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面對抗的刑事案件里，提交各類申請絕非走過場，而是我們的辯護策略的重要一環。那么律師應該如何提出申請呢？那么在具體的案件中具體申請的策略運用需結合案件類型。我給大家一些實踐經驗。

首先，在管轄異議方面，以我代理的一起江蘇徐州某虛擬幣案為例，當地警方以組織、領導傳銷罪立案，法院稱因有本地被害人，所以有管轄權。可實際上，這個被害人是立案后通過公告征集來的，屬于先違規立案，再找管轄依據，明顯不合規。還有指定管轄，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常見且合規，但非職務犯罪案件使用指定管轄，必須符合管轄不明、共同管轄或其他特殊情況。如果沒有這些前提，法院突然指定管轄，就必須說明特殊理由，畢竟指定管轄只是例外和補充，不能成為常態。對這些管轄問題較真，即便申請最終被駁回，也能讓合議庭在審理時“難受”。

其次說說回避申請。想讓回避申請發揮作用，律師可以先申請法院公布審委會組成人員名單、法官專業委員會成員名單。現在重大復雜、敏感的涉眾案件，判決至少要經過法官專業委員會討論，有的還需審委會決定，不公布名單，律師連是否申請回避都難以判斷。

再說申請證人出庭。很多人有疑問，到底該申請對我方有利的證人，還是不利的證人出庭？其實關鍵在于能否預測和把控證人的證言。如果證人可能失控，甚至可能作出不利陳述，就需謹慎；如果能基本預判其證言內容，才考慮申請。有人覺得申請證人出庭很難被法院同意，但我復盤發現，過去三年代理的案件中，被告人最終無罪釋放的10個案例，都有證人出庭；整體申請證人出庭，法院同意的比例約50%。比如我代理的王某泉案，就有三個關鍵證人出庭并發揮重要作用。遇到法官駁回申請的情況，律師可以提前讓證人在法院等候，庭審時法官按程序再次詢問，律師就可以據理力爭，要求法官依據刑訴法司法解釋說明駁回理由，堅持之下，法官有時也會改變決定。

最后是申請調取證據和排除非法證據。雖說申請排除非法證據難度大，有人調侃“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是為了不排除非法證據”，當時這有戲虐的成分存在，但該申請還是得申請。實踐中，即便最終沒能排除證據，經過庭前會議的交鋒，公訴人常常會選擇撤回部分證據，不再將其作為指控依據，這對辯護方來說，就相當于排非成功，有力削弱了控方的證據體系。

總之，管轄、回避、證人出庭、排除非法證據等這些申請，在正面對抗的案件里，都值得在庭前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