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王國維，大家都知道他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他畢生治學，疏于交際，但其一生中，他有幸遇到一個貴人，從相遇、相識、相知，直至成為莫逆之交，這個人就是羅振玉。

他們互相扶助，成就了流傳于世的羅王之學；他們也因為政治走向和兒女姻緣的爭端，結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誼，分道揚鑣，自此天各一方。

羅振玉和王國維

上海初識

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國維出生于浙江海寧州城。王氏家族世代書香，家學淵源及學人輩出的海寧鄉風，對王國維的成長和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892年7月，王國維入州學，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此后曾兩次應鄉試，但不幸都落榜了，遂于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

為了養家糊口，他在鄉間謀了一份教書先生的職務，后因同鄉許家腥辭去《時務報》文職書記一職，便介紹他去上海接替自己的職務。

當時的王國維自是欣然前往，這是他學習新學的一次絕好時機。他滿懷希望的來到上海這個可以施展抱負的城市，接受了學習新學的機會，在這里結識了康門弟子歐榘甲，并師從于他。

遺憾的是因為《時務報》內部的“浙派”和“粵派”之爭，梁啟超、章太炎和歐榘甲等先后離開了《時務報》，所以他還來得及與歐榘甲有太多的交往，更沒有見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啟超先生。

當時管理《時務報》的汪康年和汪詒年兄弟并沒有看重王國維的才華，給予王國維的薪水也要比前面的職員少得多。為此，王國維感到很苦悶，理想的陽光實在難以照進現實之窗，幾次想要離開《時務報》，由于要學習日文，不得已才繼續工作，過著得過且過的日子。

也是在此期間，王國維遇到了對他一生很重要的人物——羅振玉。

羅振玉也是浙江人，他比王國維大11歲，在15歲時考取了秀才，但在鄉試中卻落榜了。他與王國維一樣，也毅然決定從此不再參加科舉考試，選擇他喜愛的金石文史，并在這方面深有造詣，成為當時名震一時的年輕學者。

甲午戰爭之后，羅振玉致力于新學，他自籌資金創辦了學農社和《農學報》。看到當時日本因明治維新擺脫了積貧積弱的狀態后，他認識到翻譯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經驗介紹到中國來是當務之急。

于是，他自己出資聘請日本人藤田劍峰翻譯東洋的農學著作，并成立了學習日文的東文學社。

當王國維看到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在鄰近的新馬路梅里福開辦時，便產生了學習日文的想法，雖然留學的夢想因為家境貧窮的原因破滅了，但是學習日文也同樣可以接觸到很多新學的知識，于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東文學社學習三個小時的日文。

在一次羅振玉巡視學員的學習情況時，他發現了王國維寫的《詠史》詩：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心里頓時產生欽佩之情，要結識這位才子。

之后，羅振玉在王國維的交流中，感受到王國維有非凡的才華和超強的領悟能力，也了解到在《時務報》供職的王國維的苦悶，由于在東文學社學習三個小時，汪氏兄弟還特意加重了王國維的工作量，并扣掉了他一部分工資。于是，羅振玉決定免除王國維在東文學社學習的一切費用。

自此，羅振玉成為王國維生活的扶助者，事業的提攜者和學術研究的領路人，同樣也是王國維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知己。

助其求學

東文學社聘請日本教員數人，以教授日文為主，兼開英語和理科課程。入學社后，王國維有了系統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機會。除了每天在時務報館工作，下午趕往學社學習，王國維初到上海的日子過得很累，但也很充實。也在這個時期，王國維從日本教員田崗嶺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華，開始對西方哲學感興趣。

時務報館解散后，羅振玉把王國維暫時安置在上海農工商總局的《農學報》，他還聘請王國維擔任東文學社的庶務，月薪30元大洋，這不菲的收入，足以夠他養家糊口，同時，他還可以認真地學習日文，進行翻譯工作。王國維一直想留學，去學習更多的新東西，羅振玉也對王國維這一想法表示支持，并承諾要資助他留學東瀛。

1901年2月，由羅振玉資助，在日本教師藤田幫助安排下，王國維踏上了留學日本的輪船，實現了多年的留學夢。12月，入東京物理學校，白天學習英語，晚上學習數理，頗為幾何學所苦。不料到春天，由于營養不良，腳氣病發作，只得提前回國。

羅振玉

王國維在老家治療休養一段時間，稍有恢復，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編譯工作。《教育世界》是中國近代第一本教育雜志，由羅振玉出資，刊行于上海。王國維參與雜志編輯工作，是事實上的主編，主要負責哲學、美學、教育學、心理學方面的編譯。

在《教育世界》雜志成功創辦后，去日本考察數月的羅振玉，回國后便接受了南洋公學東文學堂監督一職，他了解到王國維喜愛哲學方面的書籍，便自費買了大量哲學方面的原版西方哲學書籍供其閱讀。1903年，經羅振玉的介紹，王國維到張謇辦的通州師范學堂任職，在這里供職一年多后，接著在蘇州學堂任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羅振玉入京任學部二等諮議官。王國維又跟隨羅振玉一家京城謀生，并由羅振玉在學部為他謀了一個職務，并讓他住在自己家中，這樣既可共同探討學問，還可以讓家中仆人照顧王國維的生活。在京城供職的兩三年內，王國維先后失去了父親、妻子、繼母三位親人，這使得他悲痛欲絕，幸好有老朋友羅振玉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使他感到這個世界還有幾許溫情。

共赴東洋

辛亥革命爆發后，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帝制頃刻間土崩瓦解。在這三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之際，身為朝廷四品大員的羅振玉害怕自己會成為革命的對象，并且他還收藏了很多圖書、器物，一旦沒收，多年的心血就會付諸東流，所以他急切的希望尋找到一處避難之所。

而當時的王國維還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說，可以不用避難，但當他想回到老家海寧時，船票已經瘋漲了幾倍，并且很難購到，再加上當時他也是一個學術至上的人，很需要一個清凈之地治學。于是與老朋友羅振玉又是同進退。他們經過一番商量后，決定聽從朋友的安排，前往日本，這樣王國維便開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

在日本京都，他們度過了四暑五冬。在羅的影響下，王棄文學而轉向經史考據之學，不僅在學術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羅振玉有著大量藏書和古器物資料，還有多得難以計數的甲骨器物，而這些珍貴的藏品也為他們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于這段時間王國維和羅振玉幾乎是朝夕相處，所以也開始了他們在學術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比如羅振玉以其學術的敏感與前瞻性，曾經收集了一些封泥，王國維就寫了頗有影響力的《封泥考略》、《齊魯封泥集存》兩篇文章。關于簡牘，他們合著成了《流沙墜簡》一書。更讓人稱道的則是他們對于甲骨文的研究，《殷虛書契考釋》的問世更是為后來學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礎。

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于時局動蕩和清王朝滅亡，結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這一時期，他學術上頗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

漸生嫌隙

王國維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遂于1916年回國。在哈同“廣倉學窘”《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兼倉圣明智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申骨文字及商周歷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參與編摹《浙江通志》，為江南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編《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志》等。并將辛亥以來重要的研究成果，編成《觀堂集林》，其中《藝林）八卷、《史林》十卷、《雜林》二卷，對后世具有很大的影響。

1919年，羅振玉一家也回到國內，并將三女兒羅孝純嫁給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為了在晚清的小朝廷上大撈一筆，羅振玉成為了保護清王朝的“鐵桿”遺老。他也極力拉攏王國維一起進入晚清小朝廷中，溥儀對王國維的學識非常賞識，特詔他為南書房行走一職。南書房的工作，使得王國維有幸得窺大內所藏。

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爭斗，小朝廷的遺老們也是如此。隨著斗爭日趨激烈，王國維不想自己成為遺老中斗爭的棋子的態度，讓羅振玉漸生不快，兩人的關系也就此出現了裂痕。

1924年冬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便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然后有崇仰他學問的胡適、顧頡剛等人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更加精進，學術成果豐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論殷周、釋甲骨、釋鐘鼎，處處卓絕，語語精到，皆出于自己的心得、發明和獨創。

分道揚鑣

事情總是出人意料，人到中年的王國維，不幸遭遇了喪子之痛，他的長子王潛明在年僅26歲時就患不治之癥而撒手人寰。羅振玉前來吊唁，在女婿入殮后，竟不告而別地帶走了自己的女兒。正為中年喪子而極度傷心的王國維對自己的知己、兒女親家羅振玉無緣由地帶走自己的兒媳，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

關于這件事，羅振玉的孫子羅繼祖回憶道：“潘夫人(王國維第二任妻子)處置善后偶爾失當，姑母泣訴于祖父，祖父遷怒于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

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則講道：“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郁郁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并把來往信件點火焚燒……”

在兒子故去的善后處理方面，王國維與羅振玉再次產生矛盾。王國維為兒媳羅孝純的將來考慮，把海關所給的撫恤金全部寄給羅孝純，然而羅家卻出乎意料地拒絕接受撫恤金。王國維幾次把匯票寄去，幾次又被退了回來，最后羅振玉竟寫了一封絕交的書信寄來。

在這份絕交信中，羅振玉以崇尚博愛的墨子來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無私援助王國維，從來沒有怨言，而卻把王國維比作主張“重己”的先秦哲學家楊朱，認為王國維很自私，知恩不報。

這就把雙方的矛盾從家庭瑣事上升到王國維一直很引以為重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上，自是王國維不能接受的。從此，兩人三十年的友情，說是家庭瑣事也好，說是政治走向也好，最終分道揚鑣，不再有任何交流。

陰陽相隔

此時的王國維正是知天命之年，在經歷喪子和知己絕交的雙重打擊之下，他悲從中來，不可斷絕。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一顆學界巨星就此隕落。事后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短短數言，卻給了后人無數的猜測。

王國維的自殺，使羅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與悲痛，他靜下心來為王國維整理了一些書稿，以慰藉自己為之不安的靈魂。并對身邊的人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也算是對這兩位國學大師幾十年來的恩恩怨怨的最好的注腳了。

兩人曾那樣親近，可是竟以恩斷義絕終，到底所為何事，可能也是難說得很。關系越是親近，事情就越是復雜難言，此事之因又是前事之果，牽牽連連，誰又能講得清楚？

來源：南山文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