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關于陳寅恪的學術成就，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但從名人對他的評價就可知陳寅恪學識的淵博。

陳寅恪是史學家，也是思想家。是大學問家，不是小學問家。他的著作里有一種頂天立地、獨立不倚的精神，充滿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視為他的學術思想的精神維度。他的學說的力量源泉，不只在于博雅的考據功夫和深沉的家國之情，還在于義寧陳氏一族的優(yōu)美家風門風。

陳寅恪本人的魅力何在？其治學方法有哪些？何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思想和學術對中國、對知識分子發(fā)生了什么影響？

陳寅恪的學說為何有力量

文丨劉夢溪

陳寅恪先生寄望于后人對他的著作的理解，幾次在詩中說：“后世相知儻破顏”“后世相知或有緣”。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與義寧之學結緣的朋友，也有的是我個人的朋友。汪榮祖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還有鄭翔先生，陳寅恪先生歸安廬山，他一手經辦，可以說是陳先生的真正后世“有緣”人。我有幸再次見到陳小從先生，她是我尊敬的人。她的詩寫得很好，她的詩、文繼承了義寧一門的整個學風和文風。我還再次見到了陳寅恪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流求和美延，過去見過，小彭是第一次。剛才小彭講曾經寫信給我，非常抱歉，信我大概沒有收到。

她看到我在鳳凰衛(wèi)視講《大師與傳統(tǒng)》，里面很大程度講陳寅恪先生。要是看到你的信有多好。我還非常高興，昨天見到了陳先生的隔代人，看到他的幾位孫輩：流求的兩位女兒，美延的一位女兒。昨天晚餐，她們一起過來跟我說話的時候，我流了淚，我想這是陳先生的隔代人啊！都長這么大了，一個個亭亭玉立、氣度不凡。流求的一個女兒，長得跟唐曉瑩先生非常相像，我還從美延的女兒身上看到陳寅恪先生的一些相貌特點。

陳寅恪先生是我最敬仰的現代學術大師。自從我差不多三十年前開始讀陳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現在，我讀陳著沒有停止過。陳先生的書是我的案邊書，無日不翻。開始讀的時候，沒有想寫文章。我在公共汽車上也讀他的書。我讀得非常仔細，像《柳如是別傳》，我也是逐字逐句細讀的。當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陳先生就始終伴隨著我，陳先生的精神和學問影響了我整個的身心，他再也不會離開我。

大家了解，我們做人文學術研究的人，無論文學、史學還是哲學，我們常常有一種無力感——這些學問有用嗎？人文學術有什么用呢？其實，我們常常感到人文學術是沒有什么力量的，人文學術工作者、從業(yè)人員充滿了無奈。但念了陳寅恪先生的書之后，對他的學問和學說有一定了解之后，會發(fā)現史學、詩學、哲思等人文學術是可以有力量的。

陳寅恪先生的學問著作所以有力量，一個是由于他是大學問家，不是小學問家。能成其大，見得大體，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一樣，王國維稱他們的學問是能成其大者。還有，陳寅恪先生是思想家，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有獨辟創(chuàng)發(fā)的系統(tǒng)思想。簡單以史學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學問看小了。他更不是一個單一的材料考據家。當然，他一生治學對中國的文、史二學做了大量考證，所涉材料的廣博，鮮有人能及，但他在甄別考證這些材料的過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輝。

大家知道他研究隋唐史的兩部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書并不厚，你注意到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地引證新、舊兩《唐書》。如果不懂學問的人或者不耐煩的人，很容易略開他的大面積的引證。可是，只要略開他的這些引證，你就不能懂得陳先生的學問。

他的每一條引證都不是無謂而引，材料舉證本身就是思想的發(fā)現。然后再看他引證之后或三言兩語、或千數百字的疏通引論，所引證材料的生命力便粲然釋放出來。因此可以講，他的關于隋唐史的兩部著作，既是史學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時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姑且先不說其他的著述，單是這兩部書，就可以認定它們是了不起的思想文化史的大著述。包括《元白詩箋證稿》，雖然是對以元稹和白居易的詩文為中心的文史考證，以元、白兩詩人作為研究對象，但是里面的內容，實際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和社會風俗史，研究中晚唐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以及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知識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心理、個性、面貌所呈現的變化。

所以我說，陳寅恪先生的學問與學說所以有力量，與他是一位思想家有很大關系。除此之外，還由于他的學問里面有一種頂天立地、獨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學行經歷，體現了一般知識人士所不具備的節(jié)操和氣節(jié)。這就是他晚年在給蔣秉南先生贈序中所講的“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以及絕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蓋亦指此義。還有他在給楊樹達先生的著述所寫的序言里講的，“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為學從來不“藉時會毫末之助”，“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這是陳學最富光彩的精神層面。他的學問充滿了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

他的學問之所以有力量，也還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蘊含有深沉的家國之情。我很喜歡他1965年寫的《讀清史后妃傳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詩，其中有兩句寫的是：“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這兩句詩是陳先生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題曲，也是打開他著作寶庫的一把鑰匙。因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國之情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他的很多詩里都有類似的情結的流露。“頻年家國損朱顏，鏡里愁心鎖疊山”“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他的眼淚都哭干了。所以哭干，是由于深沉的家國之情，這是他一生精神脈絡之所從出。

而他的學問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優(yōu)美的家風門風使然。“優(yōu)美之門風”這句話，是陳先生在他的著作里面，講到漢以后的學術發(fā)展，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剛才提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著作，其實此兩部著作非常強調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習作用。陳寅恪先生對中國學術思想史有一個重要假設，即認為漢以后的學校制度廢弛，學術中心逐漸由官學轉移到家族。但“家族復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lián)版，第20頁）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yōu)美，不同于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yè)之因襲。”因此可以說，魏晉南北朝以后，如果沒有家學傳統(tǒng)，就沒有學術思想的建立。

當然很遺憾，晚清到民國這一百年以來，50年代以后不必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家庭與家族的解體。家庭與家族的解體，便談不上學術的傳承了。所以我們特別珍惜義寧之學的傳承沒有斷絕。文化傳承有三個渠道，一個是家族，一個是學校，還有一個是宗教系統(tǒng)。宗教系統(tǒng)在中國不是那么發(fā)達，這是另外的問題，這里暫且不講。學校系統(tǒng)，現代的學校制度基本上是知識教育，遺漏了“傳道”的內容，致使問題重重。所以中國文化的傳承，家族的傳承特別重要。

但在今天講此一渠道的文化傳承，無異于緣木求魚。相反文化衰落的跡象不時出現，這跟家族的解體、士族文化之不傳直接相關。但是我們慶幸，義寧之學有陳先生這樣的當代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學者，陳氏家族的精神傳統(tǒng)和文脈完全承繼下來并有所光大。義寧之學不是陳寅恪先生一代之學，從陳偉琳先生讀陽明書而發(fā)為感嘆開始，到陳寶箴再到陳三立在晚清以至民國的思想人格建樹，最后到陳三立后面的大家常講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陳師曾、陳隆恪以及廬山植物園的創(chuàng)建者陳封懷先生，都是如此。

我最近出版一本書，叫《陳寶箴和湖南新政》，探討從1895年到1898年，陳寶箴在陳三立的襄助之下如何推動湖南的變革維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國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維新變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殺，康、梁被通緝，陳寶箴和陳三立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當時跟隨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參與改革的諸多人物，梁啟超、譚嗣同不必說，包括黃遵憲、熊希齡、皮錫瑞，也都受到了處分。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陳氏家族的悲劇。陳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內心常常充滿苦痛，他的苦痛不是個人的苦痛，而是家國興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學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記憶有關，而陳寅恪先生內心的苦痛，據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劇有深切的關聯(lián)。所以他的詩里經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連在一起。所謂“兒郎涑水空文藻，家國沅湘總淚流”“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等等，就是指此。

寅老何以有此種深層情緒的不可遏止的流露？僅僅是由于祖父和父親受到了處分嗎？不是的。他這個苦痛，是因為對家國有更大的關切。因為在陳先生看來，陳寶箴和陳三立在戊戌變法時期的變革主張，屬于“漸變”，是穩(wěn)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們的主張行事，最后推薦張之洞到朝廷主持變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歡張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之間的矛盾，發(fā)展到完全對立沖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變法得以善終的話，后來的中國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變亂。這就是陳先生的苦痛之所從出。1898年底，受處分的陳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來陳寶箴筑廬西山，陳氏父子回憶湖南變革的不幸遭遇，孤燈對坐，仰天長噓，這種情境下的心理情緒絕對不是個人的處境問題，而是對整個國家前途的憂思。陳寶箴、陳三立以及陳寅恪先生的深情，其實就是家國之情。

陳先生學問的了不起，他的學說的力量，還有一點，陳先生對古人——我們可以引申為對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學說——持有一種“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這一思想是30年代他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時講的，我們可以看出陳先生內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輕薄古人，陳先生不持這種態(tài)度。這個非常之難啊！對歷史上的一些人物，陳先生總是有一種“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別傳》，很多人奇怪，包括一些老輩，很納悶陳先生為什么寫《柳如是別傳》。我認為這是陳先生一生當中最大的著述，絕對不是簡單地為一位古代的特殊女子立傳，而是“借傳修史”，以“驚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寫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遺憾陳先生沒有寫出一部通史來，其實《柳如是別傳》這部書的學術價值，遠遠超過一部所謂通史的價值。這部書對明清時期眾多歷史人物那種恰當的評價，那種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們讀后非常感動。女主人公后來婚配給晚明的文壇領袖、有“當代李杜”之稱的錢謙益，一個很有資格做宰相的人，由于天時人際相捍格，宰相沒有當成，告老還鄉(xiāng)。他是江蘇常熟人，后來他一個關鍵表現是1644年清兵入關，明朝垮臺，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權，是為南明。

錢謙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閣了，成為禮部尚書。柳如是跟錢謙益一道從常熟來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揚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盡而死，結果南明朝廷垮臺。而率先投降的是兩位文化名人，一位是詩文名氣特別大的錢謙益，另一位是大書法家王鐸。但是，柳如是并沒有投降，錢謙益“循例北遷”，去了北京，柳如是沒有跟去，獨自留在南京，后來又回到常熟。

陳先生講她是一個奇女子，是一個民族英雄，這樣講看來不為過。錢謙益在北京也沒有戀棧，很快告病南歸，回到常熟。在他晚年的整個生活當中，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在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雖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反清復明舉動對他的投降行為在精神上有所彌補。陳先生對錢謙益這種前后兩重人格的表現，做了很多具體分析，指出其降清固然是一生污點，但后來的悔過，其情可憫，應給予“了解之同情”。而且即使對于王鐸，也承認他的書法很好，堪稱“絕藝”。陳先生對于古人、對于古人的學說，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陳先生的這一學說，可以說千古不磨，反映出義寧之學的淵雅博大。

我很高興，近年有一些年輕的學人在研究義寧之學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像我熟悉的年輕的朋友張求會先生、胡迎建先生、劉經富先生、劉克敵先生，他們近年的研究很有成績。還有一位廣東的胡文輝先生，他注釋陳寅恪的詩作，對陳詩的出典，一詞一句，一一稽查清楚。他是繼余英時先生之后，釋證陳詩成就最高的一位。還有山東大學的李開軍先生，對陳三立詩文的整理很見功底，他正在寫陳三立的年譜。如果需要我說一句什么話與這些年輕的朋友共勉，那就是——對陳先生學問的梳理，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固然是研究陳學必不可少的功夫，但如何體認領悟陳學的精神脈理，如何讓陳學的精神變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某種程度上比研究陳寅恪的學問本身還重要。

以上文字內容摘自《陳寅恪的學說》（第二版）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