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至少有五個人覺察到“良弓藏、走狗烹”的殺機。

只是，他們或許都未曾料到，這位出身草莽的帝王，會將“兔死狗烹”演繹得如此酷烈，開創了屠戮功臣的歷史新高度。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淮西勛貴武將讀書不多，或許沒感覺。但熟讀史書，常伴左右出謀劃策的文臣對朱元璋的猜忌多疑，寡恩薄情還是有所察覺的。

首先是許存仁，這人在歷史上名聲不顯，但卻是最早察覺到危險的一個。

朱元璋文盲出身，但他知道打天下和治天下都離不開儒生，許存仁平時負責給他講儒家經典。

常常一起討論禮儀制度、人才升遷錄用方面的問題。

許存仁在朱元璋身邊出入十年之久，比劉伯溫還早兩年加入陣營，但就在朱元璋即將登基稱帝時，他卻提出告老還鄉。

苦熬多年，創業公司即將上市，手握原始股卻選擇退隱，是他傻嗎？

當然不是，明史雖未記載原因，但朝夕相處十年，許存仁已覺察到危險氣息。

同僚劉丞直曾勸他，不如等朱元璋登基過后再提退休，許存仁卻以為此時功成身退，遠離是非之地，朱元璋不會為難于他。

不曾想他高估了朱元璋的心胸，立刻被彈劾逮捕，沒多久死于獄中。

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稍待。”存仁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遂逮死獄中。——《明史》

第二個人是朱升，他龍鳳三年（1357年）就出仕跟隨朱元璋了，“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九字方略就是他獻給朱元璋的。

朱元璋稱帝后的次年三月，朱升即“請老歸山”，要求重返林泉。

朱元璋欲賜以爵位，但朱升以兒子朱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為由，不僅婉拒了爵位，還流淚哽咽地回答說：“我只有一個兒子叫朱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我之所以不讓他為官，是恐怕他日后會觸犯刑辟，想老死在家里都不可能！”

朱元璋為此還讓人專門制了一個朱同的免死券以撫慰朱升，特派驛站的車馬送他回鄉。

朱升于洪武三年病逝，算是功臣中少有善終的，但他兒子還是未能幸免于難，免死券的解釋權在皇帝手里，洪武十八年兒子朱同被賜死，罪名未知，史書未記載。

第三個人是劉基，他被朱元璋推出來，作為浙東士大夫的代表與淮西勛貴李善長、胡惟庸相斗，但劉基早早看出不對，洪武三年告老還鄉，但也惹得朱元璋不快。

洪武六年，劉伯溫因胡惟庸誣陷“談洋王氣”遭朱元璋斥責，被軟禁于南京。后來劉基病，朱元璋派胡惟庸探望，劉基被毒死（后來涂節告發胡惟庸的證詞），許多人認為這事不說是朱元璋指使，至少也是他默許胡惟庸干的。

第四個人是李善長，他與劉基因中書省都事李彬貪污案斗過一場后，也察覺到氛圍不對，洪武四年辭相，請求致仕回鄉。

奈何李善長打拼多年，權力欲還很旺盛，也沒想到朱元璋后來會那么狠，又將胡惟庸推了上去。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族誅以后，李善長看出苗頭，縮回去隱退了，但朱元璋不會放過他，十年后，李善長被處死。

朱元璋親自寫下詔書列舉李善長罪狀，并附上審訊中的口供記錄，印成《昭示奸黨三錄》，頒布詔告天下。

說實話，這些罪行很難令人信服，全是“欲加之罪”。歷史學者吳晗就對此嗤之以鼻， 他認為：

《明史》諸書所記封績事最荒謬不可信。 《實錄》紀李善長獄事，尤曖昧支離，使人一見即知其捏造。蓋其所述謀反情事，皆援據當時獄辭，其不可信，又無待究潔。

之前寫過李善長獄案，感興趣可以看這里

李善長被搞掉以后，又興起藍玉案。

在明朝，犯了謀逆之罪的人，通常都要被凌遲處死，但「凌遲」實在太過血腥，念及藍玉是兒女親家，朱元璋心軟了一下，決定寬大處理：凌遲改成剝皮。

劊子手按照指示，將藍玉整張人皮剝下來，算是留了全尸，這張人皮被送給了藍玉的女兒蜀王妃以作「留念」。

如果說李善長獄案，從口供到《昭示奸黨三錄》還算用了點心思，但到了藍玉案的《逆臣錄》干脆就不裝了，嘎嘎亂編，簡直侮辱智商。

據《逆臣錄》里的口供，藍玉逢人就說要干一番大事，上至身邊將領，下至漁夫佃農，四處嚷嚷要干大事，生怕別人不知道他要造反。

實際上，在《逆臣錄》中，錄了近千人的口供，卻唯獨沒有涼國公藍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說，這兩個主犯根本不承認謀反。

幸存的湯和能活下來，也是集齊了好幾個因素：能力差，被敲打過后老老實實，早早退隱。趕上藍玉案時人已經不行了，沒遭罪。

即便如此，湯和晚年中風不能說話，嘴角流哈喇子，朱元璋還是不放心，親自過去探望確認了一遍才放過他。

洪武朝廷群臣相互傾軋不已，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元璋有意縱容甚至親自操控所致。

朱元璋不愿意看到淮西集團勢力獨大，給自己集權造成威脅，因此竭力利用各派勢力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耍政治手腕，將群臣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得他們之間互相牽制互相監視， 以達到加強和鞏固皇權的目的。

明初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斗爭分外突出，朱元璋要集權和獨裁，就要想辦法削奪相權，于是就積極扶植非淮西系的楊憲、汪廣洋來對抗和取代李善長，又用淮西集團的胡惟庸來制約汪廣洋。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爭權奪勢、求得皇上寵信并致政敵于死地，洪武朝內毀謗告評之風盛行，人人自危。

第五個人就是宋濂。

他作為文學近臣，在朱元璋身邊為官長達19年之久。

伴君如伴虎，宋濂一直非常謹慎小心，這與他的一次經歷有關。

某次宋濂在家里與客人宴飲，朱元璋派檢校（錦衣衛前身）監視。

第二天，朱元璋問宋濂昨日有沒有飲酒，坐客為誰，什么菜肴，宋濂俱以實對，朱元璋笑道“誠然，卿不聯欺。”

這句話直讓宋濂背脊發涼，毛骨悚然。

西漢成帝時大臣孔光生性謹密，在家從不談朝省政事，漢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家人問他“那里面都種了些什么樹啊”孔光沒有回答，而是把話題扯開。

宋濂以孔光為榜樣，在自己所居之室題署“溫樹”二字。客人有問起禁中之語，即指示之而不言。

他甚至還把自己的幾個孫子取名為慎、愷。

可是，不管他如何謹小慎微，仍然逃不過洪武朝的宿命。

洪武十三年，宋濂長孫宋慎坐胡惟庸黨問斬，受其株連，宋隧被殺，宋濂全家系獄。

朱元璋還想再殺宋濂，被馬皇后和朱標太子一力全解相救，結果全家滴戍四川茂州。

洪武十四年，元末明初一代大儒宋濂入蜀途中死于夔州。

關于宋濂的死，《皇明世說新語》、《婺書》、《震澤紀聞》都說他是遇高僧點撥自殺而死。

“至夔，寓僧寺，不食卒”——《婺書》。 “憩某寺， 有老鈉， 高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勝國常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震澤紀聞》。

《明史》、《明實錄》則只是簡單的說了個“卒”字，

其實，宋濂大概率是病死的，而非自殺，原因有二。

第一，宋濂年過七旬，突遭橫禍，兒孫被殺，又被流放四川，千里奔襲，顛沛流離，染病而死十分正常。

第二，宋濂是不敢自殺的。

既然是滴戍，必有押送官吏與宋濂一家同行，宋濂一旦自裁，朱元璋要是知道后，十有八九會把此舉視為宋濂是在借死相抗，以表達對自己的抗議和不滿。

朱元璋動怒，那宋濂全家就兇多吉少在劫難逃了。

憑宋濂對朱元璋暴虐脾性之了解，自然深知此間利害，他決不至于為求一己之解脫而甘冒滅門之災。

洪武朝的政治，宋濂早早就看透了，他看著朝廷內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愈演愈烈，曾忍不住寫了《書斗魚》一文含蓄地對此進行了批評：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指，鬐鬣具五采，兩腮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斗。人以二擊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蚓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合之。各揚鬐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泙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分，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 其一或負，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抑冥頑不靈而至于是歟？哀哉！然予所哀者，豈獨魚也歟？

宋濂在此文中哀嘆那些在朝廷這個大魚缸里愚爭不休、直至傾家送命的群臣，而所謂斗魚之人正是暗指高高在上、掌控生殺予奪大權的明太祖朱元璋。

歷史的塵埃落定，雖有“良弓”、“走狗”看破殺機，卻終究未能逃脫“藏”與“烹”的宿命。

權力的祭壇上，洞察力有時只能換來一份清醒的絕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