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黨內部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政委邀請師長參加會議，師長到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竟然被安排在了主席臺下面，隨后就當場翻了臉。

這是為什么呢？按理說，我黨干部應該不會如此在意那些虛禮，還是說這位師長是個驕傲自大的人，完全不能接受批評？

這還要從1937年說起，當時，紅軍三大主力歷經千難萬險，好不容易會師，本想著齊心協力奔赴抗日戰場，可隊伍內部卻悄悄滋生出一些不利的言論。

于是，一場深刻的思想整治運動就在我黨軍隊和行政系統全面展開，涉及到了每一支隊伍、每一個部門，紅二方面軍第四師自然也在其中。

這年6月，第四師計劃召開一場重要會議，但奇怪的是，作為師長的盧冬生卻對此并不知情，一直到馬上就要開會了，政委李井泉才告訴他這件事。不過盧冬生也并沒有因此為難對方，只是默默等待會議的到來。

盧冬生剛走進會場，就看見了老熟人賀彪，于是他就走上前笑著問對方：“老賀啊，你知道今天這會是要講啥嗎？”

誰知道賀彪聽了這話也是一臉驚訝：“你個師長都不知道，我一個衛生部長咋能知道？”

一聽對方這話，盧冬生就覺得更加奇怪了，他隱隱發覺，這件事好像不太對勁。看看會場的布置，他發現自己的座位竟然被安排在了主席臺下方，往常不管怎么說師長都應該在主席臺上啊。

他還沒來得及開口問幾句，會議就開始了，于是盧冬生也只能按下心中的疑惑先坐下。誰知道站在主席臺上的李井泉竟然直接開了口。

他言辭犀利地指出：紅四師在組織結構上存在諸多問題，軍內紀律執行不夠嚴格，強調紅軍戰士不僅要能在戰場上奮勇殺敵，更要在內部管理上做到嚴謹有序，因為任何內部的懈怠和混亂，都可能給敵人可乘之機，危及整個紅軍隊伍。

李井泉滔滔不絕，從統一戰線講到部隊正在開展的“反軍閥主義”“反游擊主義”運動，盧冬生聽著聽著，心里越來越不是滋味，因為這些話句句都像是在針對自己。

他這才明白，為什么會前對會議內容守口如瓶，為什么把自己安排在臺下，原來這場會議就是沖著他來的。那這位盧冬生究竟是何許人也，又為什么會被這樣“針對”呢？

他可不是一般人，1908年盧冬生出生在湖南湘鄉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家境貧困，為了生計，他只能小小年紀就去給陳賡家做長工，幫忙放牛。正是這段經歷讓他認識了陳賡。

陳賡的父親是個讀書人，盧冬生常常給在私塾讀書的陳賡送禮物，兩人年齡相仿，性格又合得來，一來二去就成了好朋友。后來，陳賡考入黃埔軍校，投身革命，盧冬生卻還是在四處打零工維持生計。

這對童年好友再次相遇的時候，已經是在北伐戰爭的戰場上了。陳賡此時已經是特務營的營長，盧冬生卻只是一名普通士兵。陳賡一眼就認出了盧冬生，念著昔日的情誼，立刻把他調到自己身邊當警衛員。在陳賡的影響下，盧冬生漸漸明白了革命的意義，也開始追隨共產主義事業。

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盧冬生毫不猶豫地跟著賀龍參加了起義。起義部隊在南撤途中，遭遇了敵人的猛烈追擊，戰斗異常激烈。

陳賡在戰斗中腿部不幸中彈，血流如注，情況十分危急。盧冬生不顧槍林彈雨，背著陳賡就往山下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隱蔽的地方藏起來，但陳賡的傷口還是血流不止。為了幫他止血，盧冬生想盡了辦法，用土法草藥為陳賡包扎傷口，然后一路護送，終于將陳賡安全送到了黨組織設立的醫療點。

這場戰役之后，盧冬生對革命的信念就更加堅定了。之后，盧冬生又追隨賀龍前往湘鄂邊根據地。當時賀龍肩負著重要使命，為了確保他的安全，周總理特意選派盧冬生擔任護送任務。

一路上，盧冬生時刻警惕，成功粉碎了敵人的暗殺企圖，將賀龍安全護送到目的地。賀龍對盧冬生的表現贊不絕口，開玩笑說：“要是咱隊伍里多幾個像冬生這樣的好同志，那可就太好了！”

從那以后，盧冬生在部隊中就贏得了廣泛的尊重和信任，慢慢成了賀龍的心腹愛將。

誰也想不到，到了這會兒，盧冬生竟然會遭到李井泉毫無根據的指責。他也不是不講理的人，要是真做錯了怎么可能不認？但如今的指責卻純粹就是“無妄之災”。

于是盧冬生站起身來，整張臉都漲得通紅，他大聲說道：“我盧冬生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身上這些傷疤就是我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證明！說我有軍閥主義作風，我不服！既然你們覺得我不夠資格當這個師長，那這指揮權我不要了，誰夠格給誰吧！”

說著，他一把脫掉上衣，露出身上那一道道觸目驚心的傷疤，那都是多年征戰留下的印記。臺下的戰士們看著師長身上累累的傷痕，不少人眼里都泛起了淚花。盧冬生說完之后也不管眾人什么反應，轉身就離開了會場。

目睹全程的賀彪也站起身來，對李井泉說：“這個衛生部長我也不干了，你讓我去黨校學習吧。”隨即也離開了會場。現場一時間陷入了混亂中，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這件事很快就在紅四師內部引起了巨大轟動，盧冬生在紅四師指戰員心中的威望很高。從1934年被任命為紅2軍團4師師長以來，他帶領這支部隊南征北戰，參與創建了黔東根據地和湘鄂川黔根據地，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長征。

如今盧冬生突然請辭，戰士們都對此感到無比惋惜，也難免對政委李井泉的做法產生了質疑，這樣一來，部隊中的思想波動也難免變大。

賀龍得知這件事之后，非常重視，他了解盧冬生的為人和能力，也能夠理解他心里的委屈，為了調解矛盾，他就主動站出來，公開進行自我批評：

“過去是我政治覺悟不夠高，有些錯誤沒能及時糾正，這件事不能怪冬生他們。”

本來當時國共雙方已經達成協議，紅四師就要改編為120師358旅了，按照資歷來看，盧冬生怎么說也會成為旅長，但他還是堅持離開，隨后去了抗大學習，后來又前往蘇聯深造。

到了1941年，他原本準備回國，但因為戰爭的阻隔不得不和劉亞樓一起留在駐蒙蘇軍擔任參謀。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終于回到了祖國。回國后的盧冬生就被任命為松江軍區的司令員。

原本怎么看盧冬生都是前途一片大好，卻在12月不幸遭遇兩名蘇軍士兵攔路搶劫殺害，年僅37歲。

盧冬生就像賀龍說的那樣：“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從來不避艱險，不怕困難，堅韌不拔，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每一件光榮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