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高校人文界、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原祖杰：學術交流是研究型文章的旨趣所在

作者：原祖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中國歷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China）聯合主編

來源：本文節選自《交流與對話：學術期刊一個被忽視的基本功能》一文，為該文的第二部分；原文刊發于《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原文鏈接：《交流與對話：學術期刊一個被忽視的基本功能》

學術期刊出現以后，隨著其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作為一個發表平臺，其展示的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的功能。與彼此交流相比，學者們更注重如何展示他們的學術發現。學術期刊的展示功能不斷得以強化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首先，將發表作為一種發明“注冊”，宣示知識產權的占有，本來就是學術期刊出現之初肩負的兩個重要使命之一。其次，隨著18世紀以來世界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大學等學術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科學和思想的發明越來越受到重視，不僅科學家本人需要發明的專利和榮譽，科學家們所在的學術機構也將學術發表視為其存在價值的證明而持之不懈地予以追求。因此，作為成果展示的學術發表，不僅成了個人學術追求的目標，而且成了崗位競爭、職務晉升乃至學院和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當然，不可否認，展示本身也是一種交流。現代社會的幾乎任何發現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和探索基礎之上的，對新發現的展示不能忽略對別人成果的借鑒，正因為如此，學術引證才成為學術發表的基本規范。一篇優秀的學術文章不應該是一個人或者一個研究團隊的自說自話，而應該是在充分參考已有相關研究基礎上的新發現和新建樹。

一份好的學術期刊是需要好的學術文章來支撐的。專家學者和學術期刊編輯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很多學者對于如何進行學術論文寫作、如何寫出好文章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任繼愈在《談學術文章寫作》一文中重點強調了文章的學術性。他寫道：

學術文章，先有“學術”，再談“文章”，因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學術內容，而不是詞藻、結構、章法。舊社會所謂“桐城義法”寫不出學術論文，用“馬列義法”裝點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連一兩年的壽命也沒有維持下來，一點也不奇怪，理應如此，因為文章缺少科學性。

文章的學術性或科學性應該是對一篇文章的總體評價，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任先生在那篇原發于《光明日報》1986年12月1日的隨筆中并沒有給出詳細說明。對于這一問題，期刊界比較一致的回答是好選題、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以及嚴密的邏輯論證。從筆者經常收到的學術期刊外審意見書中也可以看出，各家學術期刊對論文質量的關注不外乎以上幾點。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的外審意見書所列各項分別為：選題價值、學術創見、研究方法、分析論證、文獻征引、語言表述和總體評價。《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效仿《中國社會科學》采用了同樣的評價指標。《美國研究》的評審標準則簡化為四項：創新性、邏輯性、學術規范和文獻基礎。另一家大學學報的評審意見書也開列了四項評價標準：創新性、學術性、規范性和可讀性。而筆者聯合主編的英文刊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歷史學前沿》）向評審人征詢的問題則包括：（1）您如何評價作品的重要性?（2）文章是否包含新的或鮮為人知的材料?（3）文章是否對相關話題有新的理解?（4）文章體現的學術性（scholarship）如何（優、良、中、差）?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術期刊對于研究型文章的評價標準基本是一致的，那么為什么國內學術發表廣受詬病，難以走出去?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以筆者的觀察，至少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國內學術文章大多重展示、輕對話，不能充分參考所選課題的已有成果，因而對學術界關注的研究難以做出有針對性的貢獻，其重要性也就很容易被低估。下面將結合上述各期刊關心的一些評價標準，就中國學術如何走出去，與發達國家的學術研究形成對話略抒管見。

首先是選題和創見問題。中國學術界對于學術文章和學術專著選題的評價經常受到現實問題的影響，除了學術價值外還要看選題的現實意義。這一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種課題申報中對選題應用價值論證的影響。由于當前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中課題文章占據了多數，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也成了期刊的一大特色。以至于很多文章在寫作風格上出現八股式的雷同：開篇即強調選題對于國家與社會的重大意義；正文卻往往與開頭強調的問題沒有多少關系；結尾則又回到開頭的現實關懷。看似形成呼應，其實卻像一個身體瘦小的人頭戴大帽子腳穿大鞋子，破壞了文章的整體結構。這一套路或輕或重地表現在眾多學術文章中，讓一些國外學者為之費解。另一方面，筆者也聽到國內部分學者對于過去二三十年歐美學術影響下的中國學術研究碎片化的批評，認為造成這種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是當下學術研究缺少對歷史和現實的整體關懷。由此可見，彼此間存在著認知誤差的中外學術群體很難形成順暢的學術交流。

那么，是不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學術研究沒有社會關懷?筆者并不這樣認為。歐美歷史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討論的許多有關帝制晚期中國的話題都或多或少地帶有現實關懷和學術政治的影子：從對西方中心論和“沖擊—反應模式”的批判、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反思，到中國社會中是否存在公共領域和民間社會的討論，再到新清史關注的清朝的治理和清代的疆域等熱門話題，背后都隱含著某種政治傾向，只不過這些現實關懷或者政治考量一般不會赤裸裸地表現在論文中，不然就影響到學術的嚴謹性。

中外學術界普遍認同的選題策略是通過一個較為具體的研究回應一個大的問題，即所謂問題意識。李劍鳴在討論歷史寫作時，系統闡釋了選題策略中的“以大觀小”、“小題大作”和“因小見大”：

“以大觀小”，是指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小問題”，找到“小問題”在大歷史中的確切位置，明了“小問題”對理解“大歷史”的意義。……“小題大作”，就是下最大的功夫來研究“小問題”，用全部的學力和詳盡的材料來探討“小問題”。……“因小見大”，意思是要將“小問題”與本領域的基本問題聯系起來，為解答這些基本問題提供知識或思路，并通過若干“小問題”的連綴，最終能夠看出“大歷史”的一斑。

而要做到以上三點，則需要深厚的學養積累、敏銳的學術洞察和熱情的人文關懷。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即便對“大歷史”有所領悟，卻也很難創立前無古人的萬世之作，更多的學術發表是通過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來切入一個較大的話題，尤其是已經在當前國際學術界成為“時尚”的話題。這就需要對世界范圍的研究動態有及時、準確的把握，然后才能參與討論。總之，合理的選題應該是能夠通過具體研究參與正在流行的宏觀討論的問題。

其次，是分析論證和文獻征引問題。一篇論證緊湊的文章，一定是圍繞一個主題而展開的。這個主題就是英文寫作中的“thesis”，是整篇文章一直關注的核心問題。李劍鳴指出：“一項研究總是從提出問題開始，通過回答問題而展開，最后以解決問題而告完成。無論是一篇論文，還是一部巨著，都應當有一個中心問題，否則主題就不明確。”前文已經提到，主題的選擇是建立在對相關研究的洞察和把握基礎之上的。對相關問題研究現狀的精確了解，是開啟研究、展開論證的前提。一項課題的申報往往會要求申請人描述相關問題的研究現狀，這一做法也被一些學術期刊采用，要求作者在文章開頭提供一個學術綜述，并將之納入必須遵守的學術規范。2000年《歷史研究》等7家學術期刊聯合發表了《關于遵守學術規范的聯合聲明》，聲明中提出：“學術研究必須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專題研究論文，應就主要的研究內容，概略說明或介紹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狀況；此種說明或介紹，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釋的方式；完全沒有此種說明或介紹的來稿，各刊編輯部將不予受理。”翌年《史學月刊》等期刊編輯部也紛紛效仿，作出聲明：“稿件應遵守學術規范，凡研究性論文，均應有學術史的回顧，在文中或注釋中簡要說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狀況。完全沒有此類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一批權威性期刊將學術綜述作為提交論文的前提條件，學者們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做出讓步。于是，我們就經常看到很多文章在引語部分羅列出數篇與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章和專著，這一現象已經成為中國式學術文章的特色。應該說，這一要求在中國的特殊學術環境下是不無道理的，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已有的研究和遺留的問題。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不能僅限于文章開頭的文獻羅列，而是要在論證過程中與已有的研究形成對話，甚至不限于對同一課題的研究的對話，對話的范圍經常要包括論證中涉及的某些邊緣性問題，尤其是著名學者對這些問題提出的重要見解。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歐美學者撰寫的研究型文章總是旁征博引、資料豐富的緣故。一篇翔實的研究型文章（solid study），通常要羅列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參考文獻。珍貴可靠的原始文獻固然重要，二手文獻的閱讀和梳理同樣能幫助作者強化問題意識，提煉學術創見。

總之，學術發表的目的除了展示作者的學術發現和見解之外，更應該注重其學術交流作用。現代學術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在很多學科門類都形成了較為嚴密的體系，每一步學術進展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即使對某一問題的初始發現和獨立見解也往往是得益于前人對其他問題研究的啟發。有意無意地忽視別人有價值的研究，不僅不符合公認的學術規范，也是學風上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