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晚，贛州市中級法院發布《情況通報》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依法糾錯，將追責問責。導致如此結果的，是因“上游新聞”5月22日的一篇《人在ICU昏迷，如何做到借錢打欠條？一審法院判他：還錢》的案件報道引發關注。

《人在ICU昏迷，如何做到借錢打欠條？一審法院判他：還錢》的報道文章目前已經找不到了，可在很多自媒體的轉載中，還是可以找到報道的相關內容。

導致一審法院如此判決的，起因是原告起訴時提交了一張和借條同名同姓的被告身份證復印件。據原告講，這張復印件是原告律師“弄錯被告”。

可是，被告在借條出具時的2010年1月已經中風，“搶救20多天后成為偏癱，被定為二級殘疾，十幾年無法出遠門”。被告妻子作為訴訟代理人向法院辯稱被告身患中風落下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而且否認原被告認識，原告從未向被告索要過欠款，借條的內容和簽名均不是被告書寫......

被告妻子稱，其丈夫癱瘓不能出門，未能當庭對質；法院曾經通知其可以申請簽名鑒定，但被告“文化低，以前沒寫過啥字，沒留下舊字跡，癱瘓后寫不了字，做不了筆跡鑒定”；其明確表示及有可查詢的“保險報銷信息”顯示，借條落款日期為2010年1月8日，被告尚在ICU搶救，不可能出現借款情況。

如此的辯稱并沒有阻止一審法院的判決：經審理查明，原被告通過案外人劉某某相識，2010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6000元，并出具借條。因被告分文未還，原告多次催告無果訴至該院。上述事實由雙方身份證復印件、借條等材料證明。一審判決，被告向原告償還26000元，并支付相應的利息。

可是，經記者采訪原告，其要起訴的是贛州市交警部門的公職人員，根本不是癱瘓在床的被告，“兩個人同名同姓，年齡不一樣，是我和律師搞錯了，我真誠地向被告道歉。”

如此的烏龍案件，經媒體報道后迅速引發關注，也引起了正在審理上訴案件的二審法院的處理。根據上游新聞報道，5月24日，贛州市中院相關負責人、一審法院院長、上猶縣公安局相關負責人、上猶縣司法局相關負責人，以及被告的妻子等人，在上猶縣信訪局召開座談會。

一審法院院長就一審錯誤判決向被告及其妻子道歉。司法局人員表示，原告律師“接受委托后弄錯被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將受到“司法懲戒”。二審法院表示，會依法糾錯，一審錯誤判決會被撤銷，并將對相關責任人嚴肅追責問責。被告妻子告訴記者，“法院知錯即改，她很欣慰；對處理結果，她很滿意。”

可是，網友們都在震驚，如此錯誤離譜的事實認定和案件結果，究竟是如何經過一審法院審理下判的？如果不是被媒體報道的話，被告的上訴請求，是否能獲得二審糾錯？即便二審糾錯了，由此給被告造成的訴累和費用，應該由誰承擔？

都說法院審理案件是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十五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審核證據，可是，很多律師及近些年經歷過司法訴訟的，對于出現這樣的司法過程及結果，應該不會感到意外。

猶如本號此前在《遭遇“江湖式”法官審案，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訴訟最怕】你提交了關鍵證據，判決書卻不提不理》、《法官現場炒辣椒聽狗叫成了典型案例，當年這是司法普遍現象》（點擊藍色字體可閱讀）等文章中寫過的：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隨著法院辦案越來越強調當事人舉證、庭審查明事實，法官越來越多的是從法律院校科班畢業，開始從不經過書記員階段的直接從法官助理中產生，習慣了待在安檢標準森嚴門禁關卡嚴密的法院辦公樓里坐堂辦案，親臨案發現場勘查、查明案件事實這一辦案方式，在某些法官那里，越來越生疏，甚至有人產生了抵觸心里。

法官親臨現場以炒辣椒檢驗房屋異味、查聽狗叫聲音查驗擾民情況，這些本應該普遍性、必要性的辦案方式，居然成了需要登上最高法院官宣、入選人民法院案例庫的“先進事跡”時，說明法官的司法辦案，已經脫離社會大眾生活已經很遠了。由此產生的的事實認定、辦案結果出現常識性、極端性的錯誤，還是意外嗎？

具體到本案，如果拋開媒體報道引發關注后的處理結果，只是一味的強調原被告舉證責任、法官絲毫不想調查核實原被告的舉證內容，出現被告否認借條內容真實性就推給司法鑒定，如果被告不申請或是不能做出司法鑒定，就推定原告主張的欠款內容成立，這難道不是很多法官普遍性的“標準”辦案方式嗎？

上級法院《情況通報》中的，“將對相關責任人嚴肅追責問責”，可在很多法院人員那里，并沒有得到錯誤認同。例如，有人的留言是，“原告提供的借條和身份證號碼、復印件，被告不出庭，缺席判決的，一審有什么問題嗎？”；“原告提供了被告信息，提供借條，被告缺席，你原告自己都向法院提交錯誤的信息，跟一審法官有什么關系？”；“二審予以糾正就可以了，一審法官有什么錯，要追什么責？”；“這也要處理一審法官？原告提供借條及同名同姓的身份證號碼，你是法官該怎么判？”......

從上述這些明顯帶有法院人員口吻的留言看，是不是仿佛看到了一個跟當事人司法訴求、公正渴望、法律期望等，根本不在一個認識頻道乃至不同世界的感覺？身居安檢森嚴門禁林立、辦案電話幾乎打不通、只在開庭時才接觸當事人的法官們，很多已經習慣了辦案方式是深居簡出、坐堂辦案，大不了來一句“不服的去上訴去申訴”，哪里還知道辦案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結果不能違背社會常識？

此前出現的法院自己推出的普法案例屢屢翻車，諸如“兩名初中生“解鎖”維修新能源，被判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家長校門口攔住欺負兒子的同學問話被拘留10天，法院判決拘留合法”、“老人捕魚0.8公斤被判拘役兩個月”，“家長起訴擇校費遭遇法院以濫用民事權利駁回起訴”等等，再到最新的“青島行人相撞案”法官電視臺普法大翻車，無不在警示一些法官的“閉門造車”式辦案方式，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司法的公信力。

猶如上游新聞報道的，座談會上，被告妻子提出，“接到一審開庭通知后，她先后奔波于村委會、醫院、法院、保險公司、律所等地，不僅耽誤了上班，還支付了交通費，法院理應賠償。”有幾個法院人會體會到案件當事人在面臨一個司法訴訟時的艱難？真正的將“如我在訴”體現在辦案過程中？

舉一個親身經歷：親戚的樓上滲水案件，庭前調解的時候，煙語君向法官申請稱，能否約個時間，親戚想要見見法官，說說案情。女法官的答復是，千萬別讓他來，我很忙的，來了也沒空接待；老人來法院出了問題是你們親屬的責任，跟我沒有關系。這還是一個屢屢受到辦案先進表彰的法官說的！

聞罷此言，煙語君不由的哀嘆，法官連案件當事人都怕見拒見不見，又如何明白當事人真實的訴訟需求，如何讓裁判結果讓人心服口服呢？如此的自我封閉司法辦案，如何讓法官的辦案結果，符合社會大眾的普遍性認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