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關鍵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1923）的核心任務可概括為破除封建桎梏、構建現代文明體系。這場運動通過"人的解放"這一終極目標，完成了對中國傳統文明體系的解構，并為現代中國文明轉型奠定了思想基礎，塑造著中國的文化基因與社會結構。

五四新文化運動通過思想啟蒙、社會運動與個體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對包辦婚姻發起了系統性批判與革新。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借"吃人"隱喻揭露包辦婚姻對個體精神的摧殘。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系統引入西方個人主義婚姻觀，易卜生筆下勇敢追求個性解放的娜拉形象引發社會熱議。陳獨秀批判宗法制度對女性權利的剝奪，提出"個人獨立人格"應高于家族倫理。李大釗將婦女解放與文明進程掛鉤，斷言"婦女不解放，中國文明就是半身不遂"。這種思想解構動搖了"父母之命"的合法性根基。

1921年湖南長沙趙五貞自殺事件引發全國討論，《大公報》連續刊發20余篇評論，毛澤東連續發表10篇評論，稱其為“萬惡社會”的犧牲品，推動司法界開始受理自主婚約訴訟。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包辦婚姻問題提升為關乎國家命運的社會革命議題，深刻動搖了傳統倫理的根基，為現代婚姻觀念與法律改革開辟了道路。《中華民國憲法》（1923年）首次確立婚姻自主權，《中華民國民法》（1930年）確立婚姻自由原則，標志著中國傳統家庭制度開始向現代契約關系轉型。

讓我們通過深入詳細地研究幾個案例，比較一下五四先賢是如何處理與包辦婚姻的原配妻子的關系：

魯迅的冷酷

魯迅（1881.9.25—1936年10.19）的原配夫人朱安，1878年出生于浙江紹興，比魯迅大三歲，父親經商，家境優越。朱安的爺爺中過舉，后在揚州當小官。由于舊社會重男輕女，朱安沒有讀過書，不識字，5歲被迫裹腳。

1901年4月，魯迅母親去朱家“請庚”，為長子魯迅定下與朱安的親事，那一年朱安23歲。當時魯迅的父親已經去世，家境貧寒。由于周家籌集不到定親所需的禮金，魯迅的母親遲遲沒有下聘禮。這一年，魯迅從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南京市察哈爾路37號，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內）。畢業了，魯迅拿到了赴日留學的獎學金。不久，魯迅正式赴日本留學。

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魯迅對母親的包辦婚姻很不滿意，但他是孝子，不忍讓母親傷心，便沒有退婚，一直拖著不與朱安結婚。1905年，魯迅通過母親向朱安帶話，要朱安放腳，然后進學堂讀書。這時朱安已經27歲了，雙腳是畸形的，根本不可能復原。再說舊社會一個女子，這么大年紀去哪里讀書？朱家拒絕了魯迅的要求。

1906年，媒人催促魯迅母親：人家姑娘等了這么多年，眼看就30歲了，你們周家不提親，人家姑娘怎么活？魯迅母親只好向遠在日本的兒子拍電報，謊稱自己患了重病，將魯迅騙了回來。為了照顧母親的面子和身體，魯迅沒有反抗這樁包辦婚姻。7月6日這天舉行婚禮，魯迅穿著新禮服，聽從司儀的安排，順利完成了繁瑣的婚禮。朱安是魯迅經過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是擺過酒席，有父母見證、有婚禮儀式迎娶的女人。

朱家對于嫁女非常重視，準備了一張精致的雕花婚床，其他嫁妝也非常豐厚。新婚之夜，魯迅第一次見到朱安，對這個舊式女子沒有絲毫感情。他在婚房里坐了一夜，心里非常悲涼，眼里一直在流淚。朱安感受到了丈夫的冷漠，淚水在眼里滾動。婚后第二天晚上，魯迅睡到了母親的房間里。婚后第三天，魯迅就離開紹興返回日本留學。

當時周家的經濟很拮據，靠收一點地租維持生活。婚后為了省錢，朱安將陪嫁丫頭送回了娘家。朱安性格溫和，逆來順受。她覺得自己嫁入周家只有兩個責任：一是生一男半女延續香火；二是照顧婆婆。朱安賢惠、善良，與婆婆相處很融洽，魯迅母親對這個兒媳很滿意。

1909年7月，魯迅結束日本的學業回國，在杭州教書。他住在學校里，平時很少回紹興，即便回來了也不與朱安同房。某個夜晚，朱安終于忍不住沖進魯迅的書房，從背后緊緊抱住他，哀求道：“請和我生個孩子吧。”誰料，魯迅一聽猛地推開她，臉色鐵青，厲聲呵斥：“給我滾出去！”

1910年，魯迅回到紹興教書，走回家只需要20多分鐘。但他堅持住在學校，為的就是躲避朱安。魯迅對朱安始終冷淡。他白天教書寫作，夜晚獨居書房；朱安則恪守舊禮，每日晨昏定省，為魯迅端茶送飯。生活中，兩人唯一的對話，常以魯迅的敷衍終結。

1912年5月，魯迅被調到北平的民國教育部工作，朱安見丈夫一面更難了。魯迅偶爾回紹興，與朱安也無話可說。與其說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妻子，不如是一個幫他照顧母親的傭人。

1916年，魯迅的母親迎來60歲生日，魯迅趕回紹興。這次他在紹興住了4個星期，母親逼他晚上住到朱安的房間里，但魯迅沒有與朱安同房。

1919年，魯迅將母親接到北平，朱安也跟過去照顧婆婆。朱安與魯迅各住一個房間，始終處于分居狀態。

1923年夏，魯迅和二弟周作人反目，一氣之下魯迅決定搬家，當時魯迅征求朱安的意見，是回娘家還是跟著一起搬家，朱安果斷決定愿意跟隨魯迅一起搬家。朱安的職責就是做飯、搞衛生、照顧婆婆。朱安找了一個大文豪丈夫，但她給紹興娘家寫信，卻要去找街坊鄰居幫忙。可以看出，朱安在魯迅心目中沒有任何份量，朱安與丈夫有著深深的鴻溝。為改變丈夫的態度，朱安為他縫制布鞋、烹制家鄉菜，甚至像他說的偷偷學一些字。

1924年，魯迅在北平的西三條買了一個小四合院，一家人在這里安頓下來了。魯迅患有肺病，病情發作時經常大口吐血，朱安就給他做流質食物，給他泡藕粉喝。魯迅家里來了客人，朱安做好美食之后，只送出廚房，讓魯迅或者婆婆端過去。朱安知道，丈夫嫌她沒文化、小腳，她不想在客人面前給丈夫丟臉。

1925年，一個叫許廣平的女學生經常來魯迅家中。許廣平比魯迅小17歲，在北平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讀書，是魯迅的學生。女性的直覺告訴朱安，丈夫與許廣平的關系不同尋常，她的心里有一絲刺痛。

由于心理壓力太大，1925年9月，朱安患上了嚴重的胃病，醫生一度懷疑她得了胃癌。魯迅幾次向醫生詢問朱安的病情，卻很少在朱安的病房里停留，朱安躺在病床上，心里萬分悲涼。

1927年1月，由于時局的原因，魯迅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許廣平跟在身邊當助教，兼廣州話翻譯。朱安與婆婆留守北平。在廣州，魯迅與許廣平租房同居了。幾個月后，魯迅去上海工作，又與許廣平在上海同居。朱安覺得自己這輩子再沒指望了，孤獨和痛苦錐心刺骨，朱安經常糾結流淚到天明。

魯迅手書

1929年，魯迅與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降生。朱安覺得周家有了男丁繼承香火，婆婆的心情會好一些。只要婆婆健在，魯迅就

會回北平，自己依然是他名義上的妻子。

1936年10月19日，魯迅不幸因病在上海病逝。到了抗日時期，朱安生計艱難，常常餓肚子，不過她從未變賣魯迅的遺物。一直到1947年，朱安在北平孤寂離世，臨終希望和先生同葬的遺愿也沒有實現，葬于保福寺外且無墓碑。

魯迅面對母親安排的包辦婚姻，雖接受但始終疏離。他與朱安形式上維持婚姻，卻拒絕同房。一直沒有解除與朱安的婚姻關系，但長期冷淡相待。魯迅通過與許廣平同居表達對包辦婚姻的抵制。他稱傳統婚姻為“犧牲”，并在雜文中批判其對人性的摧殘，但始終未與朱安離婚。

胡適的容忍

故宮博物院珍藏一張胡適的全家福：小腳婦人端坐于太師椅上，有一家之主的風范，胡適和兒子則規規矩矩地垂手立在兩旁，他的目光中還透出幾分惶恐。這張照片構成新舊文明共生的隱喻。

胡適一家

1902年，11歲的胡適（891.12.17—1962.2.24），隨母親到姑婆（江冬秀的舅母）家看社戲。江冬秀的母親見他長得清秀，又懂禮數，很是歡喜，有意招他做女婿。江家是安徽旌德縣的名門望族，也是仕宦之家，經濟條件很好；家道已經中落的胡家條件相對差一些。但是，胡適的母親開始并不愿意，因為江冬秀比胡適大一歲，而且屬虎，命比較硬。在江冬秀的母親堅持下，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就這樣由兩位母親定了下來。

1904年，胡適13歲時，隨同父異母哥哥到上海讀書。在他臨行前，母親就讓他和江冬秀訂婚了。在無可無不可中，胡適接受了這份“母親的禮物”，主要是因為對母親的感恩和孝順。他母親年輕守寡，把他拉扯大，實在不容易，而胡適又是一個感恩和孝順的孩子。

1908年秋天，江家辦了嫁妝，胡家備了新房，要胡適回家成親。胡適不愿意，理由是男子漢先得學業有成。

1910年9月，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可情竇初開的江冬秀有點按耐不住了，也顧不得沒過門媳婦的臉面，在家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姑娘，到未婚夫家什么都干；還與未來婆母拉家常，拉進兩人的感情。后來，為了照顧胡母，江冬秀干脆住進胡家。經過相處胡母也打心眼里喜歡這個未過門的兒媳婦。所以，便開始催胡適早日完婚。

1917年，胡適完成博士學業，按母親的愿望，從美國回來結婚。經歷了漫長的十四年，在胡適 27 歲時才終于與這位“小腳夫人”正式成親。胡適婚前與江冬秀沒有見過面。

1918年冬，江冬秀從老家來到北平與胡適共同生活。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總是伴隨著他。一個小腳女人，大字不識幾個，從鄉下來到京城，還走進了文人堆里，照理說應該怯懦，或者說畏畏縮縮才是，但江冬秀卻沒有，她反而以一個女主人的姿態與京城的一幫子作家教授打交道，她不造作，不虛偽，完全以本色示人，將日子過得風生水起。

1923年，胡適到杭州療養，在這里他遇到了“真愛”曹誠英。胡適租下杭州南山煙霞洞的兩間小房，與曹誠英過起了神仙眷侶生活。

1924年春，胡適回到北京，開始向江冬秀提出離婚。也許江冬秀對丈夫的行為早有耳聞并做好了應對準備，或許是江冬秀天性果斷、潑辣，總之，胡適要求離婚的話剛一說出口之后，江冬秀既沒有痛哭流涕地哀求，也沒有追問自己到底錯在了哪里，她只是干脆利落地抄起了刀，聲稱要殺掉胡適的兩個兒子，然后自殺，這才嚇住了胡適。

后來，江冬秀還撞見胡適與曹誠英往來，就威協：“你要還和她攪在一起，那我便到你的學校去鬧，到《新青年》去鬧，讓蔡先生和陳先生，給我們母子做主。”胡適從此再也不敢提出離婚。

江冬秀并不完全靠著彪悍作風留住胡適。江冬秀算得上賢惠的妻子，幫忙照顧著胡適的母親，能燒一手噴香的“徽州”菜，對丈夫的起居生活更是無微不至，也很懂節制。她極重情義，胡適的大哥病重時，她悉心照料；胡適的弟弟患有精神疾病，兩人就共同照料了他多年，直至去世；她持家有道，相夫教子恪守道婦，胡適可以安心做他的學問。

她曾花5個月時間回老家幫胡適把祖父母及父母的墓分別修成合葬墓。日常她關心著胡適的健康，只要他在家吃飯，就很樂意下廚做最可口的徽州菜來服侍他。每每外出怕他迷路，心細到在他的衣服內縫一個小口袋，放上零錢方便他應急坐車回家。

江冬秀對胡適的工作充滿敬畏。在戰爭年代，江冬秀每次逃難，總是隨身攜帶著滿滿數十箱沉重的書籍。因為她知道，這些書籍是作為學者的丈夫的命根子，是不能丟的。

胡適與江冬秀其實也有精神上的契合。江冬秀支持他專攻學術，經常勸說胡適“千萬不可做官”。她在信反復中叮囑：“再不要走錯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毀在這個年頭上。”江冬秀愛胡適是發自心底，但是她從來都不卑微求愛，不管胡適的官職、名氣有多大，她從來都不會刻意討好。

晚年的胡適的身邊有很多緋聞女友，徐方，洛維茨，陸小曼等人，但是他最后還是和江冬秀相依相伴48年。胡適和江冬秀，可以算是先婚后愛，訂婚十多年都沒有見過幾面，可是婚后江冬秀不斷和胡適磨合，他們把這場不被人看好的包辦婚姻，過成了一段佳話。

江冬秀以"悍婦經濟學"打破封建婚姻的零和博弈，在男權社會為女性劈出生存空間。胡適從抵觸包辦婚姻到公開稱“冬秀比我更懂人間”，完成從新文化旗手到傳統家庭守護者的身份轉換。他們的婚姻證明，在時代劇變中，傳統與現代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可能通過智慧碰撞出新的生存范式，責任倫理與情感需求的動態平衡，他們婚姻本質是“傳統方式完成的現代革命”（唐德剛）。

胡適演講集

在漫長的人生歲月中，江冬秀和胡適逐漸磨合成了一對彼此依賴的恩愛夫妻，幸福夫妻。二人的包辦婚姻之所以能夠善始善終，不得不說，這里面有胡適天性善良的原因。李敖曾感嘆說：“見過江冬秀，才知道胡適的偉大。”張愛玲曾羨慕地說：“胡適和江冬秀的婚姻是罕見的幸福的包辦婚姻。”唐德剛說江冬秀“成了傳統中國最后一位福人。”婚姻的幸福，不在學歷與地位，不在于形式是否自由，而在于你是否具備守護它的智慧與勇氣。

71歲那年，胡適走了，江冬秀傷心欲絕，一度暈厥，不得不接受離別。在安葬胡適之時，她將胡適的初戀情人韋蓮司的照片，放入了胡適的棺中，大概是希望他的靈魂不至寂寞。13年后，85歲的江冬秀也走了，和胡適一起合葬。

傅斯年的決絕

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傅斯年（1896年3.26—1950.12.2），字孟真，祖籍山東。傅家是書香門第，明清聊城八大家之一，興于明朝，盛于清朝。匿跡于民國晚期。傅斯年先祖傅祥是傅氏聊城分支的第一代人，參加清朝開國科舉考試成為狀元。自此以后，傅氏家族都是官宦之家，后人仕途之路正式開啟。

傅斯年繼承了家族優良的基因，自小帶有慧根，尤其是在國學方面極具天賦。傅斯年早年喪父，他的功課主要都是祖父和母親教導和監督的。在祖父和母親的熏陶下，傅斯年的國學知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父親學生的幫助下，傅斯年開啟了天津求學之旅，學習西方課程。1911年12月，不滿16歲的傅斯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萃結婚，這是一樁包辦婚姻。丁蘸萃長得并不丑，而且還略通文墨。接受新式教育的傅斯年，不想結婚，但是母命難違，而且給他安排婚禮的是祖父。所以，傅斯年哪怕再不愿意，也只能和丁蘸萃結婚，一直保持著這段婚姻20多年。他對自己的妻子真沒什么感情，只能選擇逃避。讀書期間，他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

腦袋靈光而又刻苦認真的傅斯年，一直勤于治學，不負眾人所望，18歲考入原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預科，20歲升入北京大學國文門，1918年憑借優異的成績畢業。在大學時期，傅斯年備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國學大師劉師培等人的器重和青睞。傅斯年曾任學生會會長，結交了一群仁人志士，他們在歷史的變革中立下了豐功偉績。

毛澤東贈與傅斯年的詩手書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濟南參加山東官費出國留學考試，成績優異，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們都不主張錄取，因為他是《新潮》（《新青年》最堅定的同盟軍）主編，“五四”游行總指揮，是鬧事的激烈分子。北京大學學長、時任山東省教育廳科長陳雪南力排眾議，傅斯年有驚無險，最終過關。

傅斯年在出國留學之前回山東老家，泡了兩個月的“溫柔鄉”后，立場明顯松動軟化，他對丁馥萃曾有好感和留戀。

25歲的傅斯年先去英國留學（1919-1923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等課程，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生院，研究領域擴展至數學、物理，并接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勃朗克的量子論，以求科學救國。離開英國后，傅斯年前往德國留學（1923-1926年），在柏林大學研究生院專攻比較語言學，研究語言文字的演變與考據，為其后來在史學、考古學領域的成就奠定基礎。同時，傅斯年兼修哲學，深化對中西學術思想的理解。傅斯年深受同學陳寅恪、俞大維等學者影響，廣泛涉獵西方哲學、科學理論，形成“通才”特質。傅斯年通過英、德六年的跨學科學習，融合科學方法與人文考據，塑造了其獨特的學術風格，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

1926年，傅斯年回國后，創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推動殷墟甲骨發掘、明清檔案整理等重大研究，成為中國現代史學與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先知先覺的傅斯年，手執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魯迅），

傅斯年對包辦婚姻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并積極尋求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傅斯年和丁馥萃在一起的時間，都在商討離婚的事情。當然，丁馥萃自然是不同意的離婚的，在傅斯年出國求學期間，丁馥萃侍奉傅母盡孝。在婚姻存續20年的時間，傅斯年和妻子都在進行一場拉鋸戰。

1934年夏，傅斯年下定決心了結這樁封建舊婚姻，通過胡適和丁文江的斡旋，獲得一筆數目不小的貸款作為分手費，當做“青春補償費”交給原配丁蘸萃，這樁維持了22年的封建舊婚姻才畫上了句點。離婚后丁馥萃一直未再嫁，傅斯年對“離婚的事，至今不免內疚”。

出人意料的是傅斯年追尋幸福的速度實在太快，在好友俞大維的介紹下，認識了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同年8月，傅斯年與比他小十歲的俞大綵結婚。這位出身紹興名門的新女性，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外語系，不僅精通英文，還寫得一手好文章，是遠近聞名的才女。俞大綵的父親俞明頤曾任湖南陸軍小學堂總辦，培養了程潛、唐生智等民國將領，母親則是曾國藩的嫡親孫女。

俞大綵賢淑聰慧，不以名門望族自居，也不強勢要求傅斯年遷就她。她給傅斯年帶來溫暖和幸福，使他得到許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勵，是他的“佳偶”與賢內助，釋放他的工作效率，可以心無旁騖從事學術研究。傅斯年與俞大綵從自由戀愛到結婚生子，度過了16個春秋歲月，雖經歷“貧賤夫妻百事哀”，但換來“夫妻恩愛萬事興”，成就了一段佳話。

抗戰初期，出于安全考慮，傅斯年不得不讓俞大彩帶兒子前去投奔娘家。在這期間，俞大彩一人帶著孩子過著艱難的生活。對此，傅斯年一直愧疚不已，還專門畫了一幅兒子行程圖，來記錄俞大彩和兒子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傅斯年此舉，也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俞大綵為自己所受的苦。大戶出身，且從未受過經濟之苦的俞大綵，在這段時間真正難受到了困苦的滋味！俞大綵在回憶與傅斯年在重慶郊區山中養病的情形時說：“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但即便家里已經沒米下鍋了，俞大綵仍會偷偷瞞著傅斯年到處籌錢，生怕影響傅斯年養病。傅斯年病愈之后，再未讓俞大綵借過錢。雖然一家的生活不再如之前那樣艱苦，卻也同樣捉襟見肘。

可貴的是，夫妻倆始終相濡以沫，俞大綵對于這種生活，也從未有過絲毫怨言。傅斯年雖一直不間斷地生病，但在任何時候，都不忘與俞大綵相互加油打氣。平日里，生活中只要有值得高興的事，他們總是互相分享著，細細咀嚼著，仿佛他們生命里，除了幸福快樂再無其他。傅斯年與俞大綵的境界，讓人欽佩！

作為第一批接受新思想的代表，傅斯年對女性有著額外的尊重。他支持俞大綵的社交活動，甚至在臺灣大學任教時，主動幫妻子整理教案。當學生問及"傅師母是否也治學"，他總認真糾正：“要稱俞教授”，她在外語系的成就，不輸任何學者。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操勞過度并發腦溢血死亡后，俞大彩肝腸寸斷，怎么也想不到，相伴才16年的傅斯年，竟就這樣離開了自己。傅斯年與俞大綵在困苦中始終包容、理解，用愛譜寫了傳奇！

綜上所述，五四先賢三人處理包辦婚姻的方式折射出不同價值觀：魯迅的冷酷體現新舊撕裂的痛苦，胡適的包容展現知識分子的責任倫理，傅斯年的決斷則彰顯個體自由的覺醒。這種差異既受個人性格影響，更與時代思潮密切相關、共同構成民國知識分子婚姻觀的復雜圖景。他們的行動和思想深刻反映了新舊文化沖突下的個人選擇與社會變革的張力，這種掙扎恰恰反映了新舊時代交替中知識分子的探索與局限。他們的實踐雖不完美，卻為后來的婚姻自主觀念奠定了基礎，不僅是對封建倫理的宣戰，也為現代中國的性別平等開辟了思想路徑，推動了中國社會從家族本位向個人本位的轉型。

作者：東南一葉，工科出身，學術執業，愛好文史，有民國人物傳記與藝術游記多篇文章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