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路遙，大家就會想到《平凡的世界》，想到他苦難的出身，覺得唯有真正經歷過苦難的人，才能寫出這么優秀的作品。

當然他的成就確實斐然，他一生也確實也沒過過多少好日子，病危時妻子林達唯一一次來看他，還是為了離婚。

林達為此遭到了很多非議，覺得她這個女人心太狠，太涼薄。

殊不知在這段婚姻里，路遙身上這三點讓林達感覺很痛苦，放到現在女人們也難以接受。

在家庭中隱身

路遙，原名王衛國，1949年出生于陜西榆林市清澗的一個貧農家庭，雖然是長子，但是被過繼給延川縣的大伯，就為了能吃飽飯和讀書。

大伯夫婦確實很用心在照顧他，也努力供他讀書，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送他進學校已經是捉襟見肘了，沒錢再給他吃好的，因此在路遙的求學生涯里，饑餓一直伴隨著他。

讀完小學后，雖然考了全縣第二名的好成績，但大伯實在無力供他上初中，于是他想盡辦法求人，終于圓夢繼續上學。

可是吃飯對他來說仍舊是問題，好在他認識了一些朋友，大家互相接濟，也算是患難與共。

后來路遙還交了一個北京的女朋友，名叫林虹，可惜林虹覺得跟著路遙沒有前途，于是兩人分手了。

不過沒有失意多久，他又看上了林虹的好友林達，林達是福建人，但是父親是歸國華僑，母親是大家閨秀，對于路遙來說是個極好的妻子人選。

其實他找女友的標準很簡單，就是家里有錢，能供他讀書，讀書對他來說太重要了。

事實證明他看人的眼光還是很不錯的，和林達確定戀愛關系并且明確要結婚后，林達就全心全意為了他好，每個月38元的工資除了必要的花銷，剩下的全給路遙花。

1978年，兩人結婚，生了女兒后林達不僅要上班，還要照顧女兒、做家務。

路遙是全然不管的，而且作息和她們也不一樣，自己的吃飯問題也胡亂對付，要么啃冷饅頭，要么去同事家蹭飯。

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期間，他常常凌晨四點才擱筆，日上三竿才起床，這種晝夜顛倒的作息直接導致與林達的生活完全錯位。

有一次女兒發燒到39度，林達抱著孩子冒雨去醫院，中途因過度勞累暈倒在路邊，而路遙呢，連續幾個月足不出戶，連女兒生病住院都沒能及時探望。

這樣的生活，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喪偶式育兒”，丈夫可有可無，即便放在現代，也很少有女性能夠長期忍受。

據民政部2023年數據，因生活習慣差異導致的離婚占比達28%，而作息不和諧是其中最突出的矛盾點之一。

更嚴重的是，這種作息加速了路遙的健康惡化。他每天抽三包“紅塔山”香煙，煙霧繚繞中寫作的習慣，最終導致肝硬化腹水。

1992年住院時，醫生警告他必須戒煙戒酒，但他仍偷偷讓弟弟王天樂買煙，甚至在病床上用輸液管當吸管抽煙。

這種對健康的漠視，讓林達不僅要承擔經濟壓力，還要面對丈夫隨時可能倒下的恐懼。

如果只是不照顧家庭、專心寫作就算了，路遙還有很多窮親戚上門來求幫忙，讓林達不堪其擾。

花錢無度、無底線幫扶親戚

路遙的工資不算少，但是永遠不夠用，更不要說用在家里、妻女身上。

上世紀80年代初，他每月工資100多元，卻要花200元買煙，相當于現在每月燒掉1.5萬元。

這種消費習慣在當時的西安，足以讓一個普通家庭陷入赤貧。

林達每月38元的工資，除了維持母女倆的基本生活，還要承擔路遙的煙草開支，甚至路遙創作時的咖啡和稿紙費用。

最夸張的是，路遙為了營造寫作氛圍，堅持使用進口咖啡和高檔稿紙，這些開銷遠超家庭承受能力。

更讓林達崩潰的是路遙對農村親戚的“無底線幫扶”，他的陜北老家有四個父母（生父、養父、生母、養母）和七個兄弟姐妹，每個親戚都把他當提款機。

1985年，路遙的弟弟王天樂要結婚，他直接從林達的工資里挪用了800元，相當于當時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

這種“扶貧式”的家庭負擔，讓林達多次在深夜偷偷流淚。

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過度幫扶原生家庭是導致城市婚姻破裂的第三大原因，而路遙的情況比數據描述的更嚴重。

最致命的是，路遙的經濟問題始終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盡管《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但獎金還不夠償還領獎時借的路費。

1992年他去世時，銀行賬戶僅剩1萬元，卻留下近萬元債務。

這種經濟上的絕望，讓林達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她曾對好友海波哭訴：“我不是在養丈夫，是在養一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

路遙與林達的婚姻從一開始就帶著時代的烙印，作為北京知青的林達，實際上也是個才女，寫文章、動員群眾的口才，考大學也是沒問題的，

可是她卻將機會讓給了路遙，自己工作供路遙讀書，這種奉獻精神在陜北農村遭遇了傳統男權的沖擊。

曾經她和路遙的感情就不被王家人看好，覺得路遙找一個本地不識字的更好，這樣才能更好地照顧家庭和丈夫。

但路遙偏偏就喜歡有才華、有氣質的知青，除了他功利性地覺得這樣的妻子能供他上學之外，或許他也追求靈魂的共鳴。

可是他娶到了有才華的妻子，卻只是壓榨她的價值，讓她困于柴米油鹽中，當一個賢良淑德的“好妻子”。

這種觀念沖突在路遙成名后愈發激烈——他要求林達放棄工作專職照顧家庭，而林達堅持要在雜志社實現自我價值，于是兩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

這種矛盾在80年代的中國家庭中并不罕見，但路遙的固執和冷漠讓問題更加尖銳。

他要求林達當好妻子，可他并不想當好丈夫、好爸爸，為了創作他可以什么都不顧，這自然讓林達感到不公平。

在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這種“不公平感”達到頂點，他在銅川煤礦閉關寫作的三年里，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系，連女兒的生日都不記得。

林達曾帶著女兒去礦區探望，卻發現路遙住在陰暗潮濕的窯洞，煙灰缸里塞滿煙頭，床上堆滿發霉的稿紙。那一刻，她徹底明白：在路遙心中，文學永遠排在家庭前面。

路遙用生命寫作的精神值得尊敬，但他對家庭的忽視、對經濟的無度揮霍、對健康的漠視，最終讓愛情在現實中支離破碎。

1992年， 林達向路遙提出離婚，這是一個被傷透了心的女性在最后的自我救贖，然而連自救她也失敗了。

因為路遙不同意離婚，一直拖著，直到7月時他想裝修家里彌補這些年對女兒的缺失的愛，然而本來就不好的身體因為裝修而更壞，病情加重被送到醫院。

住院期間，路遙的弟弟和好友輪番照顧他，林達只出現過一次，那一次她帶來了離婚協議書。

看到林達的舉動，周圍人都在背地里罵林達絕情，沒人想到20年婚姻里她是怎么熬過來的。

到11月17日，路遙徹底閉上了眼睛，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離婚協議也沒簽成，林達還得給他操辦葬禮。

可即便是仁至義盡，人們還是會被路遙臨終前那句“婆姨很關鍵”所影響，對林達頗有非議。

參考信息：厚夫. 路遙傳[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