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截取于視頻）

日前，在某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作為評委之一的作家余華坦言：“現在再去寫《活著》，我已經寫不出來了。”究其原因，他歸結為：因為我們的時代在變化，年齡也在變化，對生活的感受也在變化，你所接觸的人也在變化，所以一切的變化都會導致你回不去了。

早在2013年，余華的長篇小說《第七天》一上市就受到“炮轟”之初，我在一篇《余華近年長篇創作屢遭慘敗，皆因沒有規避自身的“短板”》中指出：“從《許三觀賣血記》取得成功之后，在離當前的這15年時間里，他雖然生活在中國‘當下’，但由于身份和地位‘迥異’，已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介入’。”

當然，這并非余華一個人的遭遇，國內大多數作家成名后，都面臨著跟他相同的困境。譬如，好些年前，單位里訂著一本《小說月報》，我翻了一下，有蘇童的一篇小說，讀后大吃一驚，那哪里還像小說？如果把小說比喻成酒，那簡直就是加了幾滴酒的一桶水，跟他的代表作《妻妾成群》已有著云泥之別。

這也就是說，國內的大部分作家，剛開始寫得比較出色，但后來越寫越差，到了晚年差不多就廢掉了。最典型的案例是劇作家曹禺，他年輕的時候寫的《雷雨》非常成功，后來雖然也寫過幾部話劇，但跟《雷雨》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基本上已引不起什么反響。特別是到了晚年，再也寫不出作品來，深陷于痛苦之中。

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主要是“文學土壤”的問題。像國內當前的一批作家，大都出+身于底層，“耕耘”的第一塊“土壤”，也跟底層生活息息相關。可成名后，由于命運發生了改變，生活和環境都跟著發生了變化，意味著他們得告別之前的那塊“土壤”。可他們不愿意放棄或找不到新的“土壤”，從而再也產不出優質的“農作物”。

對于這個問題，我在前幾年的一個文學講座《尋找文學的方向》中，有過比較詳細的分析，現節選有關的部分附在后面，供廣大作家朋友和文學研究者參考，以期起到“投石問路”“拋磚引玉”的作用。

——盧江良，2025.5.28于杭州

附：

●《尋找文學的方向》（節選）

尋找文學的方向（節選）

□盧江良

1

……（刪除1章）

2

接下去，我就著重講如何尋找文學土壤的問題。

我這里說的“土壤”，說破了，就是“題材”。

其實，每個作家，如果經歷和認知的不同，文學的土壤也會有所不同。

比方，你是一個歷史教師，你去寫歷史題材的文章，相對于一個教數學的，就便利多了。所以，對于一個教歷史的作家而言，歷史題材就是他可以找的土壤。

……（刪除2段）

以我自己為例，我是農村成大的，農村題材自然就是我的土壤，如果我一定去寫軍事題材，那就是找錯了土壤。當然，你如果對軍事題材非常有興趣，你也可以去寫那類文章。但在寫之前，你應該做足功夫，你得吸收大量軍事類的知識，甚至去親身經歷或體驗。

記得，我有一個文友，是在縣城長大的，師專畢業后，分配到機關工作，平時愛好寫作，寫一些小公務員方面題材的小說，應該說比較對口。當年，我的小說在國內引起比較好的反響的時候，他跟我說，也想寫我在寫的那種小說。我問他，你有我這樣的生活經歷嗎？你的生活有我這樣豐富嗎？他說，沒。我就建議他，那你還是不寫為妙。

我說為什么我可以寫那種小說？那是因為由我的生活經歷決定的。我是農村長大的，我高考那年，因為之前的那場運動，文科生限招，我就讀的那所高中，好幾年只錄取過一個文科生，加上高一時我生了一場重病，身體一直很虛弱，所以也就落榜了。

因為在高二時，我已開始練筆，夢想成為一名作家，落榜后，我放棄復讀，比較幼稚地認為，當作家不會比一般的大學生生活得差，所以就一邊打工，一邊努力地寫作。我曾在老家的印染廠當過水洗工，跟我大姐夫到杭州做過室內裝修工。記憶最深的是，在做室內裝修工的時候，每天收工都是深夜了，我大姐夫他們睡了，我還要趴在地板上寫日記，寫著寫著睡過去了，等醒過來的時候，人還趴在地板上，手里握著筆，但日記還沒寫完，于是再繼續寫……

后來，為了體驗更多的生活，到廣州去打工，先在一些商店打工，后通過競爭進入嶺南美術出版社《今日裝飾》編輯部。應聘前，我先從《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上抄摘了近十家招收文字編輯、文案策劃一類的單位，向商店經理請了假，由在廣州長大的堂弟作陪，騎上三叔的那輛破腳踏車，“按圖索驥”，前往應聘。可我們奔波了將近一天，應聘了七八家單位，因為我沒有工作經驗，不具備大學本科以上學歷，都不約而同地將我拒之門外。快到傍晚了，我垂頭喪氣地對堂弟說算了。堂弟也已疲憊不堪，但他瞟了眼手腕上的表，勸阻我說：“離下班還有半個多小時，去完最后一家吧！那兒離這里不遠，穿過兩條馬路就到。”我想那就再去一下吧……結果， 正是這次應聘的成功，改變了我的人生，從此我一直從事文字工作。

因為我二十歲之前，一直在農村生活，二十歲以后，我開始以農民的身份打工。所以，我把農村題材和外來打工者題材，作為了我的文學土壤。

……（刪除1段）

但尋找到的土壤，有時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就存在二次尋找的問題。

比如，余華在小鎮上長大，所以他寫的小鎮生活的小說很到位，像《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都非常成功。但后來，他離開了小鎮，整天飛來跑去在城市和國外游走，而小鎮的生活在不斷改變，他再去寫小鎮就不適合了。這也就是說，他的文學土壤已發生了變遷，小鎮已不再是他的文學土壤，所以他只得重新尋找。但他的失誤在于，他找了底層打工者生活這么一個文學土壤，像他近十年寫的《兄弟》和《第七天》都是這方面的，所以寫得沒像以前那樣成功。

為什么失敗？因為他現在找的文學土壤，其實不是他適合寫的文學土壤。你們想一想就知道了，他十多年前獲得大名聲之后，作為自身已不是底層打工者了，而且他成天在城里過著富足的生活，開開會，做做講座，去外國訪問訪問，跟底層打工者的生活相差十萬八千里，他再去寫底層生活的文章，當然就顯得比較假了。所以，我覺得他如果寫他目前過的那種生活的那類人的小說，也許可能會再次獲得成功。

再回過頭來講我自己，我寫了十多年的農村和打工者的生活，寫的小說應該也引起了較好的反響，評論家張檸還撰文稱我發現了一個新的鄉村，說我是“當代中國鄉村的發現者”。

但實際上，早在幾年前，我已經不怎么寫鄉村了，為什么？因為我已二十多年沒在鄉村生活了，鄉村在不斷變化，但我的認知還是二十多年前的鄉村，再寫下去，我筆下的鄉村會越來越脫離現實的鄉村，會越來越假。

所以，這幾年我在尋找新的文學土壤。我尋找的新的文學土壤，就是像我這類人的生活，就是遠離鄉村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人群。

不過，這個尋找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因為我們這樣進行的是二次尋找，做起來就更加艱難。也因為艱難，很多作家后半輩子就廢掉了，晚年非常痛苦。比如，曹禺，他寫的《雷雨》非常成功，但那是他年輕的時候寫的。他寫的《雷雨》，是他第一次尋找到的文學土壤，所以非常出色。但后來因為生活經歷的改變和環境的變遷，他就失去了以前找到的文學土壤，再也找不到適合他的文學土壤了，所以他后半輩子幾乎沒寫出什么有影響的作品。

這個方面，外國的作家情況不同，他們寫作前后，包括成名前后的生活變化不是很大，土壤還是那塊土壤。所以，他們能一直在某塊特定的土壤里耕耘，直至老邁到寫不動為止，甚至于寫到生命終止。

像中國的作家，很大部分，剛開始的時候寫得比較出色，后來越來越差，到晚年根本就廢掉了，為什么？因為中國的作家開始寫的時候大多數還是底層人士，所以尋找到的第一塊文學土壤，是底層生活的，有鄉村的，有工廠的，有打工的，有知青的。但寫出名了，他們的命運就改變了，要不當了官，要不發了財，地位改變了，生活和環境都發生了變化，這也意味著都告別了第一次找到的文學土壤。但他們又不愿放棄那方讓他們取得成功的土壤，繼續在那上面不斷耕耘，結果讓那方土壤變得越來越貧瘠，那產出來的東西自然也就不可能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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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1章）

▲2019年應邀為蒼南縣新聯會作題為《尋找文學的土壤和良知的重量》的講座（講座后合影）

▲2019年應邀為杭州市臨安區文聯作題為《尋找文學的方向》的講座（講座現場）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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