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我國當下的學術體制基本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逐漸形成的，80年代嶄露頭角的一代人一直支配著學術界，這在別的行當是很不可思議的。
工商產業界幾乎三五年就會有新的一批風云人物誕生，產業形態、商業模式的快速變遷刺激著工商界的代際更替。
政界也有非常嚴格的年齡限制，每個年齡段都有具體的上升和退出軌道。
學術界特別是文科學術界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內循環生態，這和別的行當很不一樣。
比如產業界，市場會對你的產品作出非常高效的反饋，你的命運取決于這種反饋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學術“產品”的好壞則基本是由學界內部的一套規矩來認證的，因此學術生態不容易被外部力量沖擊，天然具有穩定性、保守性。
學界權力的代際更替停滯，與此同時，學術發展卻是一日千里，基本上以5年10年為單位去看博士論文，都會發現中文學界在飛速進步。
這倒不是說現在做得有多好，只是起點太低，二三十年前的學術界本土積淀單薄，外文資料、外語能力匱乏，做出來的東西放到今天完全沒法看。
而因為代際更替停滯，特別是因為項目、論文這套體制的建立，頂端人物的控制力無比強大，好的研究、好的研究者很難脫穎而出。
能混出來的往往是老一輩喜歡的那些東西，能維護當下權力格局的那些東西。
因此——套用馬哲的話講——現在的學術“上層建筑”和學術“經濟基礎”已經極度不匹配了，前者對后者來講幾乎完全只是一種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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