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沒能有效回應核心質疑，而是一直在做選擇性敘事。他沒能有效回應核心質疑，而是一直在做選擇性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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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了：被告人席某強奸罪名成立，維持一審原判，三年有期徒刑。

該案的審判長接受媒體采訪，試圖回應質疑。但這是一次糟糕的表態，沒能化解對此案的合理懷疑。

審判長把很多沒能驗證的口供（譬如洗澡、可能有其他解釋的男方在交涉時的承認話語等）當作確鑿事實，非常選擇性地作誘導性發揮，而對有利于男方的證明效力更高的證據卻絕口不提。

接下來，被告席某某估計會繼續申訴。這個案子能否像唐山相親強奸案一樣，最終給予國家賠償？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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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開庭前夕，大同市中院曾在給陽高縣社區矯正管理局的一封函件中稱：“我院審理的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席某某強奸一案，根據上訴人席某某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等，擬對其適用緩刑，進行社區矯正。”

可見二審宣判前，大同中院原本是打算改判，給予被告緩刑的。但因被告一直不認罪，遂決定維持一審原判，作為懲罰。

這證明了被告母親此前所說的話：席某某堅稱無罪。“席某某曾自書悔過書向被害人賠禮道歉”早已是過去時，早就被他自我否定了，顯然不應再拿出來作為緩刑依據。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大同中院要在函件中稱他有“悔罪表現”呢？這并非無關緊要的細節。它對大同中院法官的公信力構成嚴重的拷問。

同時我們也有理由懷疑，審判官有以緩刑換取被告人認罪的意圖。這里面存在緩刑適用的條件扭曲，將“認罪”作為緩刑前提，構成對被告人的變相脅迫。

只要被告人認罪，就不存在錯判導致的國家賠償問題。畢竟席某某已被關押了差不多兩年，這是對司法機構最好的結果。

但席某某并未按大同中院預期的牌理出牌。席某某為什么要做此種堅持呢？

另外，審判長說：“案發后，被害人親屬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盡可能減少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曾多次與席某某及其家人溝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盡快到民政局登記結婚，同時表示為了減輕男方的經濟壓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禮可暫不給付，將在房產證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時間提前，但男方未予回應。其間，女方家人未以報警相要挾索取財物。網傳女方借婚姻索財的信息不實。”

這種敘事帶有太強的主觀傾向性，也不符合事實。被害人親屬是“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盡可能減少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還是其他目的，審判長怎么知道的？是具有了上帝之眼嗎？另外，女方要求房本加名，不是索取財物？男方“未予回應”？這甚至與女方提供的證據都存在沖突。

審判長還說：“雙方發生糾紛后，男方起訴返還婚約財產。一審法院審理查明，男方給付女方的10萬元及戒指屬彩禮范疇，在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將上述彩禮退還至婚介機構，女方持有彩禮的基礎事實已不存在……”這個情節，本來可以證明女方在男方起訴前拒不返還彩禮，但卻被審判長用來證明女方并無貪圖彩禮的企圖。

審判長要是這樣當，可是不太及格。這更像是女方的代理律師。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不過多占用篇幅，下文討論更核心的內容。

2

本案定罪核心爭議在于是否存在違背意志的插入性行為。審判長強調“處女膜完整性不影響強奸認定”，但卻刻意回避了以下矛盾：

1. 生物物證缺失：被害人陰道擦拭物未檢出男方DNA，且床單精斑僅能證明性接觸，無法直接證明插入行為。對“性行為必然導致處女膜破裂”的否定，并不能反向推導“插入行為必然發生”——二者在邏輯上非充要關系。

2. 事后清洗的孤證困境：法院以“被害人陳述洗澡”解釋DNA缺失，但未提供浴室使用記錄、水痕檢測等客觀證據佐證，該陳述僅屬單方口供，存在虛構可能。

另外，如果真的強奸，即便洗澡，陰道內也會有殘留物吧？

此案與上海浦東“艾某強奸案”高度相似：兩案均缺乏插入行為的直接物證，且被害人傷情（僅手腕淤青）與“激烈反抗”的指控存在落差。最終公訴人撤回起訴，見“兩高法律咨詢”公號文章：疑罪從無之經典案例之四 艾某強奸案

轟動全國的聶樹斌案再審判決已明確，當物證與言詞證據矛盾時，應優先適用疑罪從無原則。

大同訂婚強奸案中，審判長對口供采信的過程中，存在嚴重選擇性敘事與解釋偏差，還體現在他將男方在錄音中的“嗯”“對對”“我既敢做就敢擔這個事情，我從來也沒說我沒做”回應視為自認強奸，但從證據角度并不如此，可以有其他解釋空間。

并不能排除這是某種語境性敷衍，譬如沒聽清楚問題、理解偏差、“出于對長輩的尊重而應付”或性格原因避免沖突等。這種帶有語義模糊性的回應，并未明確承認“插入”或“暴力”，可能僅指雙方發生肢體接觸。且錄音未涉及具體行為細節，需與其他證據形成閉環才符合審判長所要證明的結論。

聶樹斌案再審判決明確指出“供述真實性存疑且不能排除誘供可能”時，應否定證據效力。本案中，男方二審翻供稱“未插入”，而法院僅以“偵查階段供述穩定”為由維持定罪，未充分論證翻供動機合理性，違反《刑事訴訟法》第55條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

此外，審判長從女方的事后行為來進行“反抗推定”，也違背證據關聯性原則。

審判長將案發后的拖拽、縱火等行為作為“違背意志”的補強證據，但該邏輯存在重大漏洞。

首先，拖拽發生于性行為結束數小時后，可能與情感糾紛、財產爭議（如彩禮返還）相關，非必然指向性侵反抗。

縱火行為也有多因性可能，或源于情緒失控而非特定侵害，正如“艾某強奸案”中，被害人也有面部擦傷，但最終被認定為嫖資糾紛所致。

監控證據也存在局限性。電梯拖拽視頻僅證明肢體沖突，無法反推性行為時的意志狀態。此情形下，法院未對“反抗持續性”進行證明，反而以事后行為替代事中意志判斷，構成證據鏈斷裂。

另外，該案最大的bug還不在是否存在脅迫，而是并無有效證據證明發生了插入式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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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也存在程序瑕疵。

譬如鑒定與批捕的程序倒置。男方家屬指控“DNA結果未出即批捕”，若屬實，則違反《刑事訴訟法》第81條“逮捕需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規定，可能污染證據合法性。

更嚴重的是舉證責任的錯位。我國強奸罪指控中，控方需證明“違背意志+暴力脅迫”，但本案中法院以“事后激烈反應”替代“事中暴力證據”，變相要求被告人自證合意，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本案暴露的“口供中心主義”“事后行為推定”等司法慣性，與聶樹斌案、艾某案等歷史教訓一脈相承。司法權威的建立不在于對輿論的迎合或壓制，而在于嚴格貫徹“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標準。

對于此類婚內/婚約性侵案件，此前已有法院枉法判決并最終給予國家賠償的案例。如何杜絕類似冤案，看來并不容易。

刑案應強化客觀證據收集，在性侵案件中，DNA的即時檢測、身體傷痕同步錄像等技術規范尤顯重要。更需不厭其煩強調的是，單一口供不得定罪，對錄音等模糊證據不得實行“不利解釋歸被告人”原則。

刑案要排除合理懷疑才能定罪。要做到這一點，看來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