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遺址公園，清晨的陽光灑在夯土城墻上，腳下是沉睡兩千年的漢代古城基址，楔形城墻輪廓勾勒出一座消失千年的漢代城池。身邊的孩子們興致勃勃地仿制著帶有“亭”字戳印的陶罐。舉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現代樓宇群，眼前似徐徐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近日，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攜289件文物正式啟幕，這座在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前期考古勘探中意外現世的西漢遺址，經過近十年的保護與建設，終于在2025年春夏之交向世人敞開大門。路縣故城遺址是北京地區(qū)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古城，是通州區(qū)唯一的秦漢時期城池，它的發(fā)現將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漢初期。

幽薊要沖的千年變遷

路縣故城遺址處于燕山南麓東西通道上，這里是燕薊地區(qū)中心城市薊城(今北京城區(qū)西南部)的門戶之地，戰(zhàn)略地位十分突出。戰(zhàn)國時期，該區(qū)域長期隸屬于燕國。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初年，中央政權在此設立路縣，并營建城邑，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其交通樞紐的地位，這也成為北京城市副中心區(qū)域建城史的發(fā)端。

路縣故城的歷史可追溯至西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其地處連接薊城與遼東的交通要道，得名“路縣”。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推行地名改制，路縣被降格為“通路亭”。當時雖朝野動蕩，但漁陽郡遠離中原紛爭，經濟富足、民生安定，充沛的兵糧為光武帝劉秀的統(tǒng)一大業(yè)提供了后盾。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重建漢政權，為紀念在路縣東擊破銅馬、五幡起義軍的戰(zhàn)績，將此地改稱“潞縣”，縣名取自流經此地的潞水（今北運河）。

定稱“潞縣”后，該區(qū)域樞紐地位持續(xù)強化，一度擢升為漁陽郡下轄的縣級治所，成為漢代控制東北邊疆的戰(zhàn)略支點。考古發(fā)現遺址范圍內東漢時期房址、水井、窯爐、墓葬等遺跡分布密集，出土文物數量與豐富程度居各歷史時期之冠，揭示出東漢潞縣作為邊疆重鎮(zhèn)所達到的社會規(guī)模和發(fā)展高度。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漁陽太守彭寵叛亂被平定，潞城在戰(zhàn)火中遭焚毀。《續(xù)漢書·五行志》記載：“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征。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余家，殺人。”經此劫難，縣治東遷至河北三河城子村，而郡治也遷回原址。明代的磚窯取土與民國時期的村民挖土，使地面城垣幾乎消失殆盡，至1959年僅余50米殘跡。這座曾經繁榮的漢代邊城，最終被深埋于北京通州的地下。

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前期考古勘探在通州區(qū)潞城鎮(zhèn)展開。當探鏟深入土層，考古人員有了驚世發(fā)現——地下埋藏著一座完整的漢代城址，這一發(fā)現立即震動考古界。

經過系統(tǒng)勘探，確認這座城址總占地面積達35萬平方米，整體呈方形，四面城墻基址基本閉合：北墻606米、西墻555米、南墻575米、東墻589米，城址深埋地下，城墻保存異常完好。

更令人驚喜的是，以城址為核心，周邊3公里范圍內分布著密集的墓葬群。考古人員清理出4000余座跨越戰(zhàn)國至明清的古代墓葬，最早可追溯到戰(zhàn)國晚期。

出土文物中，路縣故城城郊遺址區(qū)13號水井出土的一件肩部戳印“亭”字陶罐尤為珍貴。它與秦始皇推行的“市亭制度”直接相關，成為秦代在路縣設置行政管理機構的實物見證。這些出土陶罐表明，當時大都小邑均設有市亭機構，以管理手工業(yè)生產和銷售。陶器、漆器完成制作后，需經市亭檢驗合格，并加蓋帶有“市”“亭”字樣的印記，方可進入交易流通環(huán)節(jié)。而“市亭制度”可追溯到秦獻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為“市”，后隨秦統(tǒng)一推廣至各地。市亭制度與秦代推行郡縣制、統(tǒng)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措施同步進行，保證并促進了這些政策的推廣實施。

遺址區(qū)后屯655號墓出土的玉石串飾由天河石、滑石、紅玉髓珠飾組成，這些材質的珠飾多見于內蒙古、遼寧和吉林等地，成為先秦時期中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此外，胡各莊212號墓出土有西漢的甕棺，研究表明，甕棺葬主要見于燕文化區(qū)，并影響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地區(qū)，成為見證燕文化東漸和東亞海上絲綢之路形成過程的一種文化遺存。到了西漢晚期，漢王朝作為統(tǒng)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已經愈發(fā)成熟，漢文化在全國范圍內占有主導地位，甕棺葬逐漸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屯西漢墓群中，清理出一具女性人骨，其頭蓋骨上有一個橢圓形的穿孔，長30毫米，寬15毫米。該創(chuàng)口出現骨再生和骨愈合現象，根據愈合程度判斷，患者經過手術治療后存活了兩個月至數年時間。這表明，手術醫(yī)生在漢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屬于百工之一，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職業(yè)，這是目前北京地區(qū)發(fā)現最早的開顱手術實證。

考古見證平民生活之城

與眾多展示帝王將相遺跡的考古遺址不同，路縣故城堪稱是一座“百姓之城”。考古發(fā)現的不是宏偉宮殿與貴重陪葬品，而是普通漢代人的日常生活遺跡。譬如說，房址遺跡揭示出漢代路縣人的居住特點：房屋多為半地穴式，比當時地面低30-40厘米。這種類似窯洞的建筑形式，是北方少數民族的防寒智慧，反映了邊疆地區(qū)的生活特色。

在城址內北部，清理出明清、遼金和漢代的道路遺存各一條，它們層層疊壓，仿佛是一部立體的史書，記錄著不同時代的印記，其中漢代道路初步判斷為城內的南北向主干道。城外，在城墻基址外約25-30米處，環(huán)繞著城壕遺存，寬度約30米，南城壕遺存外還有一處大面積的漢代文化遺存。城內布局有序，有明顯的手工業(yè)區(qū)、冶鑄區(qū)、生活區(qū)等劃分，出土器物以兩漢時期的陶器、陶片、瓦片數量最多，這些生活遺跡與遺物，生動地展現了漢代路縣居民的生產生活場景。

在一些房址中，考古人員發(fā)現了整齊排列的大缸，內有碳化植物種子。檢測顯示含有小米、麻等成分，表明這里可能是漢代的榨油作坊。另一些缸壁上有深色碳化線痕，說明曾密集存放糧食。

最令人驚喜的是農作物的發(fā)現。2017年，在遺址“3區(qū)T1254”探方，考古人員發(fā)現一處約4平方米的黑色炭化地層。檢測結果顯示，這是中國已發(fā)掘緯度最高的戰(zhàn)國晚期水稻遺存，證實當時水稻已傳入北京地區(qū)。根據文獻記載，東漢(公元25—220年)漁陽郡守張堪在狐奴縣(位于今北京市順義區(qū))一帶推廣種植水稻，結合測年結果推斷，最晚至東漢初年，路縣故城遺址一帶已經有小規(guī)模水稻種植。

在路縣故城遺址出土了稻、黍、粟、小麥、大豆、紅豆和麻共7種農作物，與早期文獻記載的“五谷”相符，是長城沿線發(fā)現的最早五谷遺存。特別是水稻的發(fā)現，證明民族融合已深刻改變了北方飲食結構。水井群遺址更凸顯了先進的供水系統(tǒng)——累計清理出的200多座兩漢水井，構成北京地區(qū)首次發(fā)現并記錄的漢代井群。

城址周邊墓葬區(qū)出土新莽時期（公元9—23年）的貨布十分珍貴，布幣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流行于黃河流域，仿農具镈（bó）而制成。初期的布幣和鏟的形狀相似，首空可以納柄，稱為“空首布”。后來逐漸脫離原型，首亦變平，稱為“平首布”。王莽專權后，曾四次變更幣制，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鑄行二十八品寶貨，其中就有布貨十品。后北營129號墓出土的西漢銅錢，表明了漢代商業(yè)的繁榮發(fā)展。

墓葬文物構建起一部地方史

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配合原址展示、場景復原，完整展現西漢至東漢早期文化層、東漢時期文化層、魏晉隋唐時期文化層、遼金時期文化層、明清時期文化層、現代文化層，令人直觀感受到這座漢代古城的古與今。

值得一提的是，以路縣故城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徑范圍內，分布著大量戰(zhàn)國至明清時期的墓葬。2016年發(fā)掘的墓葬數量共計1146座，其中戰(zhàn)國-西漢墓葬163座、東漢-魏晉墓葬724座、唐墓89座、遼金墓葬29座、元代墓葬4座、明清墓葬138座。戰(zhàn)國-漢魏時期的墓葬數量最多，類型最為豐富，有土坑墓、磚室墓、甕棺葬、瓦室墓等。

兩座北朝墓M51和M56，分別出土了銘文磚。銘文中有明確的紀年，還有地名和人名。銘文將潞縣寫作“路縣”，可見這一舊稱在本地仍然流行了500多年。路縣故城城址周邊，出土有遼代仿木構磚室墓，墓室為圓形，棺床為折尺形，墓壁上保存有“磚雕影作”裝飾。墓門外側保存有較為完好的磚作門樓，墓室內出土有陶制明器（指古人下葬時帶入地下的隨葬器物）、銅錢等物。

城址以南出土唐代的艾演墓葬，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門、甬道和墓室組成，為青磚砌筑的圓形豎穴土壙磚室墓。由隨葬墓志可知，墓主人名為艾演，蘭陵人，任唐代幽州潞縣縣丞，卒于開成二年（公元837年）。

金代磚室壁畫墓，四壁殘留磚影作裝飾和壁畫。磚影作有桌椅、門窗、燈臺、建筑等。壁畫內容有婦人啟門圖、墓主夫婦宴飲圖、女仆點燈圖、男仆備馬圖等。墓室內還出土有定窯瓷器、陶制明器等物。東漢時期幽燕地區(qū)的漢墓形制多樣，這在路縣故城城址周邊發(fā)現的東漢墓得到驗證，東漢墓葬以磚室墓為主，分為單室、雙室和多室墓。用磚以素面青磚為主，部分鋪地磚或墻磚用花紋磚。

隨葬品中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增多，成為我們了解東漢社會的重要窗口。最具代表性的比如陶樓，是漢代人模仿現實中的樓閣景臺創(chuàng)造的明器，體現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觀念。陶樓可以用于象征墓主生前居所，或是營造現實中無法到達的靈魂居所，反映了當時“求仙神游”的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的是，路縣少見于歷史典籍文字記載，路縣居民卻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城址周邊，來自生產生活遺址區(qū)的實用器物和墓葬中的隨葬品，譬如陶耳杯、陶勺、陶狗、陶踏碓（duì）模型等出土文物，共同反映了路縣社會的基本面貌，勾勒出歷史文獻未曾觸及的路縣人形象，為我們描述了當時士、農、工、商不同階層的社會生活狀態(tài)。

此外，城址周邊，還有元代的鈞窯瓷碗、人物故事銅鏡、白底黑花瓷罐等文物出土。

這一系列重大發(fā)現像是一部部無言的史書，通過墓葬形制、隨葬品等，我們可以窺探不同時期人們的生活習俗、喪葬觀念以及社會經濟狀況，它們與路縣故城相互印證，共同構建起了一部完整的地方史。

跨界探索融合教育文化體驗

漢代以后，路縣故城歷經千年的歷史變遷，逐漸蛻變?yōu)榇筮\河畔的村落，依然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充分揭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底蘊，見證了北京延綿不絕的城市文脈。

如今，博物館基本陳列“千年之城——路縣故城遺址歷史文化展”，用289件（套）展品講述2200余年歷史。展廳內兩座原貌重現的墓室尤為珍貴：一座遼代磚室墓被整體拆解遷移，在展廳重組展示；一座金代壁畫墓通過全景掃描和遷移保護，配合多媒體技術生動呈現。

先民如何在北京通州區(qū)一帶筑城生息？一例顱骨竟然揭開了古代開顱術的醫(yī)學密碼？遼代磚室墓和金代壁畫墓訴說著哪些民族交融的往事？這里沒有帝王的恢弘陵寢，亦不見將相的顯赫功績，只有陶罐上的一枚“亭”字戳印、水井壁的一道繩痕、炭化稻谷中的一粒種子……這些普通漢代人的生活印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下靜靜訴說著兩千年未斷的文明傳承。

路縣故城遺址公園不僅保護歷史，更創(chuàng)新性地活化歷史。其以“考古+博物館+公園”的跨界探索，讓遺址保護區(qū)成為融合教育、游憩、文化體驗的活態(tài)空間。在博物館的“漢代文化會客廳”，游客可品嘗以出土陶鴨、瓦當為原型設計的糕點，在閱讀空間翻閱漢代典籍，選購特色文創(chuàng)。豐富多彩的文創(chuàng)產品，讓文物“活”了起來，讓公眾體驗到考古發(fā)掘過程。

完整保護一座漢代城市，這是北京文物保護工作史上的壯舉。從路縣故城到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這片土地歷經兩千多年的滄桑巨變，卻始終承載著城市發(fā)展的基因。它不僅是北京古都歷史的重要開篇，更是今天城市發(fā)展的深厚文化根基，讓我們在現代化的繁華中，依然能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感受到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傳承與變遷。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編輯/李喆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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