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介入型的公共知識分子，薩特的聲名遠揚并一度成為青年們的偶像。但他可是一位跨界的全才，1964年薩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卻特立獨行，拒絕領獎，因為他才不想被評委會“體制化”了。同為哲學家又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還有英國哲人羅素，1920到1921年羅素就曾來訪過中國，新中國成立后的1955年，薩特也應邀同他的伴侶西蒙娜·德·波伏娃訪問過中國，波伏娃就是那位女性主義的創始人。薩特被認為是進入新中國的“第一位西方著名左派思想家”，當時的他激動地寫道：在中國的“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時看到古老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

薩特與波伏娃，這對最知名的知識分子伉儷，他們通過戀愛，獲得自由了嗎？從傳記就可以看到，他們也曾共同對未來的人生迷惑過。波伏娃記錄了大概是1935年的一天：“我們坐在海鷗咖啡廳的游廊下，長久地為我們單調平淡的前途而嘆息。我們的生活相互依存，我們的友誼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的職業已經劃定，世界繼續它的進程……可是我們再也不會遇到什么新鮮事了！”有意思，這對著名伴侶居然在事業起步階段也如此迷惘過，而不斷獲得生活的新鮮感，也正是存在主義的一種持續自我創造。波伏娃居然把與薩特的關系視為友誼，那時的她剛剛結識一位頗具魅力的俄羅斯女孩，還邀請這位同伴與薩特一起斷斷續續地共同生活。

薩特與波伏娃的不即不離的男女關系，哪怕是在今天都令人覺得前衛。他們都極力反對一夫一妻制。波伏娃更是向薩特坦言她更喜歡同性情感。于是，這兩位哲人兼作家心有靈犀地達成一份著名的《愛情契約》：第一，他們在既不聯姻也不生育后代前提下，必須竭力維持“必然的愛情”，同時可以體驗“偶然的激情”；第二，可以短暫分離但不能長久分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任何條件之下，都要保證在生活、感情和性欲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這就是薩特的存在主義與波伏娃的女性主義得以結合之后，影響了整整一代法國人的自由宣言。

今天我們只聚焦薩特這位存在主義大師，他一輩子筆耕不輟，但是存在哲學上的代表之作就是《存在與虛無》，該書標志著二十世紀法國存在主義的開啟，為人類的自由提供了如此深刻而又相當普及的辯護。這本書絕對是哲學史上最暢銷的著作之一，盡管1970年代存在主義迅速落潮了，但是其后續的影響卻綿延不絕。2025年3月我與獲得奧斯卡獎的葉錦添就電影《封神》三部曲的整體設計，進行了兩次公開對談，他就承認自己就是一位存在主義者，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存在主義便獲得了不少擁躉的青睞，那時文藝青年對薩特的存在主義簡直趨之若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