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新書，看完目錄，我就決定要一口氣把它讀完。在大國科技競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推進并實現顛覆性創新是當前的政策熱點。國內外關于顛覆性創新的討論也非常多。與其他的研究相比，這本書最吸引我的點，在于作者為顛覆性創新建構了一個特別簡單清晰的框架。這個框架似乎可以解釋絕大多數的顛覆性創新并指導相關的實踐。而且，作者本人尤金·菲茨杰拉德（Eugene Fitzgerald）作為一名在材料科學和工程領域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者和企業家——本身就是一位顛覆性創新的全程實踐者。他有足夠的資格來講述顛覆性創新何以成功。

閱讀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手中的中文版雖然是2025年1月剛剛出版，但這本書的英文版早在2010年就已經出版。對于中文讀者來說，這算是一本“新的老書”。出版社決定引進的原因，我覺得可能也是跟我國當前的政策熱點相關。而15年前，作者之所以要寫這本書，是因為作者認為，美國的創新系統在21世紀的頭十年出了問題，遠沒有像20世紀后半葉那樣持續不斷地涌現新產品、新產業，美國的“創新生產線”好似枯竭了一般。

無論是當前我國追求更多的顛覆性創新的方式，還是作者當年擔心美國的顛覆性創新動力不再有，回應的方式都是一樣的，即，研究清楚顛覆性創新的內在機理和底層邏輯，然后加大培育力度。這正是這本書作者努力提供的內容。

一、顛覆性創新的內部機理

為了對顛覆性創新進行界定，作者首先介紹了一般創新的組成部分。作者認為，一般創新主要由三個要素構成，即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這種分類方式比較簡單，類似于創新成功既要具備技術又要具備市場，還要具備技術轉化的實施要素。作者著重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創新之所以發生，是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實施要素不斷迭代的過程。這個迭代，也許是技術要素先迭代，也許是市場要素先迭代，也可能是實施要素先迭代。沒有固定的先后順序，但三個要素不斷迭代并最終收斂出新產品，才是創新的“真相”。

所謂“顛覆性創新”，是指那些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業務種類或者以一種原本不可能的方式——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實施要素都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擴展了現有業務的重大創新；所謂“漸進式創新”，則是那些對已經存在的事物進行微小或漸進的改進，在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之間可能只需要很少迭代或不怎么需要迭代的創新。

關于顛覆性創新，總是有一種聲音認為，既然是顛覆性，那就意味著創新是一個不確定的過程，所以對顛覆性創新的頂層設計是盲人摸象，試圖設計顛覆性創新很有可能對創新行為造成損害。對此，這本書通過論述顛覆性創新的底層機理來表明，迭代在哪里出現或許是不確定的，但是有哪些要素在迭代是可以知道的。作者試圖從顛覆性的不確定中尋找到確定性。

二、美國顛覆性創新乏力了？

作者15年前寫此書時，認為當時美國的創新不行了，為什么呢？

作者的意思是，美國從建國之時至20世紀結束，一直受運氣眷顧。美國革命發生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之際，所以建國之時形成了技術創新與國家建設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環。二戰結束后，范內瓦·布什《科學：無盡的前沿》幫助美國上下統一了有關科學研究重要性的認識，呼吁大力資助基礎科學研究計劃。在1950至1980年期間，美國科技創新勢能的持續釋放塑造了一個獨特的寡頭市場格局。幾乎每一個顛覆性創新都催生了壟斷企業，例如計算機領域的IBM，膠片領域的柯達，復印領域的施樂，等等。這些大企業將利潤投入技術研發與再發明，不僅為企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源，也為全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科技資源。商業上的壟斷地位允許這些大企業在技術研發方面大量投入，而且不用擔心競爭對手搭便車獲取不成比例的收益。

然而，到了1980至2000年，隨著競爭對手的崛起，大企業的壟斷地位開始松動。競爭對手利用科學共同體取得的已有進步，來實現進一步的技術突破、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創新產品，且無需付出基礎研究的昂貴成本（或者更確切說，顛覆性創新研究的成本）。科學共同體的資源越來越枯竭。這種現象導致大公司紛紛退出基礎研究和長遠的顛覆性創新。

在這種背景下，風險投資和初創公司登上歷史舞臺。創新變成了全社會的事情。但是，風險資本畢竟是資本，有著顯著的逐利性。他們將賺錢視為更優先的目標。在資本的驅動下，當時這些初創企業通常選擇吸收并繼續開發原有大公司中滯留下來的技術，或者是對大公司的技術進行衍生創新。資本和初創公司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不像之前的大企業那樣，愿意做長周期的投入，而是追求快速回本。

按照作者的分析理路，基于顛覆性創新必須經歷的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的迭代過程，一個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往往需要10-15年的周期。而初創企業則往往被資本要求在2-3年里產出顯著的成效。顯然，顛覆性創新的時間周期和資本的周期是不匹配的。

這種不匹配還源于對摩爾定律的誤解。在信息領域，摩爾定律占據著統治地位。每18個月，集成電路的性能將提高一倍，而其價格將降低一半。人們便想當然地認為，每18個月就是一個顛覆性創新周期。實際上，18個月的技術更新，只能算是漸進式創新，完全談不上顛覆性創新。風險投資創造出了一個虛假創新的“互聯網泡沫”。在輿論炒作中，幾乎每一項漸進式創新，尤其是互聯網相關的漸進式創新，經常被塑造成了顛覆性創新。而這種誤解，也驅使資本和初創企業在其他領域的創新中，極度地追求2、3年的時間周期。

最終，這些因素疊加，在2000年前后，造成了美國創新體系的崩塌。大學里并沒有儲備能夠釋放到市場上的顛覆性創新。企業則演變成為了高效運營的組織，喪失了推進顛覆性創新迭代的實力和意愿。初創公司和風險資本又錯誤地認為18個月就能顛覆性創新，期望在2至3年內就做出驚艷的新產品，不愿意開展10至15年的長周期研究。

總結來說，作者認為美國的建國精神加上二戰后的政府重視，為美國的科技創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良好的創新氛圍、政策環節培育了大量的創新型企業。這些大型創新型企業憑借壟斷的利潤來源，以較為慷慨的方式培育顛覆性創新。而后，隨著壟斷地位的喪失、商業利潤的下降，原有的大型創新型企業不再擁有培育顛覆性創新的實力和意愿。盡管風險資本、初創公司接替了培育顛覆性創新的責任，然而風險資本和初創公司的逐利本質，以及將摩爾定律當做顛覆性創新周期的錯誤認知，導致其選擇追求2-3年的創新盈利模式，無法發揮培育真正顛覆性創新的作用。因此，顛覆性創新變成了沒有人愿意干的事，美國的創新體系便隨之陷入了窘境。

三、作者給美國顛覆性創新開的藥方

怎么救美國創新體系？作者建議應該從兩方面入手。

在研究和教育側，作者認為，由于美國企業研究實驗室的消失，大學和政府實驗室是目前美國國內少數可以進行顛覆性創新活動的科研機構。但可惜的是，大學不愿以相對主動的姿態，參與、引領顛覆性創新。本書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國家科研經費資助機制，無法將資金匯聚于顛覆性創新研究。作者發現，為了籌集科研經費，今天大多數的美國大學可謂想盡各種辦法，而這種盡一切可能拿經費的風氣，讓美國大學的科研氛圍變了味兒。研究型大學本來是提供科研服務的機構。對于經費的過度追求，使得研究型大學演變成了為其最新項目尋求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團。

總的來看，大學的科研活動變成了兩類，一類是追求顛覆性創新的研究，另一類是隨機性的科學研究。前者使用迭代創新的過程來從事有可能產生顛覆性創新的研究，而后者則根據“怎么樣可以獲得科研經費”來確定研究問題。作者對隨機科學研究表示了極大的批評，認為大學的隨機科學研究在促進真正的迭代創新方面，效率非常低下，需要很長時間的隨機科學研究之后才有可能開始真正的迭代過程。說白了，花了經費，但是到底能否有顛覆性創新完全不知道。而如今，“隨機科學研究”早已全球供應過剩，繼續下去毫無意義。

而對于市場側，作者也為風險投資和初創企業提供了建議。作者認為，風險投資家盲目宣揚的“聚焦、聚焦、再聚焦”這一口號有待商榷。對于一個可以影響多個不同市場的顛覆性創新進步而言，在沒有充分迭代的情況下，過早地把賭注壓在某個特定市場，是一樣高度危險的行為。初創企業，在花費盡量少資源的情況下，“快速失敗”是有好處的——有利于迭代加速。另外，關于失敗的詳細信息也能夠廣泛地傳播，或者至少是大范圍地分享，那么失敗的價值就實現了最大化。

當然，這本書寫于2010年，而今15年過去了，作者提供的藥方看起來并沒有被廣泛采用。至于美國的創新體系是否真的如作者當年擔心的那樣越來越疲軟了，實際上也未必，比如當前人工智能的顛覆性創新引領者OpenAI，就是在微軟等巨頭的合作投資下發展起來的。不過作者提到的高校和初創企業的問題，確實也是存在的。

四、顛覆性創新的“迭代”屬性，在今天尤其值得思考

作者認為創新過程就是一個大型的拼圖游戲，而且并沒有現成的方塊可以拼。所以創新的過程，就是不斷迭代的一個過程。因為有迭代，所以就一定有不確定性，就一定有時間周期。對于今天我們追求顛覆性創新來說，這本書有四點是特別值得思考的。

一是，拋棄線性創新模型。

作者痛批了“發現--發明--開發--產品--市場--利潤”的線性模型。雖然藥物研發等少數領域非常接近“線性模式”，這些領域依賴于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遞進試錯。但是對于大多數領域來說，線性模型只是一種事后敘事，可以描述已經成功的創新案例，但不反映真實的創新過程，更不能指導未來行動。而且，線性模型意味著——一百種科學發現中可能只有一個能搞成技術發明，一百個技術發明中可能只有一個能轉化為產品開發——這是一個極度浪費的“漏斗”過程。不管如何，作者認為創新的過程是迭代的過程，比起線性模型來說，確實是更有說服力。

二是，接受顛覆性創新的自然周期。

加速創新過程的倡導是否能行得通？通過優化創新生態對創新迭代過程的支持，我們可以努力地消除任何額外的時間跨度，或者防止因創新過程之外的力量而導致潛在的創新過早夭折。但是，對于顛覆性創新來說，試圖縮短其固有所需的至少10-15年的時間成本是不可行的。究其原因，在于不管是創建一個新的供應鏈，或者將顛覆性創新成果嵌入現有的成熟供應鏈格局，均需要一定的時間。這種基于規律的自然周期，對于一些科技規劃的制訂來說，尤其具有參考價值。

三是，厘清新科技革命和顛覆性創新的關系。

新科技革命只是顛覆性創新的一種動力。基于新科技革命而來的顛覆性創新當然值得期待，但是新科技革命的周期會很長且極度不確定。尤其是科學革命，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周期。相對而言，基于現有的科技成果，通過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實施要素的迭代，也可以做出顛覆性創新。實際上當前國際上最為引領性的很多創新，都強調遵守第一性原理，這也就意味著，這些創新是工程化、市場化層面的創新，這些創新也極具顛覆性。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并非每個時代的科學家都有機會成為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革命者，但是每個時代的創新者都可以追求成為引領創新大潮的顛覆性創新者。

四是，以加速迭代和聯合創新來培育顛覆性創新。

雖然顛覆性創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正如這本書一再強調的，顛覆性創新是在技術、市場、實施三要素的快速迭代中產生的。因此，加速迭代是顛覆性創新的必需。本書作者提到的“快速失敗”、“快速傳播失敗”，是加速迭代的一種機制。與此同時，結合一些行業特點也可以開發加速迭代的手段。比如，Deepseek通過開源，讓全球開發者參與，就比其他封閉式的大模型得到了更快的發展。另外，既然顛覆性創新是技術、市場、實施三要素的同步迭代的結果，那就意味著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主體更應該在創新一開始就創建創新聯合體，這樣更有利于保持創新的市場敏感性和迭代速度。這種聯合創新的方式可能也是未來尋求顛覆性創新的必需。

李輝，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研究員。文章得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田杰棠研究員的指導，特別感謝。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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