶奶去世時申請線上辦公困難）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批判這種“積極暴力”——強迫個體不斷向前，實則是對創傷的粗暴掩蓋。

用戶@路燈在自己的 墓志銘中寫：“下次讓我做媽媽的媽媽吧。”@桑桑也寫道：“好了，現在我要去找我的媽媽了。”自身面對死亡之時，仍回響著前一次離別的悲痛，那些未落地的哀傷，都成了懸在生死之間的問號。

于是，死亡變成了一個黑洞。靠近者被吞噬，旁觀者背過身去。“一旦失去某人，我們就面臨著一個謎團。失去之中仍有秘密，失去的隱秘之處仍有未解之謎。”

（電影《隔壁房間》）

在#關于我的墓志銘#話題討論中，有的網友認為“對于傷痛和生死的討論被放到臺面上”，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真實的人生需要直面黑洞的勇氣——無論是通過悼詞，還是通過陪伴。

在實踐中，比悼詞、墓志銘更前置的，是臨終關懷——這同樣是一種書寫。一位陪護師分享：“我曾陪伴一位老人走過最后三個月。他每天講述年輕時在集體農莊的日子，那些故事支離破碎，但當他離世時，家屬說‘他終于把一生的碎片拼成了完整的畫’。”

這種“拼圖”的過程，正是對“黑洞”的抵抗——死亡無法被定義，但記憶可以通過講述獲得形狀。

（電影《第三顆星》，主人公為自己準備“臨終關懷”之旅）

當悼詞被公開發表，當臨終故事被傾聽，哀痛從個人困境升華為集體經驗，在生命的脆弱性與相互依存中，哀悼從個人故事走向群體治愈。

“我們正是站在搖晃著裂開的大路上，雨越飄越遠的島嶼作別，或許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那些曾支撐過我的東西也將支撐你。”允許哀痛有生長和喘息的空間，允許生者有停滯，才是最好的“生”的教育。

就像在親人墓前種的野雛菊，只是年復一年地開謝，完成一場寂靜的對話——生與死在此刻和解，所有未竟之事，都化作春風掠過花瓣。

3

死亡不提供答案

在對抗遺忘中尋找生命的意義

#關于我的墓志銘#中，網友們在公共的平臺“哀悼自己”，也向世界發出宣言，用幽默戲謔解構死亡的沉重，甚至也解構“祭奠”。

用戶@小李直言：“想要什么自己去爭取，我誰都不保佑。”她反感將祭拜異化為“許愿交易”，就像寺廟里，游客將硬幣投入許愿池，祈求逝者“保佑子孫升官發財”；陵園中，家屬請風水師測算吉位，期待先人“助力家族運勢”……

我們總認為巨大的失去必能兌換某種啟示，遙遠的另一段甚至藏有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

（b站視頻“原創短片《我與死亡侃侃而談》”評論區）

但死亡不提供答案，黑洞的那一端不會傳來回聲，我們能夠做的其實是不斷與自己對話，與生活本身對話。在關于墓志銘的討論中，網友們通過對話與自問，“讓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想怎么過一生”。

我們鮮有面對死亡的勇氣和經驗，將其視作一個偶爾出現的“事件”，以為只需要偶爾悲痛、常常共情，便可抵抗泛起的潮濕，呈現出一種對死亡的“功利化想象”——將其視為可分析的對象，甚至可以找到一個人來責備。

但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死亡不是任何人可以以經驗審視的“事件”，而是始終在場的必然結局。

（《無條件投降博物館》中關于“死亡”的文段）

“個體必須直面自己的死亡,并在這種覺悟下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承擔自己的存在責任。人不再被無限的、瑣碎的可能性分散,而是回歸到一種專注、堅定的生存方式。”

死亡帶給我們的體悟便只有生本身的存在。不應為了遺忘而紀念，不應為了庇佑而祈禱，不應為了向前而向前。

華裔作家李翊云在談及兩個兒子的生與死時，將花園比作黑洞的解藥，因其包容隨機與混亂。死亡與生活同樣充滿意外，而對抗的方式，或許正是接納這種不確定性。它們不試圖填補黑洞，而是在邊緣種植花園，讓記憶以更輕盈的方式生長，對抗遺忘。 “與不期而至的死亡同時發生的是同樣意外不期而遇的生活。 ”

（《李翊云：兩個兒子的生與死》）

這種對抗遺忘的實踐，在《永恒和一日》中化為亞歷山大對記憶的拼貼，在《秋園》中化為一個女人對于另一個女人一生的誠實記錄。網友們也在崔馨月的帶動下開始記錄“附近”，構建在當下可落地的情感紐帶：“奶奶擁有充實飽滿的一生，跌宕起伏有之，平淡無奇有之。”“我相信，媽媽她只是跳出了時間，慢慢構成我們身邊其他的事物。”

個體的歷史隨時可能湮滅，數字時代的悼詞，既是墓碑，也是時間膠囊——它讓無名者的生命顫動被看見。

（電影《永恒和一日》）

死亡無法被戰勝，但生命可以通過書寫獲得另一種永恒。 “ 人 生總要來到第二幕、第三幕，即便這故事走向，不合你的心意。 ”

而那些被銘記的逝者，永遠活在生者構建的答案之書中——那里沒有標準答案，但有無數個春天正在裂土重生。

（史鐵生《我與地壇》片段）

（圖片素材源于網絡）

參考文獻：

[1] 真實故事計劃 ,《00后，在小紅書給陌生人寫悼詞》.

[2]邸報,《 李翊云：兩個兒子的生與死 》.

[3]陳魯豫的電影沙發,《 魯豫對話李翊云｜有些艱難無法走出，我始終與其共處 》.

[4]人物，《 在這里，500個普通人寫下自己的墓志銘》.

[5]央視新聞，《 48份悼詞，來自一個陌生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