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具有時代責任感、使命感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對建立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讓老百姓過上幸福安寧的生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

韓非十分明確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叫作“至安之世”，并對“至安之世”有完整系統的描述。

那么，韓非子的“至安之世”是什么樣的呢？今天，不妨就讓我們一塊來掰扯掰扯吧！

韓非描繪了一幅太平無事的理想社會——“至安之世”美好圖景，“至安之世”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至安之世”是遵從“人性”和“人情”的社會。韓非所說的“不傷情性”，就是遵從“人性”和“人情”。

以往人們習慣認為，韓非所說的“人性”和“人情”就是趨利避害：“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實際上，這僅僅是韓非所指的“人性”和“人情”的一個方面。

“不傷情性”所指的“人性”和“人情”，還具有每個人在生存發展過程中的合理需求等意義，如“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君臣相親，父子相保”等就是“人性”和“人情”的合理需求。

也就是說，韓非所說的遵從“人性”和“人情”，不但是指人們對某些狀態的反感，而且是指人們對某些狀態的需求、向往；不但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而且是指人的社會屬性。

第二，“至安之世”是有規矩的社會。有規矩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動有明確的評價標準——是否合乎道和法。

人們做了合乎道和法的事情，就可以使自己及家人得到獎勵而帶來幸福，做了不合乎道和法的事情，就會讓自己及家人受到懲罰而帶來禍害。

人們是得到獎勵，還是受到懲罰，不會依據君主的愛憎，而是依據人們本身遵循還是違反了道、法：“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

第三，“至安之世”是“和平”的社會。“和平”指的是社會沒有戰爭，人民安居樂業而不會遭受戰爭之苦：“車馬不疲弊于遠路，旌旗不亂于大澤，萬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駿不創壽于旗幢。”。

第四，“至安之世”是“安寧”的社會。“安寧”既是指每個人內心平靜、無憂慮、對別人、對社會、對國家無怨恨：“心無結怨”，又是指人與人之間沒有紛爭：“口無煩言。”。

第五，“至安之世”是個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會。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有一定的自主性體現在，一方面，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得到的是正面肯定的評價還是負面否定的評價，關鍵在于自己而不是在于別人：“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另一方面，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是富裕還是貧窮、是尊貴還是卑賤、是受到懲罰還是得到獎勵，英明的君主會完全看這個人的行動而不摻雜個人的愛憎情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韓非“至安之世”社會理想的提出，一方面根源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根源于其“道”的哲學。

“至安之世”社會理想是韓非“道”的世界觀在生活世界中的具體體現。

道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一個最普遍的范疇，先秦諸子對道這一范疇基本上都進行過自己的闡述，韓非更是把道作為自己政治思想的哲學基礎和邏輯起點，并以自己的視角解讀道，確定了道的基本內涵：首先，道是所有事物發展變化的總規律：“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其次，道是萬物的根源：“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再次，道借有形之物來顯示自身的作用：“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

即道借天地、日月、星辰、五常等有形之物來顯示自身的作用。

韓非不僅以自己的視角解讀道，明確了道的基本內涵，而且對道的特點有自己獨特的把握。

在韓非看來，道既是自然規律與人類社會規律的有機統一，又是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有機統一。

首先，道是自然規律與人類社會規律的有機統一。

《揚權》篇指出：“天有大命，人有大命。”王先慎認為：“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

按照王先慎的理解，韓非已經充分認識到自然界有自己的規律，人類社會也有自己的規律。

韓非在《功名》篇中指出：“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穂；……得天時則不務自生”。“千鈞得船則浮，鎦銖失船則沈（沉）。”

在韓非看來，“天時”是自然規律，“千鈞得船則浮，鎦銖失船則沉”也是自然規律。

當然，韓非更多是闡述人類社會規律，并且把自然規律和人類社會規律有機統一起來。

在韓非看來，必須遵循自然規律才能夠實現社會的理想狀態，但還遠遠不夠，更必須遵循人類社會規律。

韓非把遵循自然規律和遵循人類社會規律統一在實現人類的理想社會之中。

韓非闡述人類社會規律，既有抽象的概括，又有具體的說明。

韓非在《觀行》篇中指出：“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在韓非看來，這里所說的“信數”就是指人類社會規律。

另外有些時候，韓非用人情、人性來表達人類社會規律。

韓非在《八經》篇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八經》）在韓非看來，人情就是人類社會規律。

《說林上》篇說：“‘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在此韓非用十分具體的事例分析人類社會規律：樂羊的“巧詐”是非人性的，是令任何正常人都會懷疑的，也就是必須否定的，而秦西巴的“拙誠”是遵循人性的，是值得人們信任的,也就是應該肯定的。

其次，道是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有機統一。

《揚權》篇指出：“夫道者，弘大而無形……至于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

在韓非看來，道一方面“無形”地與“群生萬物”相伴而不可分離，另一方面“群生斟酌用之”，這就意味著韓非已經意識到，一方面道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即道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各種具體事物對道的遵循各具特點，即道對不同的事物的作用以及各種具體事物對道的遵循來說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說韓非已經意識到道是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有機統一。

韓非在明確“道”的基本內涵、把握“道”的特點的基礎上，表明自己對待“道”基本態度。

《解老》篇指出：“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動棄理則無成功。”

在韓非看來，遵守“道”去做事，就可以把事情做成，反之不遵守“道”去做事，就沒有辦法把事情做成。

而且人們在“道”面前也不純粹是被動的，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

《顯學》篇指出：“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矣，恃自圓之木，則千世無輪矣……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

這里韓非】，人們發揮“隱栝之道”行事，可以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目標、滿足自身的各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