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山西崞縣青年李興康化名黎玉，帶著北方局的重托踏上山東土地。此時的山東省委自1933年遭破壞后，已與中央失聯三年，全省僅存21名黨員。他在濟南四里山北的松柏林中召開秘密會議，重建山東省委，將全省劃分為魯西北、魯東、魯北、膠東四個戰略區。至1937年5月，全省黨員數量恢復至2000余人，建立起5個特委、10個縣委和濟南、青島兩個市委。

1938年1月1日，黎玉在泰安徂徠山發動武裝起義。這支最初僅160人、80支槍的隊伍，通過整合魯中、魯南地區13支抗日武裝，至1939年發展為4.5萬人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統計顯示，山東抗日根據地面積達12.5萬平方公里，控制著全省82%的農村地區。

1940年8月，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成立，黎玉任首席組長。他主導制定《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推行“二五減租”“分半減息”政策。至1943年，全省建立4個行政公署、12個專員公署、96個縣政府，累計減租土地318萬畝，受益佃農達160萬戶。根據地內創辦山東公學、膠東建國學校等12所干部學校，培養黨政干部1.2萬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山東軍區正規部隊達27萬人，民兵發展到50萬人。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部署》，黎玉組織6萬名官兵海陸并進開赴東北。海運部隊從龍口、欒家口等港口出發，用800余艘漁船完成我軍歷史上首次跨海戰略投送。陸路部隊沿津浦線北進，與冀熱遼軍區會師。

1947年2月，華東局在臨沂召開土地會議。時任華東局副書記的黎玉主張按《中國土地法大綱》實施“中間不動兩頭平”政策，將地主土地分配給貧雇農，同時保留中農利益。這種溫和改革方案被批判為“富農路線”。1948年1月，華東局作出《關于黎玉同志錯誤的決定》，撤銷其山東分局書記職務。

1949年5月，黎玉調任上海市委秘書長。他主持建立上海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三個月內發展基層工會組織1268個，會員總數突破80萬人。在反投機斗爭中，他組織工人糾察隊查封非法銀元交易所37處，收繳銀元45萬枚。為解決住房危機，他主持規劃曹楊新村，建成1002套工人住宅，配套建設菜場、合作社和勞工醫院。

1952年機構調整中，黎玉改任上海市委勞動工資處處長。他主持制定《上海市私營企業工資改革方案》，將全市87個行業、400余種工資標準簡化為8級工資制。這套標準化體系后被推廣至全國，成為計劃經濟時期工資制度范本。1954年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期間，他推動建立洛陽第一拖拉機廠，該廠1958年下線的新中國首臺東方紅-54型拖拉機，累計生產超過100萬臺。

1960年農業機械部成立，黎玉分管技術引進工作。他促成與捷克、民主德國簽訂12項技術合作協議，引進聯合收割機、柴油發動機等生產線。1965年全國農機總動力較1957年增長6.3倍，農機修配廠數量從57家增至423家。文革期間被下放五七干校期間，他仍堅持編寫《農業機械維修手冊》，手繪200余張機械構造圖。

1978年恢復工作后，黎玉主動要求參與黨史編纂。他查閱山東省檔案館1936-1949年間的2173份原始文件，逐一核對戰役時間、部隊番號、殲敵數量等數據。1982年住院期間，他在病床上完成《關于山東黨史若干問題的情況說明》，用27頁文字澄清12個重大歷史爭議點。該文件成為1985年《中國共產黨山東省組織史資料》編纂的核心依據。

1986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下發《關于為黎玉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1948年華東局決定“在認定事實和結論上存在錯誤”。此時距黎玉去世僅剩68天。追悼會上，來自山東的132名老戰士自發組成治喪委員會，他們攜帶1940年代《大眾日報》原件，在靈堂展示黎玉親筆修改的《減租減息實施辦法》手稿。

檔案資料顯示，黎玉在山東工作期間留下400余份親筆文件，涵蓋軍事部署、土地政策、財經制度等多個領域。山東省檔案館現存他1938年制定的《武裝起義十大紀律》原件，其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條款，比延安整風運動正式提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早四年。青島市博物館收藏的1943年《膠東抗日根據地經濟統計冊》，留有他批注的糧食產量核對數據。

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中，山東省重新修繕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紀念碑。碑文采用黎玉1946年撰寫的《山東抗日根據地概述》原文，其中“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論述被刻入基座。在曹楊新村歷史陳列館，保留著黎玉1952年批示的規劃圖紙，他要求將建筑間距從12米擴大至18米，確保工人住宅采光充足。

黎玉子女捐贈的遺物中，有本1953年工作筆記，記載著上海17家棉紡廠細紗車間的溫濕度數據。在農機部工作時期的技術手冊里，夾著1964年全國各縣土壤墑情記錄表。這些具象的工作痕跡，拼湊出個鮮為人知的黎玉——既是戰略區的塑造者，也是螺絲釘的校準者。

202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增補章節中，黎玉的名字出現6次，主要關聯山東抗日根據地建設、土改政策探索、解放區經濟治理三個維度。中央黨史研究院專家評審意見指出：“其貢獻具有時空雙重價值，既支撐了抗日戰爭向解放戰爭過渡的地緣戰略，也為新中國省域治理提供了制度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