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籠中寫“回憶錄”，提到蘇州失陷：

蘇、杭之誤事，洋兵作怪，領李撫臺之銀，攻我城池。洋兵見銀，打仗亡命。

其實，當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齊文（Henry Andrea Burgevine）帶領一干“牛芒鬼子”（李鴻章對外國雇傭軍的污蔑之辭）幫他作戰。“洋兵”云云，實在是烏鴉莫笑豬黑，彼此彼此。不過，對方軍中的戈登，確實是“打仗亡命”兼擅謀略的一流人才，比白齊文之流要強上萬萬。正是他和程學啟的合作，才“踏平”蘇州城外的石壘、長城，緊逼城下，導致太平軍守將郜永寬等人乞降，并引發一場殺降的大風波。在全面介紹殺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國詩人拜倫的詩句，幫助讀者對戈登獲得一個感性的認識：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異邦人，

雖說國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們出生入死并非為了拯救祖國或王冠，

而是想有一天當個將校，

而且也巴望不時地洗劫城鎮，

這種事對于年輕人當然有味道。

這首詩寫于拜倫在意大利參加燒炭黨、與奧地利人作戰期間，由于來源于生活，所以，對外國雇傭軍的刻畫十分妥帖。據說，戈登敏感、多變、理想主義的思想和言行，是因為他的同性戀傾向，那么，再加上拜倫所謂“當個將校”的極端榮譽感，讀者不難在腦海中推想出戈登將軍的大致形象。

他的中國朋友程學啟，原為太平軍將領，咸豐十一年駐守安慶，陣前倒戈，向曾國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殺害。懷著刻骨仇恨，程在攻打安慶時極為奮勇，最堅固的石壘就由他“力攻拔之”。湘軍攻克安慶后，其鋒甚銳，“雞犬皆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資格方面的歧視，頗難出人頭地。碰上新建淮軍這個機會，遂毫不猶豫地轉換門庭，從人浮于事的大機構跳出身來，緊跟大老鄉李鴻章，參與到篳路藍縷然而充滿希望的創業中去。一年多時間，他率領開字營攻城拔寨，積功累累，眼前的蘇州城一旦拿下，則將成為當之無愧的淮軍第一名將。

程學啟和戈登，就是殺降事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殺降殺降，先降方可得而殺之，我們先說降。

蘇州城本由李秀成鎮守，但去年秋天他帶兵攻打曾國荃，便委派手下愛將譚紹光留守蘇州。攻破曾營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蘇，而是渡江北上，隨后而西而南，轉了一大圈，到處被湘軍追殺，無法落足。此時，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緊急召調他回到南京。旋即蘇州告急，譚紹光“日日飛文前來”，他急于赴援，而洪秀全堅決不允。好說歹說，要他“助餉十萬”，方準東去。不得已，李秀成變賣家產、首飾，湊齊十萬“保證金”。同時，洪秀全限令他四十日內必須“回頭”，否則，“依國法而行”。太平天囯除了天父天兄之類的宗教米湯是否還有別的干貨，我研究不深，未知其詳，但類似這種以私濟公的操作手法倒是屢見不鮮。到蘇州后，草草幾仗，太平軍節節敗退，防線越退越后，眼見得大勢已去。除了譚紹光，其他如郜永寬、汪安均、周文嘉等，都隱約有了投降的意思。某日，李秀成與他們交心：

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爽快人說話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們盡可或走或降，兩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撲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當是大小王），和敵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各位就沒必要拉著我一塊投降了。眾人大表忠心：

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

古今叛徒措辭，如出一口。李秀成審時度勢，察言觀色，當然知道他們言不由衷。可是反狀未露，不能“嚴其法”；離蘇一年多，軍隊形勢大有變化，也不敢“嚴其法”。諸人欲投降清軍，勢必獻城為功，李秀成不走，那是逼著大伙兒大義滅親。既然說了“不必相害”，城池也必不能守，就只有識趣而退，成全這樁好事。十月二十日的夜里，李秀成出胥門，經光福靈巖，黯然作別蘇州。

于是，郜永寬等人搭上淮軍魁字營營官鄭國魁這條線，“遞稟乞降”。郜、汪先后密約程學啟、戈登在陽澄湖邊“單騎相見”，湖光秋色中，吃大閘蟹，喝花雕酒，談笑間定下大計（按，此份食單系鄙人揣測之辭，暫無可靠史料證明）。雙方都相信洋人最講信用，遂由戈登居間作保。談判有兩個結果：一、獻城；二、“生擒忠逆，或斬慕逆首級來獻”。“慕逆”就是慕王譚紹光，他是死硬分子，“堅忍兇狡，百倍尋常”，又是攻陷杭州、湖州的首犯，血債累累。不能活捉李秀成，就得提他的頭來見，否則無以表示誠意。李秀成的出走，固然是自己機警，小半也是郜、汪等人念及舊情，不忍加害，乃在言語神態間暗示他避身遠禍。而他不便將此情況透露給譚紹光，否則會立即發生內部火拼，白白送了眾士兵的性命，而無補于大勢。李走譚留，實在是形勢所逼，不能怪李秀成不仗義，只能怪譚紹光懵懂糊涂。二十四日中午，清軍水陸齊攻，為投降造勢。譚紹光“傳令各偽王上城堵御”，正在對眾訓話，郜永寬使個眼色，“偽天將”汪有為揮刀即砍，譚紹光當場斃命。隨即又將“慕逆死黨殺斃千余”，開門迎降，鄭國魁、鄭國榜率領一千多人進城“彈壓”。次日清晨，郜永寬等人提著譚紹光首級來到淮軍大營，“驗視無訛”，程學啟、李朝斌、黃翼升督率大隊入城，又捕殺“慕逆”余黨（主要是兩廣人）一千多。

這就是降的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們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殺降的必要。李鴻章前此攻打南匯、常熟，得力處正在招降。太平軍守城將領吳建瀛、駱國忠“退出城池，謹受約束”，李鴻章允許二人保留部分軍隊，隨淮軍攻戰。善待降將的口碑，無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殺降，還有一硬一軟兩個約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國參贊威妥瑪致函總署，說：

近日官兵得勝之戰，常有事后亂殺之行。即如洋槍隊，彼日離滬不遠之地，隨將二千多犯全行殺斃，實使人生異心。蓋賊眾十分之中，真賊不過二分之多，其余全裹脅小民。……前當河面差使之時，每進金陵一日，偽稱干王賊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亂殺，實為天囯太平之益。不然，則上海一帶地方，我軍自難久駐。今因該處義兵（曾國藩注：即該賊匪）不信清官（即系國朝），所以未肯投誠，實乃上海迤西之義軍不散之故。”

濫殺降眾，適足堅其必死之心，大不利于統戰事業。威妥瑪采訪清軍劣跡，傳達洪仁玕的意見，就是勸清廷剿撫兼施，收效更快。清廷從善如流，十二月九日發布明諭，“刊刻謄黃，遍行曉諭”軍中及“賊區”：

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誠心歸順者，勿論其從賊之久暫，均一律準其投誠。將軍械、馬匹呈繳后，該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隨同剿賊。……倘有不愿隨營，即飭地方官遞送回籍，或妥為安插，毋令失所。攜帶資財，不準兵勇搶奪；如兵勇利其財物，私行殺害，即按軍法從事。本管官不行查辦，一經發覺，即著該大臣等從嚴參辦。

明令不準殺降，且要尊重降人意愿，或“隨同剿賊”，或“遞送回籍”，或就地安置。而且分級負責，落實到人，兵勇殺降，“按軍法從事”，其主管則“從嚴參辦”。這條法令發布于元年末，蘇州招降在次年十月，不存在未奉明令的借口。然則，殺降已經不僅是軍事處置失措的問題，而且是違法行為。

諭旨是硬性規定，“殺降不祥”的歷史教訓和陰騭迷信則是軟性約束。秦將白起坑殺四十萬趙軍，何晏有個評論，說得很深刻、很精彩：

（殺降）豈徒酷暴之謂乎！后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卷（通拳）猶可畏也，況于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后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于劇戰也。

從戰略、政治的角度看，殺降不僅僅是不道德反人性的行為，而且直接增強了此后軍事行動的難度。商場如戰場：投降與受降，就是一種契約；殺降，則是單方面違約；違約，則再無信用可言。商業上失去信用，最壞的結果無非不做生意；軍事上失去信用，則此后不論強弱懸殊到何種程度，敵軍都不會投降，而是抱著必死的信念與己決戰。語云“哀兵必勝”，而養成哀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殺降則恰好成全對手，使之成為一支哀兵。敵軍成了理論上“必勝”的哀兵，己方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么？兵法云：戰者，氣也；能量守恒，氣也守恒，故敵我雙方的士氣，總是此消彼長，沒有雙贏一說。戰爭就是一個不斷通過局部戰役來激勵己方士氣、削弱敵軍士氣的長期過程。所謂關鍵戰役，或者是攻克要塞，或者是力殲強敵，最重要的作用就體現在增強己方士氣、削弱對方士氣。如果打贏一個局部戰爭，卻鼓舞了對方的士氣，那不就是得不償失，“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么？再戰，則“何眾肯服，何城肯下”？所以，“降殺之為害，禍大于劇戰也”。

這是殺降不利于全局戰略的經驗之談，還有一個殺降不利于主其事者的迷信之談：

（李）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后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廣難封”，是個成語，看了這段對話，我們總算知道“難封”的真實原因，乃是殺降惹的禍。抱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我們可以不信王朔的話，身處萬惡舊社會、滿腦子迷信思想的李鴻章、程學啟可不會無所顧忌。由此可見，殺降是違法行為，也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短視行為，更是有傷陰騭的缺德行為。李鴻章受降，固然要遵循上述原則，郜永寬等人敢于投降，無疑也將上述原則當作一種保障。而且，戈登居間作保，他們可以“挾洋自重”，無疑更讓他們確信自身安全及降后待遇俱有保障。

那為什么郜永寬等人還是被殺了？據李鴻章的說法，主要是條件沒談妥：

官軍入城查探，降眾實有二十余萬，其精壯者不下十萬。郜云官（即永寬）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獻城后，遂占住閶、胥、盤、齊四門，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準立二十營，并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傳令該酋等八人來營謁見，詎郜云官并未剃發。維時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蘇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黨羽，誠恐復生他變，不如立斷當機。登時將該偽王、天將等駢誅。

如果真實情況如上所述，毫無疑問，郜永寬等人是在逼著李、程殺降。雖說殺降不祥，但是，受降如受敵，稍有疏忽，受降者也不無遭受突然襲擊的危險。郜永寬等人獻城而不繳械，且“堆石置卡”，似乎做好了巷戰準備，明顯欠缺誠意。郜云官不曾“剃發”，繼續保留“長毛”的造型，似乎為再度回歸太平軍留了條后路，也算是誠意不夠的表現。尤為過分的是“堅求準立二十營，并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這兩條。二十營，根據淮軍軍制，當有一萬多人；上引明諭規定如何處理降眾，說的是由“該大臣等酌留所部”，而非由該降人決定留用多少、遣散多少。總兵、副將是正二品、從二品，且“指明何省何任”，那就是要求補實缺。要知道當日的情況是缺少銜多，湘軍、淮軍中大部分有功將士也就一個虛銜，享受不到相應實缺的福利待遇。郜永寬等人不但索要高銜實缺，還指明何地任職，倉促間，在指定省市安排七八個警備司令，別說李鴻章答應不下，軍機處也安插不了。投降、受降，就如公司兼并。兼并方和被兼并方之間固然要談條件，但是由被兼并方指定高級職位，規定裁員比例，是不是過分了點？到底誰兼并誰，誰投降誰？提出這種條件，能算“誠心歸順”？所以，我說他們是在逼著李、程殺降。

兼并談不攏，最多繼續惡意收購；受降談不攏，那就只有殺人了。郜永寬等人固然不讀書不看報沒有文化，但還不至于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條件，逼著人家來殺吧？邏輯上如此不通，那么，李鴻章的報告豈不大有問題？

當日諸降人如何開條件，除了李鴻章一人的記載，沒有其他旁證，不好直接判斷真偽。但是，一個重要人物不在場的事實，透漏了幾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談判的關鍵時刻，他怎么不在場呢？李鴻章的報告是這么說的：

戈登先期調回昆山，事在倉猝，未及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沮格，此事遂無了局矣。

郜永寬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殺譚紹光，二十五日來營投降。其時，戈登身在蘇州軍中。二十六日，戈登離蘇赴昆，當日“未刻”（下午兩點）左右，程學啟“駢誅八降酋”。據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場，而且雙方已經解決了談判的重要細節，并不像李鴻章所說出現了立營、授職這兩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否則，戈登會繼續留在現場進行調停，倘若降人敢于堅持過分的條件，制造無解的僵局，戈登必不會姑息養奸，“極力沮格”，而會贊同并參與殺降。因為，前不久戈登就親身經歷了一場詐降。是年三月，攻打太倉，太平軍守將蔡元隆詐降，淮軍受降時被誘殺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寬等人故技重演，戈登能不吸取教訓？由此可見，戈登離開蘇州之時，投降、受降兩方已經談妥條件，做好交接。他剛一離開，李、程就大開殺戒，是不是一開始他們就訂下了殺降的計劃，而自始至終對戈登都有所隱瞞，只有調虎離山，方能暢行其志？

我曾細看《李鴻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關筆記，想從中尋繹線索，終不得要領。筆記中，尤以劉體智的《異辭錄》最為重要，他父親劉秉璋當日就在淮軍中任職，對此事必有所聞。但《異辭錄》中并未詳述此事起因，唯有“降人相煎”一條，記八王被誅后，程學啟部下大肆殺掠，李鴻章責其律下不嚴，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從口氣上揣摩，似乎殺降一事主持者為程學啟，而李鴻章并非完全贊同，然終無實據，不敢斷定。從朝廷法令、歷史經驗、因果報應、英國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參與的受降會，都看不出一點殺人的痕跡，而終竟殺了，豈不怪哉？豈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類鈔》第二冊“武略類”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一條，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約降。往來其間者，提督鄭國魁也。寇必欲要忠烈面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后納忠烈所部龔副將營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營，文忠接以溫語，將入宴矣，左右報：“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請程軍門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斬。……忠烈旋鳴鼓統師入城，駐守各門，派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詐降，已伏誅。脅從無罪，各閉門守，出即殺！”令下，無一人探首出聲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門出，各以將士監之。留營者入伍，歸籍者資遣，悉聽其便。未逾三日，城中無一寇蹤，所余者婦女五六萬而已。當寇魁五人之伏誅也，計甚秘，國魁亦不知。……謀斬蘇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晝夜，不能決。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殺，論者少之。然蘇城降寇所約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眾、曰編定百營照給餉、曰受翎不剃發，此何可從？蓋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學啟的謚號。此文敘述“擒斬”降人及此后的戒嚴、清場甚詳，但這不是重點，我所注意者，獨在此句：“寇必欲要忠烈面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這一句為什么重要呢？因為，這一句揭示了程學啟這個“騙降”者的真面目。陽澄湖談判，到底談定了什么條件，李鴻章的報告里根本沒說，而是模糊其辭，一筆帶過：

該偽王汪安均、郜云官先后密約程學啟，單騎相見于城北洋〔陽〕澄湖，情詞懇順，求勿開炮轟打。

“求勿開炮轟打”，肯定不是談判條款。具體“密約”了什么，李鴻章此處避而不談。《清稗類鈔》引文則說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然則當日談判，包括兩個部分：郜永寬等人獻城、殺譚紹光；李、程則在其降后滿足“三事”。所謂“三事”，即“留半城屯其余眾”“編定百營照給餉”和“受翎不剃發”。這三件事，和李鴻章報告中所謂降人的非分之請略有出入，報告中說：“獻城后，遂占住閶、胥、盤、齊四門，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準立二十營，并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編定百營照給餉”和“堅求準立二十營”，區別在于營數。“百營”必是誤記，因為淮軍營制規定：包括營官在內，每營限額五百零五人，百營，那就是五萬多人。而當日淮軍人數總共還不到三萬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軍人數兩倍的降軍。李鴻章所云“二十營”之數，即一萬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萬還是五萬，對于只有兩萬多人的淮軍來說，都是一個不可能消化的數字。

“留半城屯其余眾”和“獻城后，遂占住閶、胥、盤、齊四門，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是一個意思，即蘇州并非全部由淮軍控制，而是兩軍共管。降軍之所以要保留二十營，并非編入淮軍，而是用來屯守蘇州“半城”。

“受翎不剃發”和“詎郜云官并未剃發”，郜之保持“長毛”發型，乃經陽澄湖會議商定，早有成議，并非違約。

“三事”以外，李鴻章報告還多出一條，就是“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此或《清稗類鈔》漏記，或是李鴻章捏增，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些條件根本就是陽澄湖談判確定并經戈登擔保的“成議”，而不是降人開門迎師后臨時增添的“動議”。

限于國體（如“受翎不剃發”）、政體（如“奏保總兵、副將”），程學啟早就知道這些條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亦允之”，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早日拿下蘇州。當時戰局，實有利于淮軍，假以時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軍機處和曾國藩正在催調黃翼升水師，并已發下最后通牒：再不應調，即興參辦。果真參辦，水師勢必調離；水師調離，城圍勢必松懈；城圍松懈，克復必成虛愿。程、李當日并不能預知苗沛霖即將覆滅，而是以為黃翼升水師必在短期內離開江蘇，赴淮協剿。那么，如何在水師離開前最大限度發揮水師的作用，成為淮軍戰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師在，可以繼續攻城，但不能保證如期攻下；水師不在，則遑論攻城，并因此減輕敵軍的壓力，得隨時提防敵軍的反攻倒算；江蘇攻守大局，敵我消長之勢，將為之大變。為避免出現此種局勢，其戰略決策必須遵守如下原則：招降較之克城，用力較省，用時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須進行談判；水師隨時可能調離，則談判必須速戰速決，否則水師撤離，敵方壓力驟減，便會拒絕投降。談判要快，唯一的辦法就是不糾纏細節，有求必應，甚至主動犧牲權益。于是，程學啟在陽澄湖談判中，答應了所有不合理、無法履行的條款。于是，郜永寬等人在五天內〔一〕履行了合同義務，于二十五日來到淮軍大營，要求李、程履行相應義務。于是，李、程因無法執行合同，遂悍然違約，殺人滅口。

李鴻章、程學啟鑒于水師不日離蘇的現實困難，以招降代替攻城；鑒于談判條款不可執行的法理局限，以殺降代替撫降。這就是殺降事件的真相。

談判初始，程學啟欺騙了郜永寬等降人以及戈登這個保人。隨即，向李鴻章匯報，并告知事成后殺降的“方略”。李鴻章“踟躇三晝夜，不能決”，所以如此之故，無非三個原因：首先，談判條款過于離奇。李鴻章知道朝廷不僅不會同意，甚至會因此進行責罰（勝保于本年初被殺，罪狀之一就是“養癰貽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殺降的話，前所列舉殺降之禍及輿論壓力，必將集矢于作為統帥的己身，自己應否承受？能否受？最后，戈登身為保人，殺降勢必玷污他的名譽。彼人一怒之下，是否會引發常勝軍和淮軍交惡乃至“開仗”，甚而導致中、英兩國的外交危機？場面鬧大，能否“駕馭在我”，實無把握。

李鴻章“三晝夜，不能決”，程學啟可沒心思看他“踟躇”，故“以（離）去要（挾）之”。但求成功、不擇手段，即所謂“小人無忌憚”的狠忍之心，終于占了上風，就這樣，他半推半就參與到殺降事件中，并著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學啟對降人可以一殺了之，李鴻章作為一軍統帥，乃是最終責任人，則需考慮到事后的危機公關。

一個是道德、輿論層面的公關。鄙人作為歷史愛好者，可以將這個先騙降后殺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講一遍，李鴻章卻不能。因為，殺降不過是“暴虐”，依照雷鋒同志所說“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的名言，過分一點而已，尚無傷大雅；倘若此前還有騙降的勾當，那么，他就不但破壞了“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招降談判，李、程實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則，也觸犯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的圣門家法。較之“暴虐”的惡名，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他務必要文過飾非，盡行撇清。因此，他在報告中混淆次序，調換因果，將敵我經談判確定的“成議”置換為敵方臨時倡發的“動議”，將有組織、有預謀的殺降解釋為倉促應變的“立斷當機”。借此信息不對稱之故，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盡管對殺降不無微詞，但也能體諒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無可奈何。如此公關的結果就是：朝廷沒有一絲指責，并譏諷“夷人”的抗議是“不明事理”；同儕不僅不譴責，甚而設身處地，予以褒揚；洋商以及英國外交官們在經過初期條件反射的憤怒之后，漸漸“淡然”，甚而“以殺偽酋為是”。

還有一項公關，稍嫌麻煩，就是如何安撫戈登。那時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權、公法等“普世價值”取得共識，李鴻章這套便宜行事的說辭，尤其不能說服特別重視榮譽的戈登將軍。戈登在昆山知道這個消息后，“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發誓要消滅李、程和“實際上他懷疑參與將諸王斬首和蘇州屠殺的任何中國官員”。據聞，他“自攜短銃以覓之”，要和李鴻章進行一次私人決斗。但是，此時的淮軍，已經不是初抵上海時的規模，而常勝軍“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軍”，所以，戈登“屢稱對仗”，李鴻章“亦不甚懼怯也”。凡敢于利用、玩弄、出賣他人者，首要考慮的就是事態激化后是否有以制之，否則，就成了玩火自焚。淮軍實力足以彈壓常勝軍，早在李鴻章和程學啟的算計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氣用事。雙方不發生火拼，則事態尚未惡化，則公關之術猶有用武之地，李鴻章針對戈登實施的公關技巧，一是奏請褒獎，一是保持距離。李鴻章在殺降當日拜發的捷報中，奏請褒獎四個人，頭功是程學啟，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黃翼升尚在其后。保持距離，則是不再召同常勝軍會剿，獨立完成軍事任務，例如收復蘇州后，幾天內淮軍就攻克了無錫、金匱。此招正好撓著戈登的癢處；軍人的使命畢竟是贏得戰爭、贏得榮譽，糾纏于道德準則，實在不是戈登這個“大名鼎鼎的異邦人”登陸中國的目的。兩個月后，李鴻章稍示和好，戈登便盡捐前嫌，再度和淮軍并肩作戰。不過，作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作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拒絕收受朝廷賞給的一萬兩銀子，以此表示個人對于殺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見。他在褒獎令背面寫下一段類似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宣言的文字：“由于攻占蘇州后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志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李鴻章運用他在文學（敘事）、公關方面的技巧和手腕，平息了蘇州殺降引起的風波。當其時也，值其勢也，能如此大膽妄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發自如、圓滿收場，其任事之勇、干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信棄義，食言賣友，李鴻章“好用小智小術”，“于是而有慚德”，不得不令人鄙棄。

補記：

此書出版后數年，讀周馥《負暄閑語》，知李鴻章晚年與幕僚談及蘇州殺降，乃有悔意。周氏筆記云：“同治二年，李文忠撫蘇。攻蘇州城外賊壘殆盡，賊懼欲降。提督鄭一峰國魁偵知之，單騎入城喻賊。賊酋曰：‘非不降也，疑懼，未敢發耳。’鄭邀酋至城外山上，指天誓以不死，酋允諾。時程方忠學啟總統前敵各軍，聞之，復自率數騎入城喻之。各酋留宴，酒半酣，適有賊卒來言：‘程大人隨兵有取我矛者。’方忠聞之，鞭其隨兵謝焉。降期已定，酋先約獻半城，自某街以北歸官軍，某街以南暫歸降卒，并求立十營，以降酋為營官。程皆許之。程歸，出城，馬上細思：‘一矛得失極細事，乃靳不予，此賊降后安可制耶？’密稟李文忠曰：‘賊降后，必盡殺之，遣散其眾。’文忠曰：‘殺降，大罪也。’方忠曰：‘非如此辦。我行矣。’文忠不得已，許之。降之日，文忠駐方忠營中，大酋九人來謁，賞頂帽酒食。方忠密遣人持銜版稟曰：‘戈登請帥往議事。’戈登者，英國人，時練華兵助文忠剿賊者也。文忠行，甫出營門，方忠鳴炮一聲，兵弁將九酋及從者數十全戮之。時鄭一峰在他棚酣飲，聞聲出而阻之，已不及矣。一峰欲責備方忠，而方忠已他往，嗣是一峰與方忠不睦。逾年，方忠攻嘉興，戰歿，謚忠烈，勇敢善戰，多智略，為平吳戰將第一。后三十余年，余侍李文忠濟南旅館，夜坐偶談，及前事，文忠尚以為歉。余曰：‘方忠勇決，誠不可及，然投降者許以不死，而復殺之，似傷天理，失大信。降酋何致復叛？當時似欠處置之方耳。’文忠頗是余言。”按，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人，諸生，同治元年入李鴻章幕，是李鴻章最重要的助手。仕至兩廣總督。

本文經 岳麓書社 授權，文摘自 譚伯牛 著 《戰天京: 晚清軍政傳信錄（二十周年增訂紀念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