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由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京都食品藥品法律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屆食品藥品環境知產犯罪治理論壇在北京隆重舉行。論壇在食藥安全、生態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的背景下，聚焦“食藥環和知識產權犯罪治理”議題，旨在通過經驗交流、思想碰撞，進一步推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動源頭治理與法治建設，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

本文為某地紀委監委室主任李劍平在論壇上的與談發言，整理以饗讀者。

李劍平

感謝張主任的介紹，感謝淮南律師的推薦，各位老師下午好，很榮幸參加今天的論壇。今天我們論壇的主題是“源頭治理與法治建設”。我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一家企業通過停泊在河面上的廢舊危化品船向河里排放廢酸，最終導致河水嚴重污染，這個監管職責是誰的呢？

相信很多人腦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生態環保部門。接下來我向大家分享一個我在2014年辦的真實案例，當時我們本地有企業在內河入江口的位置停泊了一艘報廢的危化品船，并在這艘船的底部裝了一個閥門，通過這個閥門向河里大量傾倒賣不掉的鹽酸、硫酸，造成了河水的嚴重污染。說到污染的標準，剛才王教授講到了一個科學標準，我們當時評價的標準是，我們采訪老百姓，老百姓說，我家的鴨子到河里去游泳，結果上來之后毛都沒了，污染就嚴重到了這種程度，所以老百姓反響很大，拼命舉報。環保部門接到舉報以后，能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但就是抓不到。因為這些犯罪分子非常狡猾，看到執法車輛一來，拔了管子就跑了。環保部門長達一年時間都沒有能夠查獲這個案件。直到因為電視臺曝光了這個嚴重污染情況，公安機關介入后通過化妝偵查的方式才抓獲了這幫人。

我當時在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工作，負責查辦這個環境污染案背后的瀆職犯罪，我們在第一時間也鎖定了環保部門，查環保部門有沒有履職，最終發現他們該履的職都履職到位了，那為什么這個污染案就查不了呢。通過梳理，我們最后鎖定了兩個地方海事處的工作人員涉嫌環境監管失職罪，這兩人最終也是因犯環境監管失職罪被法院判處實刑。

說到這里，大家可能感到很奇怪，為什么最后是地方海事處的工作人員承擔了環境監管失職的責任呢？這其實跟我國的法律法規現狀有很大關系。

舉個例子，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中，涉及到環境監管的法律法規比較多，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條中，對水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的部門除了環保部門進行統一監督管理外，還有海事管理機構、水務部門、自然資源、衛生、建設、農業、漁業、重要江河湖泊的水資源保護機構，正好是九個，也就是我國目前水污染防治的一個現狀叫“九龍治水”。

但是，法律中的“共治”并不等于實踐中的“共識”。我當時找到這幾個海事機構的人談的時候，他們一點監管的意識都沒有。甚至他們在發現這個水里面有嚴重污染的時候，他們也去打環保舉報電話，給環保部門說，這個地方有污染，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環境監管的職責。直到我把相關法律法規擺在他覺得面前，他才知道，原來這應該歸我管。而且環保部門排查時發現這艘船，要求海事部門聯合執法，他們不去做。這導致了長達一年時間，沒有把這個事情辦明白。

除了環保領域，食品藥品領域也存在這種前面。2024年中央編辦發布了一個《職責交叉領域調研報告》，其中就提到，食藥領域部門職責重疊率高達34%，高于其他領域均值17個百分點。剛才袁彬教授講到的曝光的案例中也有這個情況，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一頭豬從出生到餐桌，有多少部門管呢？這個問題我在辦一個生豬屠宰案件時專門研究過，比我剛才說的“九龍治水”還要多，一共是11個部門。也就是說一頭豬從出生到進入我們口中，總共有11個部門管，但是往往很多環節管不好，這就是目前監管領域的現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聶輝華教授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講了為什么十幾個部門難以管好一頭豬，他在文章中就講到了一個“共同代理理論”，意思就是說在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監管者越多，目標就越多，被監管者就越是無所適從，最后完成目標的情況就越糟糕。被監管者會在多項任務之間套利，就是看哪個任務好完成、哪個任務完成后得到的獎勵更多，就優先去完成哪個任務，必然會導致其他的環節得不到落實。

共治一池水，需要一場“認知革命”。我想起《韓非子》里的一句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我覺得“源頭治理”不僅是治理犯罪的源頭，更是治理“監管責任模糊”的源頭；而“法治建設”不僅要完善法律條文和規章制度，更要讓每個部門在法律中找到自己的“坐標”。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