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書道”是我國書法的一個分支，從該國書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晉唐筆法的影子。如果對比中日兩國的書法歷程，會發現我國是“百家爭鳴”“絢爛多彩”，不同風格、不同字體屢出名家；而島國則是“一脈相承”，如同一根樹枝上開出不同花朵。

“遣唐使”來華帶回去了很多名家法帖，如二王、顏真卿、徐浩、張旭、懷素、柳公權、白居易等，這使得該國書法突飛猛進。當代書法家啟功認為，日本書法就勝在始終以晉唐法帖為師，沒有沾染上碑版、刻本的習氣。

啟功說道：“日本書道，實傳東晉六朝以來真諦，蓋自墨跡熏習，不染刀痕蠟漬也。”而且水平“此皆真行之典范，與中土中唐以來名家，固兄弟行也。”日本書法有兩大鼎盛時期，一是平安時代，誕生了“三筆三跡”；二是江戶時代，出現了“寬永三筆”。

其中“寬永三筆”之一的松花堂昭乘，被譽為日本古典書法的“集大成者”，有“島國‘書圣’”美譽。它融合了中國的王羲之、李邕、懷素與日本空海、小野道風、藤原行成諸家筆意，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其行草書《白居易長恨歌》極為經典。

松花堂昭乘，生于1582年，卒于1639年，生于攝津，姓喜多川，號小廚師翁、南山隱士等，他精于禪宗與書畫，曾擔任過幕府將軍的書法老師，據說，但是很多上流人物都拜他為師，弟子數量超過了1萬人。學界認為，松花堂昭乘的字是我們學習晉唐筆法的“捷徑”，用筆嚴謹自然，又便于上手，論美感不輸于任何一位唐代大師。

《白居易長恨歌》全卷縱約29厘米，橫超過2米，總計800余字。用筆以中鋒為主，兼具晉唐用筆之“骨力”與日本“和風”的細膩，起筆多露鋒切入，收筆或回鋒圓融或空收帶虛靈，顯二王帖學的流美。轉折處方圓隨勢，剛柔對比中見筆墨節制。

結字欹側生姿，虛實相生，字形多取縱勢，偏旁部首常作欹側處理，似斜反正，撇畫拉長，展現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動勢。章法自然天成，氣脈貫通，字間大小懸殊卻不突兀，行距寬窄相生。墨色濃淡相映，枯潤合度，開篇多濃墨重按中段因筆鋒含墨漸少出現枯筆。

松花堂昭乘既完整移植晉唐書風的核心技法，如筆法的方圓、結字的欹正，又使書法從實用技藝升華為“心印”的載體，法度與意趣兼備，自然與人工達到了和諧。將這部《白居易長恨歌》臨摹通透，筆法、結字、章法、墨法水平會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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