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男，1954年1月生，廣東潮州人，無黨派人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國內外影響較大的人文學者。2015年2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本文刊于《教育文匯》2006年4月

【正文】

讀書，讀什么書？讀經典還是讀時尚，讀硬的還是讀軟的，讀雅的還是讀俗的，專家各有說法。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不同的學科。我的建議是，讀文學書。為什么？因為沒用。沒聽說誰靠讀詩發了大財，或者因為讀小說當了大官。今人讀書過于勢利，事事講求實用，這不好。經濟、法律等專業書籍很重要，這不用說，世人都曉得。我想說的是，審美趣味的培養以及精神探索的意義，同樣不能忽略。當然，對于志向遠大者來說，文學太軟弱了，無法拯世濟民；可那也不對，你想想魯迅存在的意義。

兩年前，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在北大演講，提到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跟他說的兩句話：中國文學世界第一；研究中國，從文學入手是最佳途徑。公開發表時，這兩句話都被刪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誤解，以為是挾洋人以自重。可后面這句，其實很在理。從文學入手研究中國，照樣可以擴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別看重一點：從文學研究人手，容易做到體貼人微，有較好的想像力與表達能力。所有這些，都并非可有可無，不是裝飾品，而是直接影響你的學問境界與生活趣味。你看外國著名的哲李家、思想家，他們的著作中對于文學經典的引述與發揮，你就明白，中國學者對于文學的閱讀，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確實應該發揚光大，因此，建國學院，修清史，編《儒藏》，我都沒意見。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談“傳統”，有兩個不同的含義。晚清以降，中國人與西學對話、抗爭、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新的傳統。比如，談文學，你只講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不講魯迅，行嗎？說到現代文學，因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說兩句。盡管我也批評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舉措，但反對將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歸咎于五四的反傳統。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開始頭腦發熱，大談“民族自信心”，聽不得任何批評的聲音。回過頭來，指責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與抗爭，嘲笑魯迅的偏激與孤獨。我理解這一思潮的變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說到讀書的策略，我的意見很簡單：第一，讀讀沒有實際功用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第二，關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連的現當代文學；第三，所有的閱讀，都必須有自家的生活體驗做底色。這樣，才不至于讀死書，讀書死。

古今中外，“勸學文”汗牛充棟，你我都聽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誠意地“取經”，但真管用的很少。這里推薦章太炎的思路，作為演講的結語。章先生再三強調，平生學問，得之于師長的，遠不及得之于社會閱歷以及人生憂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10年”條有言:“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問》中，又有這么兩段:“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講，講不了許多。”“曲園先生，吾師也，然非作八股，讀書有不明白處，則問之。”合起來，就三句話：學問以自修為主；不明白處則問之；將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相勾連。借花獻佛，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讀書的訣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