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楊燕 北京報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關稅大戰”剛偃旗息鼓，美國“藥品降價”法案風云又起。

近日，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意圖降低藥品價格，稱“從今天開始，美國將不再容忍大型制藥公司牟取暴利和哄抬價格”，要求制藥公司向美國市場提供“最惠國價格”。

特朗普政府表示，衛生部長小肯尼迪將在30天內，為美國所有市場的藥物降價設定具體目標，繞過中間商，直接開啟政府與制藥業之間的談判。

“當前中美之間的創新藥市場和BD交易多數是以license out的形式展開，涉及具體的藥品出口的體量非常小，藥品降價條例如果真的實施，肯定是大型跨國藥企首當其沖，當然，一旦創新藥行業對于未來上市后的藥價預期被打破，那么整個行業從源頭的研發到上市后的定價邏輯可能都會推翻重來”，在談及藥品降價條例對中國創新藥企的影響時，一位創新藥投資人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藥價高地”屢屢失敗的藥價改革

為什么我們要關注遠在千里之外的美國藥品市場的變化呢？近十年來，美國藥價一直居高不下，成就了諸多“藥王”傳說，也成為全球創新藥心馳神往之地。

醫藥市場的商業化和國際化幾乎是不可逆的趨勢，而作為跨國藥企集聚之地和全球藥品價格高地，美國可以說是全球高價值創新藥的風向標和最大的“買單方”。過去幾年內，“出海”二字更是被視為國內藥企破局內卷的不二法門。

熱錢和巨大的市場規模讓美國成為全球醫藥市場高地的同時，也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一件“心病”，就是和新年禮物一樣幾乎每年必達的藥品漲價。

《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稱，早在2004年，美國一位頂尖的癌癥醫生就談到，居高不下的藥價造成美國民眾看病難的問題。10多年過去了，美國藥價依然在瘋漲。以美國邁蘭公司治療腎上腺素過敏的藥物為例，該藥從2007年至今，價格飆升了近6倍。

這一情況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政府不承擔控制藥品價格的角色，往往是由PBM機構受委托與藥企進行單獨議價，在行業發展過程中，藥品返點成為PBM等機構最主要的收入，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下場，合并PBM機構，雙方合力成為高藥價的維護者和得益者。

《美國醫學會雜志》曾刊登了兩位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的文章。文內數據顯示，美國藥品的上市價格中位數從2008年的2115美元，上漲至2021年的180007美元，漲幅近90倍；而藥品的凈價格中位數更是從2008年的1376美元上漲至2021年的159042美元，漲幅高達115.5倍！

無論是此前奧巴馬試圖建立的全民醫保方案，還是特朗普在位期間公布的《美國病人優先》計劃，都無一不面臨著和醫藥巨頭的博弈，與監管程序的拉鋸以及在PBM、保險和藥企幾方互相遮掩下和藥價體系透明度的沖撞。

事實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同樣簽署過一份旨在降低藥價的行政令，最終因被聯邦法院否決而收效甚微，此后美國通過了拜登政府推行的《通脹削減法案》（IRA），也只是針對極少數藥品撕開了一個價格談判的口子。

總而言之，這次藥價改革風波到底是停留在紙面上還是能真正落地，并非一紙行政命令這么簡單的事。

研發創新或被損害

一位醫藥行業分析師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大家往往將美國的一系列藥價改革戲稱為‘美版集采’，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國內的集采方案在價格談判的同時同樣強調‘帶量’功能，而美國相關改革中很少出現此類內容，兩方更大的不同是，醫保基金可以說是國內醫藥行業最大的買單方，而美國醫療體系中商保所占比重近乎一半，它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和全球很多國家不同的是，美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沒有統一的國家衛生保健系統，也就是“全民醫保”這個概念的發達國家。政府運作的醫保計劃更多是針對老年人、殘障人士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他群體更多是通過個人購買或雇主進行投保。

商保的高度發達和支付規模是美國創新藥高速發展的基石之一。正因為美國市場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才會有源源不斷的風投公司和藥企選擇在這里一擲千金。華盛頓智庫衛生開支專家LovisaGustafsson曾表示，“美國消費者正在補貼全球的（醫療）研發。”

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IRA相關醫療控費法案，將在10年內為聯邦政府節約將近2880億美元。

當然，藥價的改革對于壓低未來新藥研發以及藥品投入積極性同樣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美國制造商協會（NAM）就公開表示，藥品價格每下降10%，企業投入的研發經費就會相應減少17%。

對于美國醫藥市場來說，游戲規則如果變了，行業原本的生態環境也將被打破，沖擊產生的余波覆蓋面不會僅限于美國。

更重要的問題是，藥品的直接降價帶來的影響直接命中行業競爭核心。

消費者需要的是更多還是更少的藥物選擇，市場需要的是更多的競爭還是價格控制，行業發展需要的是創新還是停滯？

責任編輯：姜雨晴 主編：陳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