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年，姚子健呱呱墜地。父母以碎茶泡水營生，憑借優異成績，他考入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

1931 年 “九一八事變” 爆發，當姚子健與同學請愿遭當局武裝驅散，學校隨之解散時，16 歲的他在返鄉的列車上徹夜難眠：“課桌放不下，豈止因免費與否？” 終于，他在泛黃的備課筆記寫下：“唯有變革社會制度，方能救亡圖存。” 這行字，成為他追尋共產主義信仰的起點。

1933 年春，南京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學校的招生啟事，成為改變命運的契機。姚子健報考了制圖班。同年 8 月，得知同鄉舒曰信在上海入黨，他連夜修書：“望兄牽線，吾愿投身革命洪流。” 次年 4 月，經舒曰信引薦，姚子健與中共隱蔽戰線傳奇人物魯自誠會面，5 月正式宣誓入黨。

畢業后，姚子健入職測量總局制圖科。初任第四股技佐描繪地圖底版時，他已謀劃戰略轉移。以 “眼疾難勝任精細工作” 為由申請調至第五股，成功接觸標有 “機密”“絕密” 的軍用地圖。每當軍官前來取圖，他表面專注登記部隊番號，指尖卻在抽屜暗格藏好同版地圖。

每個周六傍晚，姚子健便踏上隱秘征程。軍用地圖裹著油紙藏于皮箱底層，上層壓著《中央日報》與換洗衣物。抵達上海后，他在法租界弄堂的亭子間與舒曰信夫婦交接情報，次日清晨又隨早班列車返回南京。這些關乎軍事部署的地圖，經地下交通線輾轉至中央蘇區，為反 “圍剿” 與長征戰略提供關鍵支撐。

1937 年，隨著淞滬會戰的爆發，舒曰信、沈伊娜夫婦奉命調往南京，這使得姚子健免去了每周在滬寧之間往返奔波的辛勞。之后，他迎來了新的上級 —— 代號為 “熊先生”。每次接頭，他們都選擇在武昌江邊的茶館，“老地方，三日后。”“明白。” 姚一群在回憶父親的講述時提到：“他們甚至刻意避免眼神的直接對視，連喝茶時使用的杯盞擺放間距都保持固定。”

次年初，姚子健向 “熊先生” 鄭重提出奔赴抗日前線的請求。經過上級的審慎考量，同年 4 月，他被安排前往香港情報站。為了掩人耳目，姚子健以回鄉省親為由，向國民黨單位請了長假，就此徹底切斷了與舊體制的聯系。

在香港情報站的四個月時間里，姚子健周旋于商賈名流之間，將收集到的航運數據、物資動向等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電臺源源不斷地發往內地。

之后，經過組織上同意，他前往延安，臨走之前，中共香港情報站負責人潘漢年，給他寫了兩張紙條，上面寫著姚子健具有抗日熱情，而且已經為黨工作了很多年。帶著這兩張紙條，姚子健一路跋山涉水來到了延安。

這兩張紙條最后被交給了陳云和林彪，而姚子健則被送去抗大和中央組織部培訓班學習。

1939年10月，姚子健前往蘇豫皖根據地工作，此后，根據黨的工作需要，他輾轉到各地。

解放后，姚子健一直將他的身份隱瞞的死死的，一直到特殊時代，他的孩子才知道父親曾經從事過地下工作。

一直到60多年后，見到當年一起工作的老領導，姚子健自己才知道，原來，自己當年應該屬于中央特科，他的妻子立刻將這件事上報給國家某部委，一直到這個時候，姚子健才終于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