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唱片出版日程時，一個提示映入我眼簾：2026年將屬于哈弗加爾·布萊恩（Havergal Brian）。從沒聽說過這個人？別慌。這是一位寫下了32部交響曲的英國作曲家，有人宣稱他的這些交響曲能夠吸引觀眾重返音樂廳。此類信徒并非孤例。在古典音樂界的邊緣存在著某些信仰團體，為鮮為人知的作曲家搖旗吶喊。單單在英國，巴克斯（Arnold Bax，1883-1953）、班托克（Granville Bantock，1868-1946）、伯克利（Lennox Berkeley，1903-1989）、布利斯（Arthur Bliss，1891-1975）、博頓（Rutland Boughton，1878-1960）和巴特沃斯（George Butterworth，1885-1916）都擁有各自的同好協會，致力于推廣其作品，而這還只是姓氏以B開頭的那部分。

哈弗加爾·布萊恩（1876年1月29日-1972年11月28日）

我曾經有次被人困在商務艙座位上足足兩個小時，聽他宣揚格奧爾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1681-1767）是一位偉大的作曲家，比巴赫和亨德爾更勝一籌。泰勒曼是一位18世紀的管風琴家，曾先后在漢堡的五座教堂任職，他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其為擁有最多編號作品的作曲家，最新統計數字已經超過3000。

前幾天我偶然聽到了一首泰勒曼的長笛協奏曲。他的作品感覺都不是那么重要，認為這位來自漢薩同盟地區的“音符制造者”能夠寫出一首與《馬太受難曲》中的“求主垂憐”或《彌賽亞》中“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相提并論的作品，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那并不會讓我們的泰勒曼樂迷們灰心喪氣，他們正計劃于2031年泰勒曼誕辰之際，在全球興風作浪。

被不公正忽視的作曲家（可縮寫為UNCs）的支持者并非都是怪人。好幾位指揮家——威爾瑟-莫斯特、比契科夫和法比奧·路易西——都曾試圖讓我接受弗朗茨·施密特（Franz Schmidt，1874-1939）的交響曲，這位渴望成為安東·布魯克納的作曲家，曾經在馬勒執掌的樂團里拉大提琴，他了解如何創造出所有正確的聲音，但并無任何新知。施密特指責樂評人扼殺了他的作品。但愿如此。現在執掌柏林愛樂的基里爾·佩特連科也是施密特的信徒之一。

區分偉大作曲家和陪跑者應該很容易。例如，每個北歐國家都有一位巨人。挪威有格里格，丹麥有尼爾森，芬蘭有不朽的西貝柳斯。瑞典是個例外，除非你算上阿巴樂隊（AbbA），或者是阿蘭·佩特森（Allan Pettersson，1911-1980）。

阿蘭·佩特森

佩特森曾在斯德哥爾摩拉中提琴，根據其維基百科條目，他是“最后一位偉大的交響曲作曲家之一，經常被人與古斯塔夫·馬勒相提并論”。這足以讓你學會相信維基百科。試聽佩特森的作品，你會發現他往往以一個令人信服的想法開篇，后來卻變成了含糊不清的喃喃自語。他的《第七交響曲》震撼人心，但他還寫了另外16部交響曲。處于邊緣地位作曲家的一個特征就是他們不知道何時該停手。萊夫·塞格斯塔姆（Leif Segerstam）是一位身處芬蘭的佩特森音樂崇拜者，直到去年去世前他寫出了371部交響曲。

已故作曲家同好會成員們經常會引用馬勒，認為他們所追隨的作曲家的作品也能同樣復活，如同馬勒的音樂從舞臺上消失了半個世紀后才迎來了復興。然而，關鍵的區別在于，馬勒早已名垂史冊，當他在世時，他的音樂已經被廣泛討論，但卻被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主義扼殺。沒有哪位已故作曲家能夠一夜之間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英雄人物。然而希望永存，信徒們永遠不會放棄。

這又使得我們回到哈弗加爾·布萊恩這個棘手案例。這個來自工業城鎮的工薪階層小伙，結婚后育有五個孩子，然后又讓一個女仆懷孕，再生了五個孩子。當地有位贊助人一直為他提供樂譜紙。他在1907年創作的《英國組曲》曾經登上過逍遙音樂節，但除此之外就再無其他響動。1940年布萊恩退休，搬去海邊居住，當他在世期間，每年都會寫一部交響曲；他于1972年去世，享年96歲。憑借他的第一交響曲《哥特》，布萊恩兩次上過新聞，這部作品時長兩個鐘頭，需要三個管弦樂隊和兩個合唱團的參與。1961年有一群業余音樂家首演了這部交響曲，五年后在阿德里安·博爾特爵士（Sir Adrian Boult）指揮下重演，此后每年都有人不斷催促BBC將其納入逍遙音樂節。當BBC于2011年讓步時，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門票銷售一空，因為這座巨大場地的一半都被數目龐大的參演者占據。當樂評人們離開時，他們嘴里嘟囔的是“垃圾”。

哈弗加爾·布萊恩第一交響曲《哥特》在2011年逍遙音樂節演出現場

那場逍遙音樂會的指揮馬丁·布拉賓斯是哈弗加爾·布萊恩協會的會長。布拉賓斯剛剛錄制了他的第六和第十二交響曲，并有望在門檻頗高的Hyperion唱片公司出版一套完整全集。我仔仔細細地聽了，卻并無啟發。有些段落可以說足以與拉爾夫·沃恩·威廉斯的最后幾部交響曲或馬爾科姆·阿諾德的《第一交響曲》媲美，這可是不小的贊譽。布萊恩為木管、銅管和定音鼓創作時信心十足，但為弦樂創作時則略遜一籌：首席來一兩段獨奏倒也不會出錯。

這部《第六交響曲》時長18分鐘，名為《悲劇》，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對比，其次是貧血的英國風格，第三個也是最令人難以接受的缺陷是，并未能表達出悲劇性。我的心弦毫無所動。不過我確信，隨著哈弗加爾·布萊恩協會再次開始游說BBC，這部作品已經列入明年逍遙音樂節的備選名單了。

這種操作也沒啥壞處嗎？讓我困擾的是，人們把太多的注意力浪費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與此同時重要的西方經典作品卻被認為需要添上噱頭才能吸引觀眾。我們曾在倫敦南岸看到過馬勒交響曲被裝點得燈紅酒綠。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交響樂團要演奏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的話，必須加入類似于弗洛倫斯·普萊斯（Florence Price）和喬治·沃克（George Walker）的多元化元素后才能獲得認可。

邊緣作曲家應當有一席之地，它就該在邊緣地帶。我們不該鼓勵虛假的救世主。泰勒曼和彼得森的百年誕辰應當得到慶祝，也應當為弗蘭克·馬丁（Frank Martin，1890-1974）、歐內斯特·約翰·莫蘭（Ernest John Moeran，1894-1950）、阿雷·梅里康托（Aarre Merikanto，1893-1958）和尼可萊·米亞斯科夫斯基（Nikolai Myaskovsky，1881-1950）留有空間，這些人都有各自的同好會，但也不必太縱容他們。交響樂是西方音樂的巔峰。它已經擁有一套經典，在混亂的時代，更需要人們集中關注。余下的部分，就留給布萊恩這樣的日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